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2月26日讯】欧元区的危机，在各国频频峰会之后，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迹象；而它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深化和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总裁拉加德警告说，全球经济前景惨淡，没有任何国家能从欧债危机中独善其身。拉加德不是危言耸听，她独特的地位，让她对各国的状况有深入的了解，她不需要对任何政府的权力担心，也不需要对任何元首负责，所以她的观点，最能说明世界经济整体的严重性。拉加德指出，各国如果依然坚持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将无可避免地再次袭来。从中美贸易对峙到其他国家的哀怨，世界各国所走的路，也恰恰是在坚持贸易保护主义。
欧元危机不是欧洲的事
欧元危机显然不仅仅是欧洲人的事，美国、日本和中国的经济，都与之有深刻的联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英国历史学家西蒙．夏玛（SimonSchama）说，不管这个世界的人们喜欢不喜欢，全人类现在都搅和在一起了；从历史上看，全人类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宿命。地球虽然物质环境恶化，但从美国、中国到希腊、德国，从银行家、打工仔到股票、债券持有者，我们全都被绑在一起了。人们没办法不去管别人、帮别人；让任何一个人在水里沉没，其他人也游得不会好。
夏玛认为，美国对欧洲共同体的可能崩裂，必须保持关注，美国的命运与欧洲息息相关。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欧洲各国就必须在让出部分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在贸易和经济的损益方面放弃零和（zero-sum）游戏的观念。夏玛发现，150年前的法国小说家雨果（VictorHugo）与二战后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都描述了人们应该远离战场，而在市场上用贸易来争战的景象，各国应保持各自独立的特质和个性，形成一个欧洲大家庭式的整体。雨果笔下的这个欧洲大家庭，叫“欧洲联邦共和国”，因为君主立宪制下的各国王室无法停止长年不休的战争。
危机产生的异同
比较欧元区的危机与中国目前的危机，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和根本的差异。欧洲国家遇到的问题，包括各自为政、债台高筑、有统一货币但没有统一财政。各国之间的差别，比如德国、英国等经济强国和南欧诸国之间的差别，体现在前者发达的金融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和精密制造业，映衬着后者相对落后的各项产业。中国地区间的差别，也有相似之处。北京、上海及沿海省分的发达，与内陆省分的落后，差别也在于其金融、服务、高科技和制造业水平的高低不同。虽然中国近年来修了许多铁路、公路和机场，但交通和物流的进步，并没有像美国四十年代那样，大修高速公路带来经济上的融合和地区差异的减低。区域内经济的不平衡，在欧洲有自由贸易的体制和欧盟各国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优势来弥补；但在中国，虽然国内贸易可以自由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则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限制，包括户口、交通、农民工子弟的教育、社会福利缺失等令人遗憾的制约因素。
美国前总统里根正确的说过，政府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政府总是要显得他们比较忙碌、在做什么事情，不然政敌和在野党会大肆攻击。其实，政府改朝换代之后政策的改变，往往是回归经济的自然规律，纠正以前人为错误的影响。世人怎样才能走出这场经济危机呢？新经济增长点、持续的时间、持续的衰退、贸易战甚至真正的战争，都是以往人类走出危机和衰退的办法。这次经济危机，也不会例外。
危机解决的异同
欧元区危机不管多么严重，时间可以解决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管政客们做什么姿态、采取什么措施，最终解决欧元危机，还是要靠经济逐渐复苏、债务逐渐清偿之后，信用恢复、信心增强，然后消弭赤字、改善财政损益表。中国的危机让人挠头的是，时间不可以解决它，时间之神也不站在中共领导人这一边。相反的，时间拖得越长，中国经济危机的强度会越大，因为红朝既得利益集团的刮取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均会继续加大。所以，“等待”和“时间”在解决中国经济危机方面，不是一个选项。因为中共政权等不及，中国百姓等不及，经济学中“看不见的手”也等不及。
欧洲大一统的梦想，恐怕与欧洲文明史一样长，雨果笔下的想像，只是人们看到的近代记录。欧洲是在政治上没有统一的时候，也就是政治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走上了经济整合的路，包括货币的联盟。也就是说，欧洲人经济整合在先，政治架构滞后。在这一点上，与中国的状况非常相像。中国在没有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开放的舆论监督、私有产权保护等政治要素，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经济上的开放在不公平的竞争中滥觞，从而导致了权贵肆无忌惮的掠夺，也导致了今天的危机。按中国民众经洗脑后所习惯的说法，就是“经济基础”突破了“上层建筑”的范畴，两者现在是不相适应的了。
准确的说，“欧元危机”是“危机”，“中国危机”不是“危机”而是“危急”。危机者，危难中有转机；危急者，危难中更紧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适应，解决的办法，要么改变经济模式，要么改变政治制度，二者必居其一，才能取得新的平衡。在欧洲，这意味着统一的财政部或政治联合，或欧元解体；在中国，这意味着共产党要么放权、要么让利。当然人们明白，中共两个都不肯放，这也恰恰是解决中国经济危机的致命障碍。广东陆丰乌坎村事件，有深刻的宣示意义。陆丰本是中共起家之地，现在是“反革命”起义的发源地，真是饶有趣味，它也许象征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的自我调节，已经开始了。◇
本文转自255期【新纪元周刊】“商管智慧”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57/1023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