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2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婉清法国报导） 引言 ：田喜，这位来自河南驻马店新蔡县的小伙子，年仅26岁，9岁那年因接受输血而感染爱滋病毒，一直都是父母的希望、老师的骄傲的他在17岁那年的一次体检中，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呈阳性。从此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为讨回公道和治愈病体，这位体重不足百斤的小伙子走上了艰辛而漫长的维权上访路……
今年8份他来到法国，并有幸于10月份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讲述了自己患爱滋病后艰难的申冤历程。为避免回国后继续遭到迫害，他已经决定留在法国。
祸起：少年时接受输血遭感染
田喜9岁，1996年3月的一天，与同学玩耍中，他的头碰到课桌角上，后出现呕吐，“母亲把我带到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经确诊是轻微脑震荡，当时医生建议输血治疗，家人听从了建议。”那是田喜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输血经历，而他的人生也就此改变。
儿时的田喜，勤奋、聪慧，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优秀生，15岁考上高中，17岁参加高考，并考上大学本科院校，因觉得不理想决定复读。“暑期补课时，身体开始出现不适：长期失眠、消瘦，让我没办法坚持读书。”急剧消瘦、凹陷的脸庞，让他看起来与实际年龄极不相符。
接受爱滋病检查、确诊
2004 年夏，新蔡县卫生防疫站进行爱滋病普测，“当时我在休息重，家人认为检查一下身体不会有害处，”于是田喜与母亲一起做了检查，两周后母亲告诉他：“你是阳性，我是阴性。”母亲并不懂这个阳性意味着什么，田喜觉得“自己怎么可能会感染这个病呢”？所以没放在心上。
防疫站让田喜作复查，他无意间看到高耀洁的著作《爱滋病与性病防治》（高耀洁女士是中国著名的爱滋病防治活动家，河南人，2009年出走美国），“翻阅后，我发现身上有很多爱滋病症状，比如牙龈炎、低烧、中耳炎，还有消瘦。”书上指出爱滋病潜伏期可以是五、六年，或更长，田喜回忆9岁那年输血至今八年，时间上符合。田喜父亲带他去驻马店市防疫站再次复查，结果还是阳性。医生对他父亲说：“孩子太小，可能要终生吃药，多给他做点好吃的吧。”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田喜感到“自己活不了了，老天也很难帮上忙了。”
得知儿子感染爱滋病后父母的希望几乎破灭，田喜的父亲在居委会工作，工资微薄，母亲做些小本生意，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全家四口过着俭朴的生活。由于人们对爱滋病缺乏了解而产生的恐惧感，父母也不敢向亲朋好友诉说实情，只能默默承受……看着儿子日渐虚弱，母亲只能每日以泪洗面。
老天送来救命恩人
90年代初河南省驻马店上蔡县的文楼村开始蔓延爱滋病，原因是当时省政府号召农民卖血，采血前不做任何检测，除去血浆后其它血液成分经多人混合后，又分别回输给卖血者，这种不做检测和违反常规的回输，导致严重交叉感染，政府以收购血浆从中获取高额回报的“血浆经济”，造成了爱滋病毒大面积传播。90年代初河南出现首例爱滋病，2003年当地卫生部门才开始对感染者提供治疗措施。截止到2013年，文楼村有343人感染爱滋病，感染率高达61%以上。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田喜认为老天爷很难帮他的时候，活下去的希望再次被燃起：田喜父亲的同事金凤勤女士得知实情后赶到他家：“当时我已吃不下去饭，身体很弱，她拉着我的手鼓励我，与疾病抗争。”之后她请假三天，带田喜去防疫站取药，“金阿姨帮我联系医生，告诉医生先给我看病，治疗手续之后再补办。”之后田喜的身体稍有恢复，1.7米的他体重增至48.5公斤。
2004年10月，田喜决定去县第一人民医院──自己灾难的肇事者讨说法，院长回答是“你爱到哪告就去哪告”。然后他去法院，法院的说法“这种事你们县太多了，上级规定不准立案”。最后田喜到新蔡县政府，县长说“这种事太多没法协调”。就这样他再次被踢回医院，各部门相互踢皮球，没人愿意承担责任。于是年仅 17岁的田喜暗下决心：要获得司法公正获得赔偿必须去北京上访。
与受害乡亲结伴 进京上访
