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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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5日訊】

「文革」中被「紅色浪潮」席捲到大東北,看不見紅油地板大瓦房,只有那盞小小的煤油燈,才真正伴著我們熬過那長長的冬夜。

幹了一天的農活,戶友們都沉沉的睡了。我圍著大被,挑亮了小炕桌上的煤油燈。那是我一天中最寧靜、最溫馨、最充實的時刻,一日不落的記下了那陌生、艱苦的歲月。那是些生活原型的實錄,沒有感受,沒有評論,因為說不定什麼時候會變成辮子被揪住成為禍根。最不會留下麻煩的是外語了,幾天寫上一遍,不能隨著時間就飯吃,說不定以後會用上。沒有生活用語,沒有短文故事,都是「實用」的句子:打倒美帝!打倒蘇修!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真是重複的遍數太多了,到現在還記著。

我想上學呀!這廣闊天地,多大的課堂啊!學吧,隨著季節的變換在換樣。我想看書,可那些大毒草誰敢碰啊!再說,早都被「蕩滌乾淨」了。偏是老天成全我吧,在農家二叔的煙笸籮裡,我驚喜的看到了一本書,被他當抽煙紙撕得沒了皮和底,但書脊上赫然印著三個字:紅樓夢。我沒敢表現出驚喜,在學校裡,老師鄭重的宣佈這是本大毒草,要交出來焚燒。出於好奇,同學從哥哥那偷出來這本書,最要好的幾個同學定的「攻守同盟」,偷偷的傳著看,連家長都不許知道,那時候,哪家敢擔「私藏大毒草」的罪名啊!於是,連宿的藏在被窩裡,打著手電,囫圇吞棗的讀下來。那年剛剛十五歲,語文老師又沒教過文言文,說不上讀得懂,但是我知道什麼叫「美」呀!這年十八了,我真聰明。「二叔,我跟你學二人轉,你把這破書給我吧!我給你找抽煙紙。」二叔唱起地方戲是如醉如癡,韻味很地道;我的嗓音好,有個肯捧的,這書沒費勁就成了我的私有財產。其實,我在家裏還有本私藏,那是從鄰居老奶奶的火爐口裡救下來的《聊齋誌異》,沒頭沒尾,頁眉上印著書名。被窩裡、手電下,驚魂伴著惡夢度過那一夜夜,還是上大學後,才知道是蒲松齡嚇著了我。

那時候也餓,青黃不接的時候,但年輕,好挺。難捱的是現在的人無法感受的精神飢渴。

茫茫曠野中,夜夜可見那干打壘的西屋裡昏昏的燈光。油燈燻黑了牆壁,燻黑了眼角、鼻眼兒。我還是挑的亮些,看著那黃黃的火苗在跳動;書啊,真是生命中跳動的光。《紅樓夢》,我不知道他在歷史中的地位,他的文學藝術價值,更不知道紅學家們的評價;我只知道他使我不再飢渴。我抄下了所有的詩詞曲賦,儘管沒有頭尾;我背下了那百多首曲賦詩詞;我模仿著它們的格式韻律寫生活,記日記,自我沉醉。

在那曠古的浩劫中,勞改營般的生活裡,唯獨煤油燈下映出人生歲月中的詩意。

上大學了,教授們講解《紅樓夢》,真是高深哪!站在政治的高度評析,從歷史的眼光審視,滿篇是封建迷信的內涵,殘酷的階級關係。我感覺人物變的冷血,詩詞也不再醉人,「其中味」更是不解了。從那時起我不再喜歡《紅樓夢》,那些詩詞曲賦也漸漸淡出我的記憶。


知青下鄉,兩個任務: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改造思想,改天換地;再把知識傳授給貧下中農,使他們有文化有思想。

在集體戶裡,感覺我算最識文斷字了。那些農家大娘大嬸們,想從城裡給兒子踅摸個兒媳婦,據說彩禮錢要的少,就到戶裡嘮閒嗑。最後的結論是一致的,「瞧瞧她,沒事兒就捧著個字兒書擋著個臉,哪兒是個幹活的人。」兒媳婦我是入選不上了,可要給社員上夜校就找到我了。那年月,運動多呀!今天批林、明天批孔,後天又批鄧。林和鄧在報紙上見過面,孔是誰?不認識。讓批就得批,於是大家抄報紙,可是誰也沒有我抄的好。於是我就代表了小隊、代表了大隊,接著又代表了公社,大會上批,小會上批,廣播喇叭裡直接批。那時也有點小疑問,這林和孔差兩千多年呢,他們怎麼串連的犯了一個罪?這個鄧剛批倒,還沒臭呢,怎麼又站起來了,香起來了?別問,問了一定是個罪,其實連想一想都心裏打顫的。

上夜校,算工分的,生產隊點名報到。通場的大草房,就像電影裡的大車店,一鋪大炕靠北牆,西牆那面也連上。中間幾根柱子支著大梁,每根柱子上都掛了盞大馬燈。一進門,靠東邊一塊大木製黑板,兩角上方各掛一盞馬燈。燈捻挑得長長的,那是滿屯子最大最亮的屋子。大炕上坐滿了社員,男男女女都抽大蛤蟆煙,滿屋煙霧繚繞,又辣又嗆人。

