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7月29日訊】王國維,1877年12月,1927年6月,死時49歲半,壽未終而人自殺(投湖),時逢北伐勝利進軍之際。這就是說,王國維死於驚恐不安,心灰意冷,人生絕望,不想活了。這是為甚麼?也就是說,王國維為何人生絕望到不想活了?
王國維的死因,查維基、百度百科,有殉清說、驚懼說、諫阻說、文化殉節說、逼債說等。殉清說,從王國維的清朝遺老身份和心態,作逢「覆巢」之際以自殺「完節」的情理之說,梁啟超、吳宓、魯迅等均持此說。驚懼說、諫阻說,是前清遺老殉清說的具體補充:驚懼說據當時傳言北伐軍入城後將盡誅留有髮辮者,推論與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斷;諫阻說聯想王國維投湖類似屈原投江,以尸諫方式勸阻溥儀別去日本避難,以全名節。文化殉節說由陳寅恪所持,是殉清說的抽像概括,上升到歷史文化的哲學高度,陳是王國維的同事,精神至友(精神相通、過從甚密),先持殉清說。逼債說可謂純粹臆測,沒有證據證明王當時有還不起而以死逃避的重債。
另外還有所謂諸因素說,這是對上述說法的亞里士多德似的折衷,觀點含糊。我基本認同陳寅恪由具體到抽像,思維明晰並具有層次,理性且深刻的說法:中國文化衰落之際,被中國文化同化的王國維必感苦痛,難熬到最後自殺,無非求個義盡心安。清朝終結代表著中國儒道佛文化的衰弱沒落,王國維在民國清華大學任國學導師以此謀生,同時又任困於中南海的清朝「南書房行走」,希望能使清朝死灰復燃和中華文化復興。可以看出,王忠於清朝是表象,骨子裡忠心的是儒家文化,北伐勝利讓他徹底絕望。
我看王國維之死,明確說來就是:一個真儒士為中華文化的劫難殉節。我非儒士,只說事實。真儒士為中華文化的劫難殉節,把陳寅格的說法簡明扼要化,比較容易被理解和記住。真儒士,中華文化的劫難,殉節,這三個詞的詞義說清楚了,連接起來,就「1+1=2」的算術題似地一目瞭然。
真儒士,依照《論語》的說法就是「君子儒」,即做人講仁義、知禮儀、讀儒經的斯文書生,相對「小人儒」,即以儒學和斯文謀求利益(權利)的人而言。1905年清朝廢了科舉之後,儒學在西學進逼之下節節敗退,王國維、陳寅恪等以傳揚國學的方式繼續儒學研討和轉型,這些人就是真儒士。
中華文化的劫難,從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同意建通商口岸起,洋教引發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教暴亂後,湘軍、淮軍首領領頭辦洋務建軍民企業,康有為等領導維新變法學日本脫亞入歐,孫中山等領導辛亥革命學美國共和,終於在1912年中華民國取代清朝幾年後的新文化運動,公開打出「科學」和「民主」旗號,昭示中共反儒家禮教文化的在劫大難已經臨頭。
殉節,直接甚至主要跟王國維相關聯。王在近代享有國際盛譽,他連接中西美學,第一個將甲骨學由文字學演進到史學,創「二重證據法」(將中國古代考據傳統與西方近代科學考證相結合的方法)開闢古史研究的領域,第一個用西方文學原理批評中國舊文學,開拓中國的新學術,宣講國學都是企望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就個人而言,他的努力很成功:不僅著述有《紅樓夢評論》、《殷周制度論》等62種,成為與前清舉人梁啟超齊名的最著名的國學大師;才29歲時就講出了「人生三重境界」(獨上高樓,人憔悴,燈火闌珊),至今還被人傳誦;用雙重考證方法探討殷周制度,得出古代民主制度的結論。也就是說,王國維雖然留著長辮子,思想卻是現代的,但北伐軍的勝利卻讓他恐懼,或許已經預感到後來中共紅軍匪亂和掌權後的大文革,絕望而殉節。
在陳寅恪看來,王國維的學術成就「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人才中年,王國維就已經事業大成,卻因中國文化復興無望而覺得人生無味。想死不想活的念頭可能在新文化剛成運動的1915年、1916年的時候就有了。這樣看來,作為中國儒家文化的傳人,以復興中華文化為己任的他,至少10年晝夜裡感到活著的苦痛,他個人越有成就越痛苦難忍,覺得以死殉道才心安。
王國維,清末秀才,1923年,遜帝溥儀破大清「南書房行走」須翰林院甲科出身的舊制,召其直入「南書房」,由此對溥儀有國士知遇之感。1927年,北伐軍槍斃湖南的前清官員葉德輝,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塊錢,僱人力車至北京頤和園,自沉於昆明湖,帶著對北伐革命的驚恐,留下人生無味,不願受辱的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
這就是王國維之死,死因寫在文化巨變的傷痕和王的遺書留言裡,明明白白。殉清說、驚懼說、諫阻說、逼債說,說的都是現象,是不同人的不同感覺。這些說法都沒有真正說清王國維的死因,所以陳寅恪才在殉清說之後再說文化殉節。這就叫由表及裡,好似中醫診病;又好似西方庭審,法庭辯論之後,陪審裁決,一審、二審宣判後是終審。可陳寅恪沒有終審權威。
諸多說法,既表明世人對文化名人之死的關注,也說明民國時代驟然由家人臣民變成國民的學子們的心亂。死因都爭個不休,中共作亂咋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