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4月29日讯】那天读到一本养花爱好者爱看的书叫《盆栽艺术》，它是台湾梁悦美教授编著的。梁教授早在1980年就任台北盆景协会会长，自1985年以后，她先后在国立台湾大学、师范大学、美国西亚图太平洋大学、美国南区大学、台湾文化大学等学府任教，教授盆景艺术，她的艺作在1990年就已获奖，其盆景佳作多次在国外展出，她先后被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国聘请讲学和作客座教授，她是一个有真才实学阅历丰富的人类文化文明精神的传播者。
《盆栽艺术》这本书是她劳动智慧的结晶，她用这本书作讲义，在世界各地传播真、善、美。这本精装书无论从内容还是出版制作上可以说堪称世界一流水平。书的内容翔实，图文并茂。那一张张优雅的盆景，盆栽照片，令人爱不释手，大开眼界。这本300多页的巨着极其诗性画意，内容丰富，但文简意赅，此书内容涵盖了盆栽和盆景艺术的所有知识、技术和技能，语言精炼，文字表达准确，亳无俗套而具有新见，即使让外行人看过一遍也会得到美学和精神文明的洗礼，启悟人们灵魂升华，启迪人们热爱大自然，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热爱创造，热爱生活。
看着这本书，我不由进入了沉思，想起了一个人，他是中国花卉爱好者的一位先导，一位文人，一位宁死不屈的故人，他是一位为中国文化和盆景艺术献身的人。也是中共的党文化迫害死的人。他就是周瘦鹃先生。
提到这位故人，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他是何人，在此不妨多费点笔墨对这位老好人作个简要介绍。
周瘦鹃先生是中国江苏省吴县人 ，生干1895年殒于1968年。在中国大陆新文学运动以前他是个文人，他的作品和译作多是写风花雪月鸳鸯蝴蝶之类的事，被人推祟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他以着、译、编为职业，在文坛活跃了近半个世纪，他的文风朴实无华，清秀自然。在“九一八”日本侵华以后便隐居苏州，终日莳花弄草，成为一名园艺家。
1935年他在苏州自购土地，自建园林，因他特别爱紫罗兰，因此把自家园林命名为“紫兰小筑”又名“紫罗兰庵”。在此以前他主编的杂志也以紫罗兰命名，他的作品集有《紫罗兰集》《紫罗兰外集》《紫罗兰庵小品》《紫罗兰芽》等等。周先生购地建园后，在园内种植各种奇花异草，过起了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他在花园中单辟一区，专门种植紫罗兰（非洲紫罗兰）倍加关照。
1950年以后他出版了《花前琐记》《拈花记》《花语》等书，这些散文集都是谈养花经验的。笔者还记得他曾出过一本盆景书，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条件这本书印制的得简陋，用32开白报纸印刷，插画有黑白照片，也有手工绘图，简直无法与今日的出版物相比，但其内容却是翔实的、珍贵的，是他多年园艺实践的结晶。
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把这位老人给毁了。文革中他被红卫兵揪斗批判，污灭他“玩物丧志”把他打成“牛鬼蛇神”，在那个年代凡是养花弄草爱惜花木者均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成为罪人，周先生的书画、诗文那是他一辈子辛勤劳动的结果呀。可是都被红卫兵抄家抄走流失掉了或者被销毁了，他的“紫罗兰庵”花园被夷为废墟，一个73岁的老知识份子，他怎能经得起这种凌辱和折磨，常言道“士可杀而不可辱”，他和著名作家老舍一样，选择了宁死不屈，在1968年7月18日在他的“紫罗兰庵”投井自尽了。
回忆了周瘦鹃先生的不幸遭遇，我脑海里又浮现出文化大革命的疯狂，那一场场恐怖景象，想起本人保存的周先生著作也被红卫兵抄家抄走而不知去向，又想起了笔者家父和中国未代皇帝溥仪在那个年月的共同遭遇。
