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5日讯】文章摘要：在他劝严守一的话里，我们听出了这个社会人妖颠倒的意思，张小柱这么说：“这个世上，没有叛徒，都是人；也没有人，都是叛徒，看叫谁干啥？”我以为，这个忠厚老实的农民的一句话，“点”了道德底线被突破后虚伪社会之“死穴”。
（四）人妖颠倒的世界
如果我要借用卡夫卡的话来描述《手机》一剧所要表现的社会，那么，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挂着错误的旗帜航行，没有一个字名符其实”（卡夫卡《误人的世界》）。“有一说一”不是名符其实，主持人严守一也不是名符其实，就连他的哥哥——严守礼实际是一个说谎上瘾的人，一点也不“守礼”。观察此兄弟俩，可以说是：哥哥不“守礼”，弟弟不“守一”。至于说到严守一离婚后由前妻所生的骨肉——严实，也是名不符实的，在吃了毒奶粉而住进了医院时，记者追问严守一：“听说严实是您的儿子，是吗？”此时，严实的事就“捂”不“严实”了！严守一得子的消息在媒体上给全面曝光了，和他热恋中的沈雪，通过看电视才知道他有儿子的秘密，当头吃了一棒，立刻放弃了他，嫁给了一个用手势而不用口的节目主持人。
正因为这样，我以为《手机》给我们展示的社会现实表面上看是，说说笑笑，实际上是“一切太残酷”（主题歌词）；它的残酷性不是要吃人的肉，或者把人生吞活剥，而是要从精神上把人拖跨，人“所以装作麻木”是人经不起拖。既然是这样，人对生活的感觉就好像结了痂，“所谓痛苦，所谓幸福，所谓一刻的满足；所谓错误，所谓弥补，所谓成熟与不成熟；所谓宽恕，所谓领悟，所谓对现实认输”（主题歌词）都无所谓了，人只知道自己如行尸走肉一般的活着，而活的意义是什么？还有讨论的必要吗？“有一说一”是想要讨论“一切”问题的，可“一切”问题的意义和价值都在讨论范围之外啊！
《手机》虽然反映的是目前的社会现实，但是，它实事上是以30年“改革开放”为一个阶段的，所以，当我们通过剧里的人物发现，“改革”迫使人变型，人越来越没有“人样”时，它就不再是光明的使者，而成为“从天上降下来的夜幕”。戏的作者和编导没有刻意去写于文娟的缺点，但是她脆弱多疑，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再加上她，为了做好名人的妻子，而刻意地讨好奶奶的行为也不是没有用心的。和严守一离婚后，对奶奶还如前一样的好，固然有几分真情，但真情中寓于着可以把严守一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奶奶此一条线拽了回来的动机——难道就没有吗？就这样，于文娟作为妻子和费墨的夫人李燕比较起来，那要强出10倍了。李燕也是名人费墨教授的妻子，但是她不靠谱，和严守礼农村的娘儿们一样，动不动就挠丈夫的脸，以至于严守礼在严家庄见到来访费墨第一面时，就一眼瞧出了费墨脖子的挠伤；为了和费墨套近乎，他把教授领到村外，偷偷地用土方子给他治伤。
严守礼的妻子，在剧中被称“嫂子”的女人，不守礼仪，奶奶叫她给快要“老”的牛三斤他爹送水饺，她在半路上把水饺吞到自己肚子里去了；李燕给费墨熬的草药，她都偷喝，最后肚子痛。于是，一个不靠谱的媳妇配着一个不着调的丈夫——就是《手机》里的鸳鸯配。
就如费墨教授说的“鸟多了粪多，女人多了事多”的道理一样。《手机》还特意安排了牛三斤的媳妇吕桂花给丈夫打电话一节故事，是要告诉人们吕桂花思念丈夫的苦楚，以表现过去时代夫妻相爱的情愫。无独有偶，“有一说一”节目组在编排时，一种开玩笑的方式无意间弄了一出非常流行的歌曲。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吕桂花决定和牛三斤离婚，走到北京的街头上时竟然听到了街头歌手唱“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的歌。