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3月18日讯】（本文转自266期【新纪元周刊】“专题新闻”栏目，共三篇文章。
# 中共内斗延烧到香港 文 ◎ 吴雪儿
# 香港政制沿革 文 ◎ 许海青
# 曾荫权贪腐触动港民核心价值 文 ◎ 吴雪儿）
3月25日是香港特首选举日，为香港回归后第三届特首选举。
这次选举一直风风雨雨不断。候选人的连串丑闻，更无独有偶在王立军事件后陆续出现，特首曾荫权更在此际被揭涉嫌贪污，这些纷扰乱象的背后，鬼影暗现，反映出中共派系内斗正在扩大加剧。
中共内斗延烧到香港
文 ◎ 吴雪儿
香港第三届特首选举在即，去年开始候选人名单已经引发不少揣测。前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曾经被认为是候选人之一；政务司司长唐英年于去年9月28日正式宣布辞职，考虑参选特首；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于去年10月3日正式离任。另外，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宣布参选特首。最后尘埃落定为唐、梁、何。一般认为，唐英年属江系势力，梁振英背后则有习近平派系支持。不过，两名所谓亲中候选人之间的丑闻大战，近日却愈演愈烈。
特首选举丑闻大战
去年10月，唐英年被揭婚外情。今年2月15日，唐英年被揭僭建丑闻，其于九龙塘约道七号大宅地底、总面积逾2400平方呎的僭建“王宫”图被曝光。唐英年的大宅于翌日更一度被记者包围。
此外，2月8日特区政府发出新闻稿，披露梁振英于2001年担任西九龙填海区概念规划比赛评审期间，没有申报与他有关连的公司参赛一事，被外界质疑有利益冲突之嫌。
丑闻甚至继续扩大，祸及现任特首曾荫权。2月21日，曾荫权被媒体踢爆于2月17日到澳门私人休假及扫墓，住宿友人的游艇，并在游艇上用餐。曾否认报章所指在船上享用午餐、晚膳或名贵食品。
另外，他又被指在2月休假时搭乘重庆富商张松桥的私人飞机到泰国普吉岛度假。接着又被踢爆透过深圳富商黄楚标的关系，以三年租金仅240万人民币租下深圳东海花园一个豪华单位作退休用途。租金还不足抵销300万元人民币的装修费，令人怀疑是以“超笋价”租用。
此后，曾荫权又被揭露于美国总商会前主席詹康信的屯门酒窖私藏逾千支红酒，价值200万元红酒来历不明，该批红酒有不少疑点，包括当中多少是私人馈赠，最贵的酒价值是多少，谁人馈赠及有否申报等！
北京内斗战火延烧香港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说，中共内部斗争一直存在，但从最近香港特首选举乱象，可以看到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已散发到香港，反映中共内部权斗失控。
他说，除了说内地斗争模式引入香港之外，其实也可以看到香港的政圈和内地政圈的关系网是很复杂的，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是一种很大的冲击的：“现在不单只是一个小圈子选举，或是一个钦点的问题，而是内地不同的派系，它们的利益和关系网扩散到香港。……对香港将来的发展会有更大的负面影响。”
疑国安局提供黑材料
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也观察到自从王立军事件发生后，香港的特首选举越来越多的丑闻出现。他说：“我不认为是香港传媒做的，应该是国安局做的。如果国安局的丑闻可以互相扔来扔去的话，也表示了中共的介入已非一般的介入，而是两个集团趁王立军引起的危机在香港争夺，所以香港特首的争夺是反映了中共内斗的加剧。如果曾荫权的丑闻都可以陆续爆出来，也就表示支持曾荫权的派系（廖辉派系，也即江派）没有办法制止局面，所以整个派系斗争是失了控。”
梁国雄认为，王立军事件反映中共内部已经失控。也可以看到习近平上台也不会有任何新的东西带进来。
对于梁、唐两人背后的支持派系、背景及政治人脉完全不同，熟悉香港事务的时事评论员凌锋在接受海外台采访时分析说，哪派支持谁很难分得清，因为中共都是黑箱作业的。但从很多报导及过去的一些蛛丝马迹来看，的确是江泽民的一派支持唐英年的：“因为他的家族唐翔千49年以前是江南无锡那一带很大的纺织商，1949年逃避共产党到香港，所以等于是香港很出名的一些有钱的商人。”
上海帮和团派帮衬自己人
他认为，江泽民和唐翔千都是江苏人，所以这点上算是所谓大同乡。所以彼此地勾结就更加紧密无间，更有很多说法指唐翔千等于是江泽民的世侄。所以从这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唐英年的后台很可能就是江泽民。
至于梁振英背后的支持派系，凌锋说，虽然似乎北京方面不是太愿意，但是据说梁振英奋不顾身来参与选举系因他是地下党员，中共也曾经很重用他。但是他的背景跟唐英年不一样，人家都认为他很阴险，手段毒辣。但是因为他发表一些很同情贫苦人士的论调，所以名望就逐渐升高，甚至后来超越唐英年。“他敢这样做，人家也都猜他必然有后台。否则的话，北京会对他不客气的。现在也就越来越明显看到似乎他得到胡锦涛共青团派的支持。因为中共现在两派在斗争，胡锦涛当然也不希望香港特首是江泽民的人，当然也希望自己的人能够出来。”
