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7月29日讯】王国维，1877年12月，1927年6月，死时49岁半，寿未终而人自杀（投湖），时逢北伐胜利进军之际。这就是说，王国维死于惊恐不安，心灰意冷，人生绝望，不想活了。这是为什么？也就是说，王国维为何人生绝望到不想活了？
王国维的死因，查维基、百度百科，有殉清说、惊惧说、谏阻说、文化殉节说、逼债说等。殉清说，从王国维的清朝遗老身份和心态，作逢“覆巢”之际以自杀“完节”的情理之说，梁启超、吴宓、鲁迅等均持此说。惊惧说、谏阻说，是前清遗老殉清说的具体补充：惊惧说据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推论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谏阻说联想王国维投湖类似屈原投江，以尸谏方式劝阻溥仪别去日本避难，以全名节。文化殉节说由陈寅恪所持，是殉清说的抽像概括，上升到历史文化的哲学高度，陈是王国维的同事，精神至友（精神相通、过从甚密），先持殉清说。逼债说可谓纯粹臆测，没有证据证明王当时有还不起而以死逃避的重债。
另外还有所谓诸因素说，这是对上述说法的亚里士多德似的折衷，观点含糊。我基本认同陈寅恪由具体到抽像，思维明晰并具有层次，理性且深刻的说法：中国文化衰落之际，被中国文化同化的王国维必感苦痛，难熬到最后自杀，无非求个义尽心安。清朝终结代表着中国儒道佛文化的衰弱没落，王国维在民国清华大学任国学导师以此谋生，同时又任困于中南海的清朝“南书房行走”，希望能使清朝死灰复燃和中华文化复兴。可以看出，王忠于清朝是表象，骨子里忠心的是儒家文化，北伐胜利让他彻底绝望。
我看王国维之死，明确说来就是：一个真儒士为中华文化的劫难殉节。我非儒士，只说事实。真儒士为中华文化的劫难殉节，把陈寅格的说法简明扼要化，比较容易被理解和记住。真儒士，中华文化的劫难，殉节，这三个词的词义说清楚了，连接起来，就“1+1＝2”的算术题似地一目了然。
真儒士，依照《论语》的说法就是“君子儒”，即做人讲仁义、知礼仪、读儒经的斯文书生，相对“小人儒”，即以儒学和斯文谋求利益（权利）的人而言。1905年清朝废了科举之后，儒学在西学进逼之下节节败退，王国维、陈寅恪等以传扬国学的方式继续儒学研讨和转型，这些人就是真儒士。
中华文化的劫难，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同意建通商口岸起，洋教引发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暴乱后，湘军、淮军首领领头办洋务建军民企业，康有为等领导维新变法学日本脱亚入欧，孙中山等领导辛亥革命学美国共和，终于在1912年中华民国取代清朝几年后的新文化运动，公开打出“科学”和“民主”旗号，昭示中共反儒家礼教文化的在劫大难已经临头。
殉节，直接甚至主要跟王国维相关联。王在近代享有国际盛誉，他连接中西美学，第一个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创“二重证据法”（将中国古代考据传统与西方近代科学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开辟古史研究的领域，第一个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开拓中国的新学术，宣讲国学都是企望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就个人而言，他的努力很成功：不仅著述有《红楼梦评论》、《殷周制度论》等62种，成为与前清举人梁启超齐名的最著名的国学大师；才29岁时就讲出了“人生三重境界”（独上高楼，人憔悴，灯火阑珊），至今还被人传诵；用双重考证方法探讨殷周制度，得出古代民主制度的结论。也就是说，王国维虽然留着长辫子，思想却是现代的，但北伐军的胜利却让他恐惧，或许已经预感到后来中共红军匪乱和掌权后的大文革，绝望而殉节。
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人才中年，王国维就已经事业大成，却因中国文化复兴无望而觉得人生无味。想死不想活的念头可能在新文化刚成运动的1915年、1916年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看来，作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传人，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他，至少10年昼夜里感到活着的苦痛，他个人越有成就越痛苦难忍，觉得以死殉道才心安。
王国维，清末秀才，1923年，逊帝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由此对溥仪有国士知遇之感。1927年，北伐军枪毙湖南的前清官员叶德辉，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自沉于昆明湖，带着对北伐革命的惊恐，留下人生无味，不愿受辱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这就是王国维之死，死因写在文化巨变的伤痕和王的遗书留言里，明明白白。殉清说、惊惧说、谏阻说、逼债说，说的都是现象，是不同人的不同感觉。这些说法都没有真正说清王国维的死因，所以陈寅恪才在殉清说之后再说文化殉节。这就叫由表及里，好似中医诊病；又好似西方庭审，法庭辩论之后，陪审裁决，一审、二审宣判后是终审。可陈寅恪没有终审权威。
诸多说法，既表明世人对文化名人之死的关注，也说明民国时代骤然由家人臣民变成国民的学子们的心乱。死因都争个不休，中共作乱咋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