后来，牛三斤在走到北京来寻找吕桂花时，没有见到吕桂花前也已经听到“牛三斤——”的歌，于是，“改革开放前”那一段历史就被阴差阳错地安排到《手机》的戏里了。这里一个特别的表现手法是，原本诚实善良的吕桂花在“有一说一”节目录制现场却矢口否认她打电话的实事，弄得严守一下不了台。这就是说，在生活中，吕桂花可以有一说一，在电视中，她却有一说二。表面看，吕桂花是有理由这样作，因为她决定和牛三斤离婚，不想用过去给牛三斤打电话的行为勾起她对牛的旧情，但是，更深一层的解释是，人一上电视，就得说谎，不说谎也不由人。就如同严守一在剧里重复了“一千遍”的话那样：“现在是白天，我们必须说成是晚上……”。
就由上述这一条思路，我在解读《手机》时，就想揣摩一下编导的本意，我虽然不可以对此作出肯定性的解读，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它不像其它剧那样地为“改革”唱赞歌，可是，它也不是故意的“缺德”，而是合盘地端出一些人物和实事，让观众们自己去评判。这样一说，它在创作上打破了一种道德评判的模式，尽量地贴近生活现实是难能可贵的。只就严守一这个主角来说，是改革的政策把他变成了“搞艺术的”“人精”，而“在北京搞艺术，又是人精中的人精”。一句话，他是改革的赢家，但是，他的失败，又证明他是改革的“叛徒”。所以，在剧的后面，他和张小柱有关“叛徒”的一段议论可以说是本剧画龙点睛的一笔。
和李太白喝醉了酒可以写出好诗的传说一样，“叛徒论”的这一节特别安排在严守一醉酒时说出就不足为奇。话题是，少年时代的白石头（严守一）和那时的其他儿童一样，都很顽皮。有一次，他同好伙伴张小柱一起去偷西瓜，当时张小柱给跑掉了，他被抓住了；在看瓜人的追问下，白石头出卖了张小柱，“当了一回叛徒”。就为此，白石头心里一直指责自己，直到在电视台下岗前，才有机会向张小柱道了歉，可 说是一个迟到的道歉；可忠厚老实的张小柱无论在过去或者现在，一点都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在他劝严守一的话里，我们听出了这个社会人妖颠倒的意思，张小柱这么说：“这个世上，没有叛徒，都是人；也没有人，都是叛徒，看叫谁干啥？”我以为，这个忠厚老实的农民的一句话，“点”了道德底线被突破后虚伪社会之“死穴”。
（五）憋屈的活着的人们
在眼下中国最时兴的“歌功颂德”式的作品中，人物都是“茁壮成长”的，所以被歌颂的人物即使有缺点，那也是为其“克服”而设计的，但是《手机》不是这样，活在《手机》中的人物大都是歪七扭八地成长着，几乎每一个人都感觉“活得憋屈”， 全剧人物里，除了奶奶和张小柱两个人外，所有的人都感觉“心里憋屈”。
剧里的严守一“活的壮实”（奶奶语），以至于成为“人精中的人精”，应该说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可是《手机》一 部戏就是讲他活得憋屈的历史，如果我们对于他此前的成功历史——即没有出镜的那一段历史作一种勾画的话，那么，一个“偷瓜的，当了大名人”的发迹史，就可以被整理出来。其实，故事明明白白告诉人们，严守一“小时候爱动不爱说”是一个言语木讷的孩子，谁知道他以后竟成为“拿说话当饭吃的”人呢？因此，在严家庄的人们的回忆中，不光是奶奶如此说，所有的人都对白石头“不爱说话”保持着深刻的印象，桂花嫂也罢，张小柱也罢，都把过去的白石头和现在的严守一联系不起来。可见，这个大明星的发迹史里好像隐藏着不易被人揭破的秘密。
但是，对于理解一部复杂的影视作品，我们如果善于解读的话，是可以寻找出蛛丝马迹的。费墨教授对严守一有一句评价：“农民出身，小富即安，没有革命精神”。 据此，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分析《手机》人物的架构，即人物都被圈在了一个卸载了革命的圈子里。因此，没有出镜的那一段大明星发迹史，被安排在一个革命被卸载了的时代里。结果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回到了革命前的时代。值得强调的是，这里的结论是我整理出来的，读者们可能怀疑它不是编导的本意？