据《苹果日报》报导，有亲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访美归国后，习近平已为特首选举大混战做出决定。消息人士“预测”，民望持续高涨的梁振英，在第一轮投票可获得700多票，唐英年只200多票，何俊仁100多票，梁振英可以顺利当选。
消息人士指出，中央最终选择放弃唐英年，除因他在处理僭建问题上弄得一塌糊涂尽失民意外，唐在习近平上月14日外访未及回国之际，即抢先报名，之后唐营再企图以投白票要挟中央，令习和中央十分不满。
薄熙来有意整习近平
有美国官员指出，王立军到美领馆事件中，向领馆提供了最高层权斗的很多资料。其中一名官员说，王立军掌握的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情况极其珍贵，涉及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还有薄熙来这些强硬派如何想整垮习近平，不让他顺利接班。
3月8日，薄熙来在重庆开放日，缺席人大会。随后，重庆市委新闻发言人称，不清楚薄熙来为何没参加会议。他同时表示，薄的身体“绝对没有问题”。翌日上午9时，举行的重庆团开放日上，薄熙来解释说，因为“身体不适”所以没参加8日上午的人大会。
在中共内斗仍然未明朗化的情况下，特首大位到底鹿死谁手，抑或是会流选，仍然是未知之数。香港特首选举背后的中共操控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今届出现的乱象，正是中共内斗的投影。◇
本文转自266期【新纪元周刊】“专题新闻”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68/105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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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制沿革
文 ◎ 许海青
香港，熠熠发亮的“东方明珠”，百年来以独具的政经优势，展现华丽的风情。
回顾所来路，香港的政制已然走过一页页沧桑，而今，在北京的掌握下，香港全民普选的愿望，却不知将被推延到何年何月？
香港原本只是珠江口的小岛屿，因特殊的政经优势，自清朝末年起，即在现代历史上扮演了抢眼的角色。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战败，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龙半岛南部也割让给英国；而地域占全港面积92％的新界，即九龙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新界地域，以及235个岛屿，自1898年起租借给英国，为期99年。
自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以来，此起彼落的政治斗争运动、大跃进大炼钢等引致的大饥荒，导致起码八千万人非自然死亡，大批欲逃避血腥及白色恐怖的人，选择向南逃亡到香港。新界租约在1997年期满，随着该年逐渐接近，香港人对前途开始越来越感担忧。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2年9月访问北京，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会晤，之后，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的前途问题正式展开谈判。
中英谈判在1984年9月结束，两国代表团的团长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英两国在1984年12月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并于1985年5月予以批准。
根据《联合声明》，中英双方同意香港在1997年7月1月回归中国，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特区）。北京政府保证香港现行的经济、社会、法律、行政及司法制度跨越1997年，维持50年不变。
但香港回归仅短短十余年，“一国两制”不变的承诺逐渐成为空谈，香港的新闻自由、学术自由等不断被侵蚀。而港人极力争取的立法会及行政长官一人一票直选产生，也一再被拒绝。
胎死腹中的“杨慕琦计划”
