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15日讯】 [一] 马列主义是产生独裁和专治的根本原因
纵观近代历史,所有信奉马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和一党专政、家族权力世袭、兄弟权力衔接、父辈子辈权力移交等独裁、专治、腐畋现象紧密相联。这是因为，马列倡导的社会管理模式，是所谓的民主集中制,而在实践过程中,民主又往往流于形式,或者连形式也不具有,留下的只是权力的高度集中,集中到几个人甚至是一个人的手中。又由于马列不主张三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立，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因而，它是产生独裁和专治的根本原因。
苏联奉行马列主义，很快便产生了一个新沙皇、新暴君—斯大林。他不但以革命的名义，屠杀、饿死上千万的地主、资本家、集体农庄的农民,还集体屠杀几万名波兰士兵。他疑神疑鬼，诛杀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党内领导，搞极权主义。他组织御用文人，用文学出版、歌曲创作等文艺手段，颂扬自己，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
当苏联把马列输送到中国后，随即也产生了一个新皇帝—毛泽东。他步斯大林之后尘，在土地革命时期，不但用“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的方式，抢夺地主、富农的财产，还用屠杀的方式，从肉体上消灭了几百万所谓的地主阶级。在他执政的二十七年中，被他杀死、饿死的总人数，比起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统计证明，在包括“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运动中，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八千万之多，比起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死亡两千多万人的数字，要高出三倍。在国内饿殍遍野的惨况下，他依然坚持出口粮食和农副产品，用外汇换取军需物资。在人民吃不饱饭，甚至出现饿死人的惨况下，他却投入大量资金，研发原子弹、氢弹，以扬其所谓的“国威”。七十年代初，他也学苏联输出革命的套路，向柬埔寨输出革命，扶持、建立了以波尔布特、乔申潘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使这个只有六百万人口的小国，在短短几年中，被杀戮的生命高达两百万之多。为此，国际法庭以“反人类罪”追究了柬共的刑事责任。他也有斯大林那样的神经质，对与他共事的党内领导，包括军内领导，疑神疑鬼，总觉得每天都有人想搞政变，想夺他的权。他自己先后定下的三个接班人（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不是被他打倒，就是被他弄死。所谓的十大开国元帅、十大将、甚至连举世闻名的、在井冈山与他会师的朱德元帅，也不被他信任。临死前，他还设想，让他的侄子毛远新接他的班，做党中央主席；他的老婆江青做国家主席。满清皇帝外出有行宫，他也有，而且多达六十一处。他外出巡视时，坐的是专机、专列。在他乘坐专机、专列时，国内的航线、列车的运行图都要因他而改变，以保证他个人的绝对安全。他也豢养一批御用文人，用写文章、编戏曲、唱颂歌等方式，为他个人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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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斯大林、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只是一些特例，不能证明马列就一定是产生独裁和专治的原因，那么，我们不妨用被东欧人民推翻的、所有前共产党领导人的情况，来作一个补充证明：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因独裁、专治、腐败、暴戾而引发群众抗议，一天之内双双被判处死刑并当场执行；前波兰、东德、匈牙利等国的领导人因独裁、滥用职权等罪行被起诉；前阿尔巴尼亚等国领导人虽巳去世，但由于其生前犯有独裁、专治等罪行，被迁出烈士陵园；有的独裁者，连遗骸都被人当垃圾扔掉，至今没有着落。他们生前为自己树立的铜像被人推倒，当废铜烂铁处理。他们那些曾经飞扬拔扈的妻儿，不是因贪污腐败被定罪、就是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起诉。
如果连同斯大林、毛泽东和前东欧所有共产国家领导人的表现，还不足以证明马列主义是产生独裁、专治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还可以从金日成、金正日、金增恩祖孙三代世袭政权、在朝鲜活活饿死三百万平民的前提下，金家王朝一面向中国、韩国、甚至美国求援,一面却穷兵黩武、建造原子弹，以圆其“强盛大国”之梦，以及中美洲的古巴共产党总书记卡斯特罗，在连续掌权五十余年，年逾八十有五，身染重病，且不能进行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表面上宣布放弃权力，但却把权力交给他七十九岁的弟弟的事例，来进一步证明，马列主义是产生独裁和专治的根本原因。
[二]
马列主义是摧残中华文明，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