笔者的家父是一位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老人，他年青时，在冯玉祥所属的董振堂部下当骑兵时，参加过孙中山发起的辛亥革命，在日本侵略中国后，他因为组织抗日救国武装而被汪精卫伪政权逮捕入狱，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他在彭德怀和罗瑞卿手下任职，卢山会议彭德怀被毛泽东罢官，家父受到株连，彭被软禁到北京西山下种地，家父有自知之明，便托病离职休养，不再在军中服务，他到位于北京香山南路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找他的老战友田裕民，当时田在那里当主任，父亲说他要到这里种菜养花，以安度晚年。父亲的这个朋友很照顾他，在植物园盖的一排平房中给了他一个单间，在水泥地上搭了一张木板床，拿来点简单用具，就把他安置下来。当时植物研究所的一些研究员也常来植物园劳作，由于父亲心地善良平易近人，他与园内的工人、研究人员同住，同吃食堂，同在一起劳动，所有大家对父亲很尊重，称呼他“X老”。后来未代皇帝溥仪在大赦后，从长春监狱放出来，被安置到北京植物园，他同家父一样有一个单间，位同一排平房，田主任让家父在生活上多照顾他，因为这个未代皇帝对于外面世界的生活方式还不熟习，生活上还不能自理，比如当时正值“困难时期”，人民的生活必需品都凭票限量供应，溥仪饭量比较大，可是每个人每一个月只能给30斤粮食定量，一个月才几两肉，家父因和他一起劳动，一起到食堂买饭，到吃饭时家父就帮他计划用饭票，到外边商店去买日用品时也陪他一起去，日久天长两人成了朋友，那时他们一起在蔬菜组（科研实验田）参加劳动。由于家父工资级别轻高，困难时期又享受特别食品补助卷，为了改善生活，家父也请溥仪到北京城里家中吃饭，溥仪写《我的前半生》回亿录，请家父给以指导，并且参入了溥仪与李淑贤成立家庭的活动，他们结婚后也请父亲共同吃过饭，这些本来是人之常情，是生活琐事，但是到文化大革命一来，都成了他们“相互勾结”的罪证，两人被整的死去活来。
家父在植物园时，因是老战友和田主任也来往密切，无话不谈。文化大革命来了，田主任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家父也被指控是“走资派的后台”、“高参”。溥仪文革中受到冲击，家父也被红卫兵批斗，打成“封建皇帝的保护伞”，后来溥仪补抓走关“牛棚”，送别处劳动改造，实父也被从植物园赶回了在北京城里的家中。再后来文革进一步深化，刘少奇、罗瑞卿等都被“打倒”了，有的原来与家父一起共过事的省部级干部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成了批斗对象，家父又莫名其妙的被造反派网罗罪名抓走，逼他参加一个个的批斗会，把他推上台陪斗，造反派抄了我们的家，也把父亲的身体给折磨垮了，植物园被造反派夺了权，植物园也就停办了。那年月岂止一个北京植物园，就是全国几乎所有的科研单位（除军工以外）几乎都瘫痪了，那时我到北京植物园，看到那熟悉的一栋栋温室暖房无人管理，看到那些枯死冻死的奇花异草真是心酸。文革以前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黎大爵曾送给我一本他编写出版的家庭养花书，文革中这本书连同我多年潜心收集购买的三十年代石版印刷的京剧脸谱、剧本等统统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销毁了，那年月就连中南海内的原来的花坛都改种了玉米和向日葵，岂能容老百姓拈花弄草，真是叫人不可思义。这场天灾人祸让我们这一代人终生难忘。
我渐渐地从那恶梦般的回忆中清醒过来，目光回到了我眼前梁教授的这本书上来，看到梁教授的优异成果真很高兴。记得在文革后，我到北京护国寺西侧的一个夹道般的小胡同里看望一位年轻人，他叫刘天明，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是北京盆景协会的秘书长，还是什么“官衔”我记不清了，我以前认识他的父亲，是一位老花匠，喜好盆景，我见到天明时，他父亲已经不在世了。八十年代离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可是这位园艺家的后人仍旧住在他父亲留下来的一栋破烂不堪的祖屋内，那屋子与其说是住宅不如说是一个花房，除了那张睡人的床外，室内几乎所有的空间包括床底下都被盆景和养花工具占据了，想起那场景，再看看梁教授书内她的创作空间，她的工业环境，也使我感慨万分，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太可怜了，既使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在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能有发展前途吗？！梁教授是在台湾民主政权的自由社会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园艺家，看了她的这本书真是令人欣慰，中国的盆景艺术后继有人，梁教授真的是传播中华文化的天使，她的成就真是可喜可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