香港在殖民地时期，即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曾出现多次政治制度改革，对香港的整体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945年8月，香港日治时期结束，香港被英国接管。1946年5月，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复职。为争取香港市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支持，杨慕琦爵士于同年8月28日发表一份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责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务”。
同年，杨慕琦爵士开始针对方案向市民进行咨询，并于同年10月正式推出建议书，史称“杨慕琦计划”。计划内容主要是建立一个由民选议员组成的香港市议会。构想中的市议会最初可负责管理消防、康乐场地、车辆牌照和市政局，到日后情况许可的话，更可以管理教育、社会福利和公共建设，甚至于公共事业。
由于各界未能就市议会职能达成一致意见，以致方案迟迟未能落实。而即使香港华人可在方案取得利益，但当时香港人对政治并不热衷，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也对该计划提出异议。故到1947年5月，杨慕琦任满离职，有关计划并未得到英国和香港的广泛支持而夭折。
在同年7月25日接任港督的葛量洪爵士上任后，中国正值国共内战，其后中国共产党政权在1949年统治中国，两件事都触发大批难民在战后涌入香港。当时英国当局愿意给予香港华人拥有民主，只是香港华人主动不要和提出异议，同时葛量洪认为香港人要求或需要的只是“稳定的环境”、“合宜的税率”和“公正的司法”，香港人只注重工作和赚钱，而且不会真正的了解民主，因此由一班“专家”治理香港更显合适。故此葛量洪爵士认为当时香港人并没有政治改革的诉求。 1950年中英建交，中国向英国表示，中国政府短期内都不会急于收回香港，英国当局遂认为香港没有急切需要成立市议会或政治改革的动机。
二战后，香港人总人口急遽增加，港英当局认为维持香港社会稳定较政治改革更为有迫切性。基于当时香港与邻近地区局势不稳定，东亚又爆发韩战，英国担忧国共两党互相派人渗透香港，影响英国在港统治，于是“杨慕琦计划”再度被拖延。至1952年10月，英国及港英两地政府同时宣布“香港不会推行大规模的政制改革”。之后的二十多年，香港政治制度一直维持现状。
88年立法局直选夭折
直到80年代初，随着《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于1997年届满，香港前途问题迫在眉睫；香港政府为了安定民心、以及增加谈判筹码，所以积极研究代议政制在香港的发展，从而使更多香港人可以参与香港的管治。
1982年，香港的民主进程迈进一步。是年，香港首次举行区议会选举。全港18个区议会三分之一的议员共132人，由选举产生。
1984年7月18日，香港政府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这是首份有关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的咨询文件。文中作出具体建议，包括建议1985年的香港立法局选举，当中24名议员分别由选举团和功能组别间接选出，每类各选12名。这个建议最终落实。此前，所有立法局议员全部都是由政府委任的。
70年代，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在香港推行代议政制的概念，让市民有参政的权利。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对香港的监控也开始逐渐放宽，使香港政府有着更大的权力，例如政府财政自主、港元汇率自主等。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京，香港前途谈判正式展开。经过23轮谈判，中英在1984年12月签定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简称《中英联合声明》）。
1985年香港立法局间接选举完满成功，因此香港政府在1987年5月出版《1987年代议政制发展检讨绿皮书》，咨询公众对1988年在立法局推行直接选举的意见，并成立民意汇集处收集和整理市民的意见，同时进行两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约70％市民反对在1988年在立法局推行直选，30％则支持。虽然这个结果被很多人士所质疑，但最终1988年立法局并没有推行直选。
六四刺激港人民主渴求
1989年5月，行政立法两局的非官守议员就香港民主改革的步伐达成共识，要求立法局的直选议席在1991年占全局议席的三分之一（即20个），1995 年增至一半，而到2003年，全部议席均由直选产生。此一政制模式称为“两局共识方案”。1989年6月，中国发生六四屠城事件，刺激香港市民对加快民主发展步伐的渴求。
