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7日讯】刚刚结束中国之行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带回了大额订单的同时，亦带回了一件来自中国的生日礼物：一尊鎏金仿皮囊舞马衔杯纹银壶仿制品。据说，舞马衔杯纹银壶是唐代金银器中的经典之作，而默克尔收到的虽说是仿制品，却也是工艺精湛，市场售价至少在100欧元。
按理说，既然是送给默克尔的私人礼物，默克尔理当拥有。但是根据德国《联邦政府官员法》规定，政府官员收礼是违法行为，价值超过15欧元的礼品或酬劳必须申报、上交；据说政府官员每年所收礼物不得超过300欧元。身为联邦总理的默克尔自然要以身作则。默克尔回国已经有几天了，想必这尊银壶此刻已经报备在案。
许多中国人闻此一定觉得德国政府真是小题大做，不就是一件礼物吗？要是中国官员，早就理直气壮地拿回家了，还申报什么？
别说，德国政府小题大做的地方还真不少，特别在如何支出方面，就连默克尔也不可以随意而为，必须依照规定而行。比如，虽然默克尔可以随时使用公务车辆，但依照规定，她的出行目的不同，为其买单的部门也不同，而她个人所缴纳的款项比例也不尽相同。默克尔的住所离总理府并不太远，但就是从家坐车去总理府的费用也要被精确的计算，据说她每个月每公里路程所缴纳的费用最多为车辆价格的0.03%。
而如果默克尔想出去渡假，出于安全考虑，她需要乘坐政府专机。但她的丈夫如果想一同乘坐的话，必须自己支付昂贵的费用。前任总理施罗德就是因为承担不了这一费用而不得不和家人分开旅行：他一个人免费搭乘政府专机，而他的妻子、女儿则乘坐便宜的航班前往，妻子和女儿的保镖亦与他们搭乘同一架飞机，但他们的机票钱则是由纳税人来支付。
既然对身为总理的默克尔都如此严苛，对于政府其他官员当然也不例外。每个政府官员的工资对账单都要经过联邦审计局的认真核实，一旦发现问题，这个官员的政治生命也就终结了。比如，2009年大选前夕，德国前卫生部长乌拉‧施密特就因为动用公家车去西班牙渡假而被曝光。在为自己辩解时，这位女部长竟然表示：“这是我应得的。”就因为这句话，她彻底告别了政坛。还有德国前经济部部长于尔根‧默勒曼，1993年，因被揭发使用官方信笺向各超市推销其亲戚生产的购货手推车而被迫辞职，并丢掉了党内一切职务。曾任下萨克森州州长的比登科普夫，由于因私使用政府招待所并与妻子在购物时享用了商家提供的过于优惠的价格而被迫于2002年4月下台。
公款出行、公款出游、公款消费，甚至接受他人的馈赠，这些在中国早已习以为常的事情，却在德国被严厉地禁止。而那些胆敢越雷池的官员，哪怕只是很微不足道的“借光”，也会最终毁了自己。
不仅德国如此，在美国、英国、新西兰、丹麦、瑞典、芬兰等许多西方民主国家都在立法中要求所有公职人员不得接受任何馈赠和捐赠，并被要求申报财产。
像英国法律就规定：大臣收到价值超过140英镑的礼物必须上报，但可以选择支付价值超出140英镑的部分，买下礼物。而且，英国1883年就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
美国《道德改革法》和《联邦政府组织与雇员法》也规定，公职人员一次不得接受价值超过20美元的礼品，一年内从一个人处接受的礼品不得超过50美元。美国《廉政法》规定政府有关官员必须填写包括家庭成员在内的财产和收入申报单。申报单可供新闻机构和公众查阅。
大概正是在法律的严格规定下，在政府的“小题大做”下，西方国家官员的腐败才极为有限，而且那些腐败的官员与中国官员的腐败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
说到中国官员的腐败，中国人无不恨之入骨。因为在中国的法律中，根本没有什么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公众既无法知晓官员的财产情况，当然更无法知晓收受礼物的情况。缺乏监督的中共官员，贪污起来，比的只是谁的胆子更大。如今中国大陆是遍地贪腐，民众怨声载道。
大概中共政府也意识到了不反腐不行，因此出台了不少反腐政策。就在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内中有领导干部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年度规定所列出的财产家庭状况。但就是这样一份并不打算公开的财产申报制度，却引起了中共大多数官员的反对。
为何在中国推行财产申报制度如此困难？为何中国的官员们如此有恃无恐地贪污？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制度上的不同吧。虽然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但西方民主国家老百姓在制度的保障下，有着监督其官员的权力，而且是理直气壮；而在一党专制下的中国老百姓，虽说名义上有着监督官员的权力，但却根本无法实行。官大于法，权大于法，就是中国的现状。因此，制度上若不发生改变，像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小题大做”也就不要奢望在中国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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