我认为它是编导的本意，不是凭空而说的，是根据编导对于剧中人物普遍“认命”的剧情设计判断的。因此，就命来讲，一个小时候“不爱说话”的人，变成为中年时代一个“太会说话”的明星，是“命里注定的事情”。所以，他的哥哥严守礼对此的看法是“要怪就怪命吧！”如果说严守礼是一个农民，他的话代表不了《手机》里的市民，那么，那位把严守一培养成为明星的薛总，在离任前所说的一番话，则很中肯：“无论人或节目，都有它的命运”。是“命运”的轮子在《手机》里轮转，就使得《手机》里的人物显得有血有肉。
可和故意的贩卖宿命论的作品不同，《手机》里的人物之命和人物的理想却是矛盾的，或者冲突的。白石头从小有三个理想：第一是当厨子；第二是“去戏班子里敲梆子”；第三是当“乡村教师”，哪想到以后当了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呢？众所周知，在白石头生活的严家庄时，农村人那时还不知道电视为何物，怎么想到他后来成为“在电视里说话”的人呢？
如果说我们对于“憋屈活着”的人物们的理解是简单化的，认为所有的人和吕桂花一 样，事事都不顺心，那就低估了《手机》的价值，事实上，《手机》里的严守一虽然“憋屈的活着”，可是，他的生活却充满着令人羡慕的光环，不但风光，而且很火，他每走一处，都被粉丝们包围，不是叫他签名，就是要看上他一眼，即使这样，他仍然深深地陷于孤独之中；其所陷之深，以至于任何人都拉他不出。他说了那么多的话，赢得了“全国人民”（革命时代，这是专对毛泽东的词，在《手机》中多次用在严守一身上）的喜欢，可他自己却找不到一个能够说掏心窝子话的人。检阅全剧，费墨是一个例外，可是就这个人，在剧中也干了一档子“叛变”的事情，背着他去搞什么名人讲座，对于“有一说一”来讲，这无异“釜底抽薪”。
严守一在走红之际，一张脸好比是国家名片，给人一种尊贵的印象，可它偏偏是段总手里的一个玩偶。平时，段总拉拢他，说他是“知音”，但在关键深刻段总把他当猴耍。在“有一说一”节目暂停的时间里，段总答应给他安排差事，结果让他到一个推销化妆品节目的广告里充当模特，如果说他被正儿八经地使用了化妆品，也许不“残酷”，人们看到的明星脸会更漂亮一些，剧里的台词里不是说“名人都爱装”吗？ 可谁能够想到他被画了个阴阳脸，这阴阳脸如果是戏剧里的单一人物脸，也没有什么难堪的，但化妆完毕，人们看到的是半个京剧人物脸谱，丑不丑，净不净，是一个典型的怪物脸，以至于奶奶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脸后竟然晕倒在炕上了……。
脸——对于明星的他来说，是如此的尊贵，而段总在“毁”它时，竟然是如此的“残酷”。在“全国人民面前”，他被人毁容了！
作为名人妻子的于文娟，活得更“憋屈”了。她找了一个太会说话的丈夫，但是，在家里她听不到他说话。有一次她抱怨丈夫：“我听你说话，得在电视上”。他丈夫也承认如此。有一次，费墨向严守一说起了自己和李燕吵架的烦恼，严守一甚至羡慕他们两口子吵架，费墨问：“怎么？你们也吵架了？”他回答：“我们俩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根本就不吵架。”言下之意，想吵也吵不起来！可见，于文娟跟“现实中是一个闷人的”丈夫过日子，能不累吗？
对严守一作为主角“活得憋屈”的解读，还得牵扯到剧里的其他人物，比如费墨也活得累，和女研究生吃一顿饭，就得与严守一两个人合起来给李燕设局：严守一的手机让费墨接，费墨的手机让严守一接，以至于研究生当着他俩的面说：“二位老师，你们活得太囧了！”可是，李燕何尝不活得囧呢？他自己作为教授的老婆，“活守了5年寡”，为了摆脱寂寞，上网交友时，竟遇上了大骗子，若不是女研究生出手相救，她就得破财和失身……，生活于都市的人物尚且如此，农村的人就更惨了。牛三斤为自己戴了一辈子绿帽子而耿耿于怀，他的媳妇吕桂花则为一辈子都没有嫁给“郑 知青”而追悔不及，女儿牛彩云则是在父母不停的战争中长大，是一个“命薄，心高”的孩子。说到光棍路之信，“没有钱才寒碜呢？”以至于人过半生，还把找媳妇当成为奋斗目标。