去北京前，田喜在新蔡县防疫站先后碰到了吴豪豪、王巧巧等感染者，当年11月田喜母亲带着十几人到北京，去卫生部、全国妇联、中纪委、信访局多个部门提出申诉。在北京停留十天他与母亲两人花费高达两千多元，一个部门给了田喜一行人口头承诺和200 元后就把他们打发回去。回去后当地没有任何部门承担责任。12月1日田喜等人再次去京上访，卫生部给出“希望地方政府研究、处理”的答复，田喜去当地卫生局，局长则给他出示了一封上级材料，写着“田喜等人集体赴京上访，背后一定有人指示，狠抓幕后黑手”。这时田喜明白：如此上访根本无门，要改变现状必须走出家乡，而自己能做的就是努力考上北京院校。
复读并不顺利，校方得知田喜患有爱滋病后拒绝接受。经数次努力未果，田喜委屈得哭了：“我生了病就不能读书了吗”？经过抗争后复读成功，2005年他考上了北京城市学院。
入学后首先面临的是高昂的学费，一年费用1万5千元，田喜去县政府请求救助，县政府为了息事宁人支付了1万元，其余费用则由亲戚帮忙凑齐。之后田喜告诉老师自己的病情，校方的第一反应就是让田喜离开，田喜无奈表示：“我是得艾爱滋病，但是靠自己的实力考进来的，就这样放弃学习回家，如何向家人交待？”他央求学校：只要不赶他走，他可以接受任何条件，最终学校要求田喜搬离学生宿舍，他只好租了个便宜的地下室。为交付昂贵的学费，田喜第二年再次去县政府申请救助，答复是“你第一年已经得到过了，还想年年要”？无奈，他又去国家教育部说明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国家没有‘爱滋病患者读书不要钱’的规定”，于是再去卫生部讨说法。最后迫于压力，新蔡县才又资助他八千元。
就这样，在完成学业前，田喜每一年都不得不硬着头皮，求爷爷告奶奶，多次走访相关地方政府与国家机关，反复地述说自己感染疾病的因由和目前的困难，勉强获得部分经济资助，最终于2009年顺利毕业。
尽己所能帮助爱滋病患
国内对爱滋病的宣传和误导，让人们的认识非常局限，普遍反应是一提爱滋病就联想到“与吸毒、同性恋有关，千万别与这些人接触，否则会感染”。田喜深知，患病后的自己与同学有了天壤之别，所以除了按时上课外，他几乎不接触同学，也没有同窗知己，大学期间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都是一个人去扛、去面对。
2004年10月田喜第一次进京上访时与中国维权人士万延海（中国爱滋病民间组织“爱知行”）认识，北京就读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了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等爱滋病的活动，逐渐他从关注自身的权益扩大到更广大的爱滋病人群：“人的善良本性会促使人愿意帮助别人，我带着热情参与了爱滋病防治与教育的活动，觉得这非常有意义。”大学期间他曾查阅资料，发现在中国，一千个人中就有一人感染爱滋病，情况非常严重。
2006 年田喜在北京遇见了河南渑池一位11岁女病患，“她看起来软绵绵，脸色发黄且消瘦。”之后他得知孩子父母为了给孩子治病，已将家里房子变卖。田喜决定帮助他们，就联系了“东征纳兰”爱滋病机构，帮助小女孩打官司，女孩家人获得了5万元的赔偿金。孩子的父母非常感谢：“幸好遇见你，否则我们准备把最后的钱给孩子看完病后，就全家跳海自杀。”小女孩也鼓起生存的勇气，还很快联系到了她家乡感染爱滋病的十几位病人（以孩子居多），大家一齐向当地政府讨说法，这时田喜再次伸出援手，联系媒体曝光当地爱滋病防治问题，获得了非政府组织与舆论的支持，渑池县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出赔偿，为陷于困境中爱滋病患的家庭带些一点缓解和希望。
渑池县一位叫崔兰兰（化名）的女孩，因输血感染爱滋病，读小学五年级时病逝。她父亲去当地卫生局讨说法：“我们姑娘就这样病死了，你们多少要给我们一点赔偿”。工作人员却当场打了他，孩子母亲事后找到田喜，请求帮助，田喜联系了自由亚洲电台，把事情真相再次曝光。
有关中国爱滋病的防治问题，田喜认为需要从人权、人性的角度来处理和对待，他说：“中国爱滋病患者没有正常生活的空间，人格得不到尊重。爱滋病患者首先也是一个人，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工作权利、正常生活和融入社会的权利。社会应该对他们的生存需求提供一个基本保障。”
面对政府耍无赖 忍无可忍
尽管面临诸多生存困难，田喜仍积极参加与爱滋病有关的活动。“2009年9月刚毕业，我参加了第九届亚太地区爱滋病防治会议，因收到受驻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亚洲促进会的邀请，会上做了中 国输血感染爱滋病的报告，让与会者明白中国因输血感染爱滋病患者的困难处境：受害者在维权的同时，却遭受到来自当局的迫害。” 2010年7月，北京举行第一届红丝带论坛，田喜受邀做了关于爱滋病防治和维护爱滋病患者权益的补偿报告。