伦敦与北京政府在1990年1至2月间，就香港政制发展问题进行会谈。经过多轮会谈，英方同意将立法局在1991年的直选议席限定为18个，而中方则同意在1997年将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的直选议席增加至20个。
1991年9月，香港举行首次立法局直接选举，18名议员由地方选区选出，21名议员由功能组别间接选出。至于其余21名议员，则包括3名当然官守议员及18名委任议员。
彭定康政改方案引北京暴怒
1992年，彭定康接任港督，在首份施政报告上提出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彭定康提出的政改方案，包括于1995年，即最后一届香港立法局选举、市政局选举、区议会选举进行大幅度改革，其中政改方案新增加九个功能组别（即所谓“新九组”）最受争议，惹来北京不满。
根据方案，彭定康提出，行政、立法两局必须分家，以厘清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及功能；新组建的行政局将是一个非政党的政治组织，并委任独立的社会精英和港府高级官员加入。同时，港督不再担任立法局主席职位，而由立法局议员互选产生；立法局主席负责主持会议。彭又认为要以立法制约行政，港督将以行政机关首长的身份向立法局负责，就重大事项向立法局报告工作，从而建立起立法制衡行政的机制，逐步形成以立法为中心的政制体制。
彭又提出降低投票年龄，由原来的21岁降低至18岁。此外，在地区直选实行单议席单票制，由选民投出一票在一个选区选出一名代表。他还建议新增功能组别选举方式。功能组别议席由21席增加至30席；新增九席以个人投票取代团体投票，将功能组别的选民范围扩大到全港270万工作人口中所有符合资格的选民。另从1994年起，除新界区议会的当然议员外，取消区议会委任议席，所有区议员都由直选产生；废除市政局的委任议席，增加两个市政局的直选议席，让区议会及乡议局选出现有数目的代表进入两个市政局等等。
中共希望特首保绝对行政权力
对彭定康提出的政改方案，北京大肆批评，中共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更斥责彭是“香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并宣布“直通车”（即原来中英双方协议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可全数过渡成为特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不再有效；并决定“另起炉灶”，成立预委会以及临时立法会（简称临立会）作为第一届特区立法会成立前的替代，用以通过特区成立时“必不可少”的法律。由于香港政府不承认临立会，定之为非法组织，在香港参加临立会会议可被控非法集会，所以1996年至香港主权移交前，临立会都在深圳开会，不少议员都要深港两边走。1997年7月1月，主权移交仪式完成后，临立会需在凌晨立即开会通过多条“必不可少”的法例。
而香港回归后的政治争议，多数涉及在宪制性文件《基本法》的架构下香港民主发展的步伐。
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其政治制度主要根据《英王制诰》和《王室训令》两份文件建立。开埠初期至80年代初港督的权力很大，是英国王室在香港的全权代理人。港督之下有行政局和立法局：行政局是协助港督决策的机构，所有重要决策均由港督会同行政局做出；立法局名曰立法，但其实只是港督的咨询机构，因所有立法局议员都是由政府委任，所以政府在立法时有绝对的控制权。
有票无权和有权无票
《香港基本法》，由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4月4日通过。《基本法》规定了香港的政治体制，行政、立法及司法部门的职权和组成方法，同时，香港在回归后的50年内享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司法及生活，被称为香港的小宪法。
香港在回归后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三权分立，但被刻意设计成行政部门对立法部门的制衡力较大（所谓行政主导），例如根据基本法第74条，立法会议员在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议案时，须先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这些限制在回归之前是没有的，亦是造成“立法会有票无权、政府有权无票”的主因。至于司法部门则相对较为独立。