两千年来,孔夫子一直被国人尊崇为民族的文化鼻祖、至高无上的“圣人”，但在“文革”期间，却是被毛泽东和中共重点批判、打倒的对象。那时，全国所有的“孔庙”、“文庙”，几乎全都被砸烂。孔孟所宣扬的“和为贵”、“忠孝节义”、“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等立国树人的哲理,在“文革”中，却被“造反有理”、“阶级斗争”等马列主义理论所取代，因而出现了儿女斗父母、学生打老师、亲戚、邻里、同事之间相互猜忌、相互揭发、相互斗争等一系列违反人伦的恐怖事件。如果不是马列主义毒害中国，我们中华民族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等传统美德会遭到如此破坏吗？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民族，之所以能代代相传、绵延至今，不仅是因为我们民族生活在这片地广物茂的国土，也不仅是因为我们民族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还因为我们民族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化和道德的传承。老庄思想、孔孟之道,这些被深嵌在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精神食粮，是我们民族世世代代推崇的道德标准，维系着我们民族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避免了中华民族内部的互相残杀、自生自灭。中国本土的道教、儒教，与非本土的佛教、回教、基督教，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对促进社会和谐、纯净民俗民风起到良好的作用。
可是，当九十年前的苏联（共产国际）把马列主义这个“幽灵”送到中国后，中华民族就陷入到无穷无尽的灾难之中：
—一九四九年之前，国共内战时期，在““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等马列主义理论的蛊惑下，中国发生了人与人之间互相内斗、互相残杀的现象，连同被杀的地主、富农、国共双方战死的军人等（都是自己的同胞），少说也有千万计。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的二十七间，在毛泽东“阶级斗争”、“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继续革命”、“防修反修”等马列理论的鼓动下，全国大搞政治运动，连同被杀死的、被饿死的、走投无路而选择自杀的，总数不下八千万。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提出，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俗称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经济改革，拒绝政治改革，造成表面上经济飙升，但改革成果却被少数极权利益集团所攫取，贫富差距加大，人民怨声载道。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邓小平将军队调往天安门广场，用坦克和机枪，镇压以和平方式举行抗议、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要求惩治腐败、要求惩治官倒的爱国学生运动，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血案。
—一九八九年，江泽民执政后，拉帮结派、营私舞弊、扩大腐败、买官卖官、镇压良民（法轮功）。整个中国，包括在传统上被尊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被尊为白衣天使的医生，都“一切向钱看”，说假话、卖假货、坑、蒙、拐、骗等丑陋现象蔚然成风。中华民族陷入严重的道德沦丧，整个民族成了金钱的奴隶。
[三]
政治改革是解决独裁、专治、腐败和社会对立的唯一途径
二零零二年，胡锦涛执政后，全国人民曾寄希望于他进行政治改革，但人民的希望终成失望，因为直到他快要卸任的今天，也没有一点触及政治改革的意念和行动。他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实并不科学，因为一党独大，一党专政，不实行多党竞选、权力垄断、立法司法都在党的操控之下，如此这般的制度设计，本身就不科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不科学，何谈发展？这样的制度产生腐败合情合理，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不产生腐败才会让人迷惑不解。胡锦涛倡导的“和谐社会”，仅是他个人的美好愿望，和实际状况相差甚远。你能设想，下岗人员能和日进斗金的贪官污吏和谐相处？你能设想，失房失地的平民百姓能和心狠手辣的不法官商和谐相处？你能设想，辛苦劳作、收入微薄的普通民工能和一掷千金的大款老板们和谐相处？你能设想，工农子弟能和“我爸是李刚”、“我爸是李双江”的官二代、现代版的八旗子弟和谐相处？
就胡锦涛、温家宝，包括习近平、李克强个人的品行而言，民间对他们的评价，没有太多的诟病，但这并不能改变人们对于共产党整体腐败的评价。蒋介石在大陆执政期间，仅就他个人而言，他信奉基督，生活简朴，教子严格，不贪不腐，甚至连烟酒也不沾,但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贪污腐败、民怨沸腾，最后丧失了执政权，被迫将政权转移到台湾。可见，只凭个人一己之力，不从制度上进行改革，便很难杜绝腐败的源泉,不可能赢得人心，而丧失人心，则必然丧失政权。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各共产政权的垮台，不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目前的中国，表面上歌舞升平，实际上暗流涌动，内忧大于外患。这一点，中共的领导们比谁都清楚，仅从中共用于维稳的经费，竟然超过国防经费这一现象便可证明。面对如此的严峻局面，中共高层中的少数领导者（如温家宝总理），曾多次呼吁进行政治改革，然而，中共最高层的其它领导，要么装聋作哑，要么充耳不闻，更有甚者,把前苏联和东欧人民所抛弃的马列主义当着宝贝，组织姚文元式的笔杆子,在其掌控的宣传机器上,大放厥词,影射温家宝，真是可笑可恶。
马列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是否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否如毛泽东所鼓吹的那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个问题，不是靠理论家的注解，也不靠演说家的宣传，而要靠社会实践才能作出判断。如果说，三十年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命题的大讨论，曾经为人们打破思想笼牢寻找到一把精神钥匙，那么，这一命题，对于三十年后今天的中国，对于中共不敢触及的政治改革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管用！
