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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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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25日讯】

文革”中被“红色浪潮”席卷到大东北,看不见红油地板大瓦房,只有那盏小小的煤油灯,才真正伴着我们熬过那长长的冬夜。

干了一天的农活,户友们都沉沉的睡了。我围着大被,挑亮了小炕桌上的煤油灯。那是我一天中最宁静、最温馨、最充实的时刻,一日不落的记下了那陌生、艰苦的岁月。那是些生活原型的实录,没有感受,没有评论,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变成辫子被揪住成为祸根。最不会留下麻烦的是外语了,几天写上一遍,不能随着时间就饭吃,说不定以后会用上。没有生活用语,没有短文故事,都是“实用”的句子: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真是重复的遍数太多了,到现在还记着。

我想上学呀!这广阔天地,多大的课堂啊!学吧,随着季节的变换在换样。我想看书,可那些大毒草谁敢碰啊!再说,早都被“荡涤干净”了。偏是老天成全我吧,在农家二叔的烟笸箩里,我惊喜的看到了一本书,被他当抽烟纸撕得没了皮和底,但书脊上赫然印着三个字:红楼梦。我没敢表现出惊喜,在学校里,老师郑重的宣布这是本大毒草,要交出来焚烧。出于好奇,同学从哥哥那偷出来这本书,最要好的几个同学定的“攻守同盟”,偷偷的传着看,连家长都不许知道,那时候,哪家敢担“私藏大毒草”的罪名啊!于是,连宿的藏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囫囵吞枣的读下来。那年刚刚十五岁,语文老师又没教过文言文,说不上读得懂,但是我知道什么叫“美”呀!这年十八了,我真聪明。“二叔,我跟你学二人转,你把这破书给我吧!我给你找抽烟纸。”二叔唱起地方戏是如醉如痴,韵味很地道;我的嗓音好,有个肯捧的,这书没费劲就成了我的私有财产。其实,我在家里还有本私藏,那是从邻居老奶奶的火炉口里救下来的《聊斋志异》,没头没尾,页眉上印著书名。被窝里、手电下,惊魂伴着恶梦度过那一夜夜,还是上大学后,才知道是蒲松龄吓著了我。

那时候也饿,青黄不接的时候,但年轻,好挺。难捱的是现在的人无法感受的精神饥渴。

茫茫旷野中,夜夜可见那干打垒的西屋里昏昏的灯光。油灯熏黑了墙壁,熏黑了眼角、鼻眼儿。我还是挑的亮些,看着那黄黄的火苗在跳动;书啊,真是生命中跳动的光。《红楼梦》,我不知道他在历史中的地位,他的文学艺术价值,更不知道红学家们的评价;我只知道他使我不再饥渴。我抄下了所有的诗词曲赋,尽管没有头尾;我背下了那百多首曲赋诗词;我模仿着它们的格式韵律写生活,记日记,自我沉醉。

在那旷古的浩劫中,劳改营般的生活里,唯独煤油灯下映出人生岁月中的诗意。

上大学了,教授们讲解《红楼梦》,真是高深哪!站在政治的高度评析,从历史的眼光审视,满篇是封建迷信的内涵,残酷的阶级关系。我感觉人物变的冷血,诗词也不再醉人,“其中味”更是不解了。从那时起我不再喜欢《红楼梦》,那些诗词曲赋也渐渐淡出我的记忆。


知青下乡,两个任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思想,改天换地;再把知识传授给贫下中农,使他们有文化有思想。

在集体户里,感觉我算最识文断字了。那些农家大娘大婶们,想从城里给儿子踅摸个儿媳妇,据说彩礼钱要的少,就到户里唠闲嗑。最后的结论是一致的,“瞧瞧她,没事儿就捧著个字儿书挡着个脸,哪儿是个干活的人。”儿媳妇我是入选不上了,可要给社员上夜校就找到我了。那年月,运动多呀!今天批林、明天批孔,后天又批邓。林和邓在报纸上见过面,孔是谁?不认识。让批就得批,于是大家抄报纸,可是谁也没有我抄的好。于是我就代表了小队、代表了大队,接着又代表了公社,大会上批,小会上批,广播喇叭里直接批。那时也有点小疑问,这林和孔差两千多年呢,他们怎么串连的犯了一个罪?这个邓刚批倒,还没臭呢,怎么又站起来了,香起来了?别问,问了一定是个罪,其实连想一想都心里打颤的。