全剧中只有一个人活得不憋屈，她就是严守一的奶奶。奶奶是一个知命、认命的人，也是剧里唯一的一个不想着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他要了严守一这么一个孝顺的宝贝孙子，在孙子大红大紫的时候，没有想着去沾孙子的光，一直住在自己的老屋里，向村头的老槐树一样的把根深深地扎严家庄的土壤里，一步也不移动。所以她活得“壮实”。高龄的她，身子骨硬朗，是《手机》镜头里中出现的唯一的一位“下地干活”的农民。她在干活时，她的宝贝孙子黑砖头在一旁指手画脚的套着法给北京要钱，奶奶答应了他后，他亲了她一口，说完“奶奶伟大”后就一溜烟地跑了，此时的奶奶弯下腰，一个劲地锄地……。
她好像是一只老母鸡，刨一把，吃一把。一个人过，不感孤独，自作自吃不感觉寒碜，高龄下地干活不感辛苦。所以，在全剧中，她是唯一的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一个真正的“有一说一”的人，也真正地实践了“做人要厚道”的理儿。正因为这样，她那在北京的孙子才把“一辈子都守着奶奶”当成一种理想。
（六）没有露面的党
在中国今天和过去的所有歌功颂德式的作品中，党都是由有皮有面的人代表着，其身份不是党委书记，就是纪检书记或者党委常委，而《手机》中，这一档人物完全隐形了，观众看不见他们的存在。《手机》全剧里没有共产党员的出镜，人物之中没有一个是 “书记”，当然，也没有一次党的会议，所有负责人都是行政职务，会议也都是行政会议。剧里的段总是领导，可是他的职务和党却不对口。所以，这个拿“娱乐圈”说事的《手机》给人是要形成这样的印象：中国“娱乐圈”的自由化程度已经和西方自由社会里的差不多，是由圈内之人操纵的，共产党的领导好像已经退出了娱乐圈。《手机》的确是说了这样事的。
可是呢？我们对于已经说出来的事作进一步的推敲，我却发现事里面有戏，什么戏呢？原来，共产党是坐黑台的，它不露面，却暗中决定一切。在第1集里，薛总“紧急”召见严守一和费墨，告诉他退的信息，对接替他的段大可作了这样的介绍：“接替我的人是段大可，改良派。他原来在集团负责科技处技术开发，搞节目不怎么懂。他来了，我就担心有一说一的命运”。在这里，如果我们看电视不是光是看热闹，而且也看门道，那么？我问：是谁把段大可这个“搞节目不怎么懂”的人派来了呢？“不怎么懂”就是外行；让“外行来领导内行”——不就是毛泽东给共产党立下的家法吗？埋在《手机》一部剧里的那个不可见的“家法”就这 样地被我给刨出来了。段大可是党“紧急”派来的，这和胡锦涛用“空降”的方式外派党的高级干部的模式出入一辙。
“文艺界的人都不靠谱”——这是费墨夫人李燕的名言，依着它，我们发现了段大可更“不靠谱”。他在向“有一说一”栏目组介绍自己时，尽打官 腔：“我干起工作来，必须得身先士卒，必须深入才行”。咋一听，他是一位实干家；“除了领导外，我还有一个身份——‘诗人’”，“天天写诗，日日发表。”嘿！又是一位诗人。由实干家人们可以联系起邓小平；由诗人，人们可以联系起毛泽东，一个兼有毛、邓本事的领导，谁还敢不服从呢？可见，段大可——就是共产党的坯子。
从上述话里，我们听出了段总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至于他无耻到什么程度？下面我接着说。他为了表现自己诗人的水平，剧组急着要讨论节目时，他贩卖自己的诗——《太空之鹰》。念完后，在没有等到掌声时，他不觉尴尬地问：“怎么样？”蔡导用挖苦的口气说：“你这只‘鹰’和高尔基的‘海燕’绝对有一拼”，他听不出讽刺的意思，厚颜无耻地补充：“我和高尔基差一点点”。 诸位：这个不着调的“诗人”就是这样的评价自己，所以，当严守一在说“你的诗可以当语文课教材”时，他那得意的样子就像三伏天吃了雪糕似的。这仅仅是段总的无耻吗？非也，现在的中国大小领导们，谁个不是诗人呢？江泽民、李肇星、温家宝这些政治明星都是大诗人啊！李鹏、邓小平等人虽不是诗人，但是作家，什么《文集》、《日记》一本又一本的出，不都是中国的“宝书”吗？马克思曾经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手机》就是一个“跳蚤成群”的社会。