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由1997年7月1月起履新，他由400位经北京政府指定的选举团成员选出。2002年他在没有对手挑战的情况下，获得全体选举委员会支持连任，原来任期直至2007年6月30日为止（《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只能连任一次），但他于2005年3月以健康为由辞职，同时获选为中共政协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其职位由原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署任，直到6月21日北京政府任命曾荫权为行政长官，即日就任，6月24日赴京正式宣誓就职。
根据《基本法》，2007年以前立法会由直选议员和非直选议员组成。在特区成立后的第一届立法会选举中，20名议员是由分区直选通过普选产生。而非直选议员中，分别有30人经功能团体选出和再有10人经800人所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之后，在第二届立法会选举中，有24名议员是经由分区直选通过普选所产生，而非直选议员中，30人是经功能（职业）团体选举产生，另外六人经选委会选出。2004年、2008年的选举中，选委会所产生的六席被取消，由分区直选取代。由于有投票权选举非直选议员的人士，同时可选出直选议员，因此被批评选举不公正，不够民主。
人大主动释法阻普选
根据中英双方最初的协定，港英政府最后一届立法局应根据基本法选出，并可过渡成为香港特区政府第一届立法会。因彭定康在政改方案中扩大功能组别的定义，变相令全香港的市民几乎全都成为合格选民，北京政府对此强烈反对，成立临时立法会取代立法局；也因此第一届特区立法会在1998年才选出。
2005年，中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主动解释《基本法》第45条，称香港任何政治制度的改革都必须得到全国人大的同意才能实行，等于间接否决香港于2007年和2008年实行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
根据《基本法》，政府所提出之草案只需立法会全体议员（共60席）过半数赞成便获通过，但立法会议员所提出之私人草案必须经直选和间选两组议员分组投票，两组均过半数赞成才获通过。现亲建制势力控制了间选的大部分议席，而直选所采用的比例代表制使部分直选议席也落入亲建制人士中，故政府法案往往较议员私人草案容易获通过。所以反建制阵营都积极参加每届立法会的选举，希望夺得立法会的控制权。
循序渐进到何时？
目前香港政制改革的最主要的讨论为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虽然《基本法》45条已列出有关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并于其附件内提供解释，但是条文内的字眼较为模糊。例如，《基本法》并没有具体解释“香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的意义。另外，虽然人大常委已决定于2017年才可以普选产生行政长官，但特区政府已将讨论转移到如何修改2012年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令产生方法可以循序渐进。
另一方面，《基本法》68条已列出有关立法会产生办法，但是条文的字眼亦较为模糊。此外，是否或怎样废除功能组别亦具争议性。
港府于2005年提出2007年特首及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之改革建议，由于泛民主派认为政府提出的方案过于保守，加上没有全面普选时间表，该方案最终得不到足够的支持而未能通过，选举安排沿用上一届的方式。
另港府于2010年提出2012年特首及立法会产生办法之改革建议，于2010年6月24（特首产生办法）及25日（立法会产生办法）获通过。特首的选举方面，负责选出特首的选举委员会将会由800人增至1200人；提名特首的所需提名人数升至150人。
立法会选举方面，立法会席位升至70席，地区直选与功能组别各加五席，将由民选区议员提名，所需提名为不少于十人。新的功能组别议席将会由没有功能组别投票权的320万选民选出。
由于如何解释循序渐进仍由北京掌握。决定特首人选的选举委员会97年400人到今年1200人，是否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批评者认为，如果按照每届增加400人的速度，香港还需要一万年才能实现全民普选。等于是北京给香港民主判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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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荫权贪腐触动港民核心价值
文 ◎ 吴雪儿
3月3日，5300位港民上街参与“踢走烂摊子，还我真普选”游行，除了展现对中共“假选举”的厌恶，也表达全体港民珍视廉洁传统的核心价值。
曾荫权被揭涉嫌贪污，可以说是特首选举揭丑闻的高潮，政党社民连向廉政公署总部举报曾荫权收受多名富商利益。