我站在黑板前,開始講課。黑板上大大的寫了五個字:共產黨宣言。記不得那是誰安排的,如此高深的大作,讓我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講,自己也覺著被高看了。我放開脆亮的嗓子,滿懷情感的,像唱詩一樣背著那最經典悍人的句子:「幽靈,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的上空遊蕩。」「幽靈?」煙霧中,大炕上一閃一亮的煙頭開始晃動,嘈嘈雜雜的聲音。「幽靈?」 「什麼是幽靈啊?」「嗨,這還不知道,鬼魂兒唄!」「鬼魂兒?可不是講鬼故事吧?」「哈哈哈!」滿炕笑聲,紅色煙頭在上下跳動。我站在前邊,懵了。什麼是幽靈?我也不知道?什麼是鬼魂?《聊齋誌異》裡可講了不少,挺嚇人的。幽靈真是鬼魂嗎?這偉大導師、偉大領袖總不能嚇唬人吧!「閉嘴吧!瞎掐咕什麼?什麼鬼了魂了?那叫幽靈!」生產隊長為我鎮場了。我也不知道怎麼講完了那堂夜校課,反正後邊沒什麼可笑的了。

「昏昏」還是「昭昭」?那個年代,幾人昭昭呢?馬燈能有多大亮?都是昏昏的混過來的。

後來,我的書架上擺上了一本《聖經》,再後來,又奉上《轉法輪》。歐洲,猶太,德國,納粹,共產,歷史是怎樣一種安排呢?共產主義的幽靈——邪靈,與神同來一世,分清了嗎?應該「昭昭」了。


那時候農村有句流行話:「集體戶是毛主席的下眼皮。」於是我們終於住進了大瓦房。五間大瓦房,通亮的玻璃窗,村子裡又送上了電,一百瓦的大燈泡換下了小煤油燈——亮堂。

時間長了,大男大女的,戶裡同學搞上了對象,今天你好了,明天他孬了,哭的、笑的,這下戶裡亂了套。我是戶長啊,爹媽不在身邊,家長們也有話托付給我,咋能看著不管呢?於是我找那個男生,和我中學一個班的,勸他別和那個女生搞對象。那年我二十歲,又嫩又傻,哪知道在情中的人有多癡,哪懂得對拆橋的人有多恨,就這樣惹火上身了。

那個晚上,他倆不知怎麼糾結了一些同學開了我的「批鬥會」。嶄新的大瓦房,通亮的電燈下,我被圍在靠牆的桌子邊,手指戳著我的鼻子尖,歷數我當戶長這三年的「罪過」,言辭激烈,句句是戰鬥的檄文。我不知道當時怎麼那樣的鎮靜,拿著筆在紙上記下了一樁樁「罪名」。這個批鬥會的場面不大,才十幾個人,還有溜邊兒的,還有不吱聲的。我親歷的第一場批鬥會是在小學,我們的校長——全省著名的教育家,孩子們心中最敬重的老師,被反綁著雙手,摁倒,跪在操場上,胸前掛著大牌子,鐵絲拴在脖子上。一群高年級小學生,校長的學生們,拿著柳條、鞭子不住的往臉上、身上抽打,還逼她認罪。再後來就是遊街示眾,戴著紙糊的高帽,一車車,天天如此。再後來就是滿牆的大字報,滿街招展的紅旗,滿馬路的廣播車。還是見得多了,今天的「批鬥會」小意思吧。

不知是哪個同學找來了生產隊長,強行命令結束了這場「批鬥會」。沒有「定性」,沒有「結論」,當晚我就被「解放」了。

也是當晚,我發高燒。沒人敢過問,沒人敢關照,不知道高燒多少度。躺在燒糊了的熱炕頭,蓋了兩床大被,還是冷得直碰牙,從心裏往外冷。那幾位開批鬥會的主角,故意在我的頭前下象棋,啪啪的砸子兒聲,哈哈的大笑聲,尖刻的諷刺聲,撞著我的心。眼前燒的通紅的,戴著紅領巾,紅旗下長大,我的同班同學啊!我真想哭,可哭什麼呢?我的父親不也是在他的同事們手下被迫害死的嗎?作為「可教育好的子女」「黑五類」的後代,能讓我當三年戶長,已經是「恩深似海」了。努力的睜開眼睛,看著他們狂笑的臉,扭曲中藏著陰狠,我不敢再看,怎麼不像我的同學呢?還是我燒糊塗了。

還是生產隊長查明白了「批鬥會」的起因,把他們訓了一頓,此事就算了結。

幾十年過去了,同學們再聚會,這燈下的記憶便成了一個個笑談,「那年月,人都是精神病。」可誰為這些笑談買單呢?幽靈操控的生命,靈魂能不扭曲嗎?!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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