中共以“神舟”上天、“天宫”绕月、“国民生产总值位列世界第二”等所谓的成就，来标榜自己的政绩，似乎不必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照样可以繁荣昌盛。其实，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要反问一句，难道这些成就，是专治、腐败带来的结果？或者说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是一个适应专治腐败，甚至喜爱专治、腐败的民族？抑或说，没有专治、腐败，就没有强大的中国？腐败官员不但无罪，反而大大的有功？！如果用这种思维方式来判断是非，那么，中共应该为前德国的大独裁者希特勒平反，因为二战时期，德国的科技、军事、国民生产总值都名列世界前茅。
中共以政治改革会造成动乱为由，拒绝政治改革，但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在中国台湾执政的国民党，于一九八五年，在蒋经国先生的领导下，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政治改革，废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开放了党禁、报禁。台湾一夜之间新成立的大、小政党多达百余个，不同观点的报刊多达几百种，台湾不但没有乱，还跻身于亚洲经济四小龙。中共先前的政治老师、“苏联老大哥”，于一九九一年抛弃马列，走上民主道路后，由于制度过渡需要一个适应期，经济上曾一度出现过滞长甚至倒退，中共便将俄罗斯的这一短暂现象作为政治教材，作为中国不能进行政治改革的理由，但俄罗斯至二零一零年，人均收入达一万四千至二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八万至十三万元，是政治改革前的五到六倍。俄罗斯大、小政党几百个，各种不同观点的民办报刊有几百种，社会秩序并未引发混乱，中共为什么不将这些真实的情况告诉中国人民呢？为了表彰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改革方面出的巨大贡献，俄罗斯政府分别于二零零一年、二零一零年将“最高金质奖”和“俄罗斯最高荣誉勋章”，授予了这两位既是前总统、同时也是带头退党的“共产党的叛徒”。在俄罗斯人民的心目中，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不但不是叛徒，而且还是永垂史册的民族英雄、俄罗斯人民骄傲的儿子。
中共以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为由，拒绝政治改革，但这种说法能成立吗？什么是政治，按照中山先生的解释：“政治就是关乎大家的事”，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经济和政治从来就很难分割，如同一个健全人，用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中共一方面在经济上搞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一方面抱着专治极权的马列主义不放，使这种改革成了畸型儿；使各级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轻而易举地将全民改革的成果，转化为个人的财富；使贫富之间出现了天壤之别的差距。社会上出现的源源不断的上访潮，每年出现的几万起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正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带来的恶果吗？
中共以中国国民素质差为由，拒绝政治改革，但这种说法不能使人信服。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让人民选举、成立联合政府等多项政治主张，而一九四五年当下，全国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初中生便可纳入知识份子范畴，全民素质不可谓不低，但毛泽东并未因此而废止民主的主张，怎么过了近七十年，到了全国普及义务教肓九年制的今天，中国人的素质反而下降了，不能搞民主选举了，不能搞多党联合执政了，这能说得通吗？
中共以国家大、人囗多、情况复杂为由，拒绝政治改革，但这种说法同样没有道理。印度人口与中国相差无几 各种宗教名目繁多且信仰分歧，甚至对立，但并未妨碍人民应有的选举权。印度也有腐败现象，但人民有权上街游行，用抗议、示威、甚至绝食的多种方式，迫使政府制定法律，并在实行法律的过程中，对腐败分子依法惩治，绝不敢口是心非、忽悠人民。
中国政治改革的条件巳经成熟。从外部看，俄罗斯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引发动乱，反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民选政府受到人民的拥护，政局稳定；从内部看，除了有台湾的经验外，大陆内部的大多数人，从知识份子到普通民众，人心思改，人心思变。中共高层的有识之士，应该与时俱进,抛弃患得患失的杂念，勇敢地挑起政治改革的重担，摒弃诒害中华的马列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融入世界民主潮流,只有这样，才能根除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生活中时常出现的官民对立现象，创建名副其实的和谐社会。
中华民族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中华民族的另一位蒋经国先生，迟早会出现,也一定会出现,他们的名字将永载史册，万古留芳！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