《手机》没有丑化段大可的意思，它只是刻画，甚至是照着官场的典型模子刻画，可以说到了惟妙惟肖的程度。他既然是诗人，说话的手势就应该是舞台式，于是，一个翘着指头说话的大男人就可以取得戏剧舞台上“旦”的表演效果。进一步地分析，我们就发现，段大可不是“不懂节目”，而是他对节目的懂法有自己的一套：收视率决定一切！这样，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段总就领了时代的风骚，以至于台上的人被他弄得服服贴贴，没有一个人敢跟他叫板。于是，毛泽东制定的“外行领导内行”的共产党家法被执行得天衣无缝。
在《手机》中，如严守一、费墨这样的名人和“社会精英”都被绯闻绑得死死的，不得自由，而段总却没有绯闻，虽然他瞧任何一个女人的眼神都色迷迷的，但谁可以评价人的眼神呢？若不是剧里有着画龙点睛的一笔，段总——这个超级色狼的本质谁也看不清啊（伪装和隐蔽的技术何等高超）！
严守一和于文娟婚姻告吹后，靠上了艺术学校的老师沈雪。一次，他去艺术学校，闲谈中，沈雪告诉他，艺术学校的女学生每到晚上成群结队的出入娱乐场所，成为高官和大款们过夜的玩偶。宝马车时常在学校出出进进，又接又送，正说话时，一辆宝马开来了，严守一躲在暗处，向车内瞧了一眼，嘿，顿时傻眼了：“那不是段总吗？”一转眼功夫，五、六位女学生向皮球一样的从车上跳了下来，段总做了个拜拜的手势，一溜烟地开车走了。
这个在电视台掌握着一大批节目和人的命运的人物，原来是一个皮条客。和街头的皮条客比起来，他阔绰得多了，他是给京城里的高官们拉皮条的，难怪他作为一个“不懂”业务的外行，竟然在内行的人堆里飞扬跋扈，他后台硬啊！在剧中，一个群众演员，只要导演或副导演瞅准了，就一下子可以成为明星，火了起来。和牛彩云在一起作群众演员的李百刚就是例子。看来，段总就是官场的李百刚，只要有人瞅准他，他就可以平步青云。
一个不着调的人，因着后台硬而变成领导——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头，最可怕的是他一旦坐上了领导的交椅，没有人可以搬倒他，即使他犯了天大的错误。段总在“有一说一”节目选秀的黑幕被严守一和伍月揭发后，他没有任何的胆怯，反而向严、伍发出威胁，最终把他俩赶出电视台——这一切又说明了什么？不就是后台 吗？在选秀的这一档子事上，严守一、伍月作为揭破了黑幕的人，反而成为失败者，最终都给自我“放逐”了……，伍月去了南方，严守一到了爱沙尼亚，诚如主题歌所言：“一切太残酷”！
要理解《手机》里“一切太残酷”的主题，得需要研究费墨的“狼羊论”。在36集戏里，前20集里的段总对于严守一都是笑脸拉拢，一再用“知己”的话和严套近乎，正如他自我表白“从不摆谱”。我的问题是：他作为严的顶头上司，有个必要吗？回答是：“绝对有！”
《手机》里的人物故事虽然以“有一说一”展开，但是，你研究全剧，除了奶奶和张小柱外，所有人都心口不一，因此，《手机》中的人物是“套子里的人”，伪装是 绝对需要的。在戏里，段总绝对是一个狼，但不是张牙舞爪的狼，而是一个“批羊皮 的狼”，用费墨的话讲，这样的狼更危险。“狼装成了羊，为的是好吃羊，所以，狼未必是狼。”“羊要不被狼吃，就装成狼，所以，羊未必是羊……结果，羊越来越不像羊了，也不吃素了，想吃狼……”此论推至极端处，无非是说，动物的社会也是有秩序的，而人的社会“一”（“道德底线”）的失守，造成了“一切都太残酷”的现实。@
（未完待续）
原载《自由圣火》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