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1月06日讯】我的父亲是中共所谓的“老红军”，在这种家庭背景下，我毕业后从事了和我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公安工作。我是“二级警督”，这是我所居住的城市中女警最高的级别。
对社会的失望中找到希望
我的工作让我常年和各种各样的犯人打交道。那时的我，酒杯不离手，香烟不离口，一根接一根，一天三包到不了黑；工作中颇有威严，有一种“你别惹着我，你要惹着我，我跟你没完”的作风。很多犯人一听到我的名字都害怕，一旦他们被抓，就谎说是我儿子，刑警就把他们放了。后来刑警们问我有几个儿子，我听到后说：“我就一个儿子，从来不干坏事。再有这样的，给我狠揍。”我对坏人嫉恨如仇，决不手软。
在办案中，我秉公办事，为民做主。那时，我相信，只要把社会上的各种坏分子清理掉，社会就会好起来。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完全改变了我的想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个外地包工队头头在本地耍流氓，案子交到了我手里，在我正准备着手调查的时候，那包工头的的同伙冲进我的办公室给了我一个耳光，扬言：如果我调查，会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打人者当时就被抓了起来，可是没几天就被放跑了，原来是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打人者和市委书记有关系。
我哪里受过这窝囊气啊！为了这一个耳光，我开始上告，状告市委书记和动手打执法人员的凶手。我的状子一次次地向上告，上边一次次地派工作组下来，可是都是一屁股坐在市委书记那边，都被腐败过去了。
我咽不下这口气，利用家庭关系，上告信写给了中央某常委，上边派人下来调查，可是，来的人受贿后全都做出一个假调查上报了事。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接受不了。
我想不通，我秉公办案却挨打，坏人逍遥法外。
我慨叹，像我这种身份的人都遭到这种待遇，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我蔑视那些上到中央、下到地方的大小官员们，表面上唱着高调，背地里都是官官相护，沆瀣一气。
共产党完了，没有希望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进出庙宇，期望在佛教中找到心灵的寄托。可是不久我就发现，现在的所谓佛教也不是一块净土。我又一次大失所望。
看到社会上的人们在花花绿绿的物质世界里尽情地享受着，我感到很悲哀，可是，我又很迷惘，人生在世，到底什么是我要追求的？
一九九二年五月，法轮功开始在中国大地传播。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真、善、忍”。这三个字在我心底发生了强烈的共鸣，于是我到处寻找法轮功，寻找炼功点。为了找到法轮功，我特意跑到北京，通过父亲的战友，在总参大院我终于找到了法轮功，得到了《转法轮》。从此我开始了真正的修炼之路。
大忍之心化仇恨
我在公安系统工作，打骂别人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现在我修炼了，要听师父的话，要做一个符合“真、善、忍”标准的人。说说容易，做起来还真难，但是再难我也要改变自己，因为我是个修炼的人了。
有一次我的西邻居家装空调，打眼打在我家的墙上，我和打眼的小伙子说：“挪挪地方。”邻居家的小伙子听到了，破口大骂，用非常污秽的语言来侮辱我。我听了心里很难受，我比他妈还大的多，他怎么这么没教养呢。他的骂声招来很多人。我在家不出门，只想着：我是修炼人，遇到矛盾要忍。
不管那小伙怎么骂我，我就不吭声，一心要以大忍之心来化解矛盾。但他不依不饶，还以为我会报复他，晚上把到他家去给他妈看病的卫生所所长给打了，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很快他的母亲病重生活不能自理。有一天她摔倒在外边，我不计前嫌把她扶起来，她非常感动。
穿着警服去上访
一九九九年，中共里面的一些人开始处处刁难、打击法轮功，后来各地情况越来越恶化。为了维护正常、合法的修炼环境，四月二十五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和平上访。那一天，我穿上警服也去了北京。当晚，上访得到和平解决，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回家了。我暂时留在北京没走。
第二天，我正在一家餐馆门口，忽然跑过来几个妇女，看我穿着警服，就跑到我身边，说她们是法轮功学员，有几个警察在抓她们。于是我叫她们到餐馆里坐下来，我出钱叫老板每人给端上一碗面，她们几个人都哭了。我说：“谁也不许哭，都给我吃。”然后，我站在门口把着门。警察一看我穿警服不再问什么就走了。
送走了那几位同修，我回到住处，一位老者告诉我：“赶快脱下警服。”我说：“我是公安。”他说：“你已经退休了，不是警察了。”于是我脱下警服叠好放在枕头下。刚收拾停当，警察就来了，他们要找一个穿警服的人，当时我一身便服，他们没找到就走了。我就这样神奇地度过了险关。
迫害不停 讲真相不止
这些年来，我利用一切机会向人们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菜市场、汽车上、马路边、小河旁、公园里、早市上……到处都留下我的足迹，只要有人的地方我都去。只要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停止，我就会一直把真相讲下去。
(责任编辑：简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