上夜校,算工分的,生产队点名报到。通场的大草房,就像电影里的大车店,一铺大炕靠北墙,西墙那面也连上。中间几根柱子支著大梁,每根柱子上都挂了盏大马灯。一进门,靠东边一块大木制黑板,两角上方各挂一盏马灯。灯捻挑得长长的,那是满屯子最大最亮的屋子。大炕上坐满了社员,男男女女都抽大蛤蟆烟,满屋烟雾缭绕,又辣又呛人。

我站在黑板前,开始讲课。黑板上大大的写了五个字:共产党宣言。记不得那是谁安排的,如此高深的大作,让我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讲,自己也觉著被高看了。我放开脆亮的嗓子,满怀情感的,像唱诗一样背着那最经典悍人的句子:“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游荡。”“幽灵?”烟雾中,大炕上一闪一亮的烟头开始晃动,嘈嘈杂杂的声音。“幽灵?” “什么是幽灵啊?”“嗨,这还不知道,鬼魂儿呗!”“鬼魂儿?可不是讲鬼故事吧?”“哈哈哈!”满炕笑声,红色烟头在上下跳动。我站在前边,懵了。什么是幽灵?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鬼魂?《聊斋志异》里可讲了不少,挺吓人的。幽灵真是鬼魂吗?这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总不能吓唬人吧!“闭嘴吧!瞎掐咕什么?什么鬼了魂了?那叫幽灵!”生产队长为我镇场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完了那堂夜校课,反正后边没什么可笑的了。

“昏昏”还是“昭昭”?那个年代,几人昭昭呢?马灯能有多大亮?都是昏昏的混过来的。

后来,我的书架上摆上了一本《圣经》,再后来,又奉上《转法轮》。欧洲,犹太,德国,纳粹,共产,历史是怎样一种安排呢?共产主义的幽灵——邪灵,与神同来一世,分清了吗?应该“昭昭”了。


那时候农村有句流行话:“集体户是毛主席的下眼皮。”于是我们终于住进了大瓦房。五间大瓦房,通亮的玻璃窗,村子里又送上了电,一百瓦的大灯泡换下了小煤油灯——亮堂。

时间长了,大男大女的,户里同学搞上了对象,今天你好了,明天他孬了,哭的、笑的,这下户里乱了套。我是户长啊,爹妈不在身边,家长们也有话托付给我,咋能看着不管呢?于是我找那个男生,和我中学一个班的,劝他别和那个女生搞对象。那年我二十岁,又嫩又傻,哪知道在情中的人有多痴,哪懂得对拆桥的人有多恨,就这样惹火上身了。

那个晚上,他俩不知怎么纠结了一些同学开了我的“批斗会”。崭新的大瓦房,通亮的电灯下,我被围在靠墙的桌子边,手指戳着我的鼻子尖,历数我当户长这三年的“罪过”,言辞激烈,句句是战斗的檄文。我不知道当时怎么那样的镇静,拿着笔在纸上记下了一桩桩“罪名”。这个批斗会的场面不大,才十几个人,还有溜边儿的,还有不吱声的。我亲历的第一场批斗会是在小学,我们的校长——全省著名的教育家,孩子们心中最敬重的老师,被反绑着双手,摁倒,跪在操场上,胸前挂着大牌子,铁丝拴在脖子上。一群高年级小学生,校长的学生们,拿着柳条、鞭子不住的往脸上、身上抽打,还逼她认罪。再后来就是游街示众,戴着纸糊的高帽,一车车,天天如此。再后来就是满墙的大字报,满街招展的红旗,满马路的广播车。还是见得多了,今天的“批斗会”小意思吧。

不知是哪个同学找来了生产队长,强行命令结束了这场“批斗会”。没有“定性”,没有“结论”,当晚我就被“解放”了。

也是当晚,我发高烧。没人敢过问,没人敢关照,不知道高烧多少度。躺在烧糊了的热炕头,盖了两床大被,还是冷得直碰牙,从心里往外冷。那几位开批斗会的主角,故意在我的头前下象棋,啪啪的砸子儿声,哈哈的大笑声,尖刻的讽刺声,撞着我的心。眼前烧的通红的,戴着红领巾,红旗下长大,我的同班同学啊!我真想哭,可哭什么呢?我的父亲不也是在他的同事们手下被迫害死的吗?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的后代,能让我当三年户长,已经是“恩深似海”了。努力的睁开眼睛,看着他们狂笑的脸,扭曲中藏着阴狠,我不敢再看,怎么不像我的同学呢?还是我烧糊涂了。

还是生产队长查明白了“批斗会”的起因,把他们训了一顿,此事就算了结。

几十年过去了,同学们再聚会,这灯下的记忆便成了一个个笑谈,“那年月,人都是精神病。”可谁为这些笑谈买单呢?幽灵操控的生命,灵魂能不扭曲吗?!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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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3:3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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