2月28日，社民连表示，廉署已通知社民连副主席吴文远正式立案调查曾荫权涉收受利益案件。
5300位港民于3月3日上街参与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踢走烂摊子，还我真普选”游行，抗议曾荫权的贪行及丑闻满天飞的小圈子特首选举候选人唐英年与梁振英。
游行当天有不少市民特别为了特首贪腐而走上街头，有些更是第一次参加游行。港人痛恨贪腐皆因过去的经历使然。廉政公署于1974年成立，一直以来透过执法、预防及教育“三管齐下”的策略打击贪污，方令香港蜕变为全球最廉洁的地方之一。
贪腐的黑暗年代
六、七十年代，香港人口快速增加，制造业蓬勃发展，经济渐次腾飞，社会的资源未能赶及实际需求，这种环境助长了贪污的歪风。市民为了维持生计以及尽早获取公共服务，都被迫使用“走后门”的方法。当时“茶钱”、“黑钱”、“派鬼”等各种代替贿赂的名堂层出不穷，市民不仅耳熟能详，甚至无奈接受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时候，在公共服务机构中贪污情况十分严重，如救护人员在接送病人前往医院前，向病人索取“茶钱”、病人要“打赏”医院的阿婶，才可取得开水或便盆、就是连轮候公共房屋、申请入学或各种公共服务，也要贿赂有关官员。贪污风气在警队中更为严重。受贿的警务人员更包庇黄、赌、毒等各种非法罪行，社会治安、秩序受到严重的威胁。市民虽饱受贪污的祸害，却敢怒而不敢言。
1973年，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逾430余万港元财富，怀疑是从贪污得来。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期间葛柏逃离香港到英国。葛柏潜逃令积聚已久的民怨立即爆发。学生们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集会，抗议和批评政府未能恰当处理贪污问题，集会获数以千计的群众响应。市民又手持写着“反贪污、捉葛柏”的横额到街上示威，要求政府缉拿潜逃的葛柏归案。
葛柏潜逃后，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被任命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葛柏潜逃事件。百里渠爵士之后发表了两次调查报告，在第二份调查报告书内，他说：“有识之士一般认为除非反贪污部能脱离警方独立，否则大众永不会相信政府确实有心扑灭贪污。”
廉政时代展开
时任港督麦理浩爵士（后来被册封为勋爵）接纳了百里渠报告书的建议。在1973年10月的立法局会议上，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污组织。当时，许多社会人士都意识到，政府已开始切实正视贪污问题，为香港展开了一个廉政年代。
前立法局议员冯智活在上周六出席退党活动时说，中共的歪风已经南移到香港。他说，虽然所引爆的贪污行为与北大人相比可能是小儿科，但以香港的标准是不能接受的。他称赞香港社会仍然很勇敢地说出来社会应有的价值和应该维持的优良特色。
冯智活说，政府是应该被人民授权的，因为从现在的情况可以看到，当一个政府不是被人民授权时，它只是会任意的剥削、愚诈、争取自己的利益，而非人民的利益。所以政府是需要人民授权的。
特首选举将至，但并非香港人来选举特首，只有千多个人可以选举特首，但实际上也不是千多人来选，因为港人都知道是钦点的：“中共吹鸡（吹哨子）说要谁，大部分人就要投票给谁。……所以很难要求他为香港人服务。……两个特首都看到，第三个我都无眼睇（不愿看），更差！”
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上周在出席新书宣传活动时，被问到如何看待黑社会介入香港特首选举，陈方安生说，这正暴露小圈子选举的弊病，希望香港尽快实现真正的普选。“这正披露一个小圈子选举，某些人被钦点，整个选举过程没有透明度，当然会出现很多的弊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盼望2017年，能够真真正正有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让香港市民能够运用手中的一票，去选出他们心目中最适合做行政长官的人选。”
港核心价值：廉洁：奉公守法
陈方安生不愿评论有关特首曾荫权贪腐等传闻。但她表示，廉洁和奉公守法向来是公务员的传统和核心价值，也都是市民非常珍惜的，作为领导阶层人士应以身作则。她亦再次重申对香港未来特首的期望。“无论哪位做行政长官，希望他受到大众市民的尊重、支持，他能够以品格、诚信、管治能力和经验取胜。”
以中共对香港事务的操控来看，廉政公署在调查曾荫权贪腐事件上，能否真正做到公正无私，仍是港人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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