因感染爱滋病找工作陷于僵局，田喜不得不再次去北京的相关机构上访：举着写有“因输血感染爱滋病寻求司法公正河南新蔡县田喜”的牌子，在长安街、新华门、使馆区、公交车等多处抗议。
经过无数次奔波，2010年4月田喜最终拿到了国家信访办签发的信访信息回新蔡县，以为工作问题可以解决，可当地政府故伎重演，再次推卸责任“这件事怎么解决？只有你一人需要解决吗？”。因此他不得不回北京再次与卫生部联系，卫生部的答复是“你不要来找我们了，找地方政府去。”再次把田喜踢给了地方。
田喜表示自己还曾多次遭到截访：“2010年3月两会期间，我从北京住所被当地警察带到派出所，之后河南省派驻北京截访人员想接我回河南。”田喜不从，警察以“带他见政府官员”的名义欺骗他，把他带走，“到北京南站附近的一个地方突然被警察戴上‘黑头套’，手机也被抢去。之后被关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在里面还同时关了20名访民，有男有女，我还看到警察殴打访民，非常惨。直到两会结束，警察把我扔到北京南站，扬长而去。”2010年7月，他再次被截访人员抓住，之后被投入监狱，幸好被网友救出。
因上访被非法判刑一年
2010 年7月，田喜去新蔡县政府时却意外发现一份报告，写着“对田喜进行打击，他勾结反华势力”等内容。8月2日，田喜找到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田喜表示：“我因为曾在这里接受输血而感染了爱滋病，被迫上访了六年，希望能与院方协商解决。”院长答复是：“你还是去找其他领导吧。”气愤之余的田喜顺手就把办公室的电话、电脑及部分办公用品砸了。院长第二天与田喜主动联系并答应一起见政府官员。8 月4日，田喜去医院等院长，没有人，一次次地被耍弄，忍无可忍的田喜之后两次把医院的门锁砸了。
稍后新蔡县政府通知田喜去县政府，工作人员对他说：“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比小鬼子还厉害，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田喜在回家的路上发现很多人盯梢，很快警察到家里把田喜抓走，当时他的母亲在场，非常害怕。
警察以砸东西为由对田喜行政拘留，他被关押在上蔡县看守所，刚进去警察马上换了口吻：“你因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田喜认为自己无罪，拒绝在逮捕令上签字。法庭上他进行自我辩护，把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砸了一些物品的过程陈述了一遍。最终的判决还给田喜添了一桩坐牢的莫须有的罪名——刺杀政府官员。田喜由此被非法判刑一年。
2011年8月获释后，田喜再次去北京上访。 2011年至2013年几乎两年的时间里，他继续与信访办、艾协等多个部门沟通，希望政府能够切实考虑他的情况并予以赔偿。与此前无数次上访的结果一样，政府态度就是：一旦给你赔偿，那么多的爱滋病患者都要求赔偿怎么办？不赔。
来欧洲参加中国人权问题审议会
2013年联合国颁发了有关因输血感染爱滋病的赔偿规定，田喜了解到法国在血液安全事故处理方面做得很好，联系了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使馆官员与田喜多次沟通后，为他签发签证，他于2013年8月来到法国。
2013年10月，田喜受邀到日内瓦参加了讨论中国人权问题审议会议，他通过自身经历和看到的更多爱滋病患者面临的困难，让世界看到：中共政府作为一个剥夺了自己民众人权的政权，根本没有资格加入世界人权理事会。
决定留在法国避难
在法国停留近四个月，原本准备回去与中共再次商谈的田喜，冷静地反思了自己八年来上访、维权的历程，终于明白：“正因为自己一直抱着善良的想法，才一次次地被中共欺骗，中共从来都不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对存在的问题也根本不想解决。对那些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中国老百姓，它的态度一样，根本不愿伸出手来提供最起码的帮助，明摆着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
田喜认为中共解决问题的基点是：“要看对它自己是否有利。如果中共可由此获得极大的声誉或好处，它才会做，根本不考虑老百姓的死活，极端自私。司法更是一纸空文。”他还表示：“出国后我才发现以前太幼稚了，我还明白了一点，共产党没有固定的理念和原则，而且它从来都不喜欢好人：关心国家民族的人，会迫害，相信‘真、善、忍’的人也遭到它迫害，宗教人士也是，就是说，支持它也好反对它也罢，它都会对你加以迫害”。田喜在国外居住的这段日子里，有机会阅读了《大纪元时报》发表的系列文章《九评共产党》，他认为文章对中共的本质阐述的很好，并对本报记者表示：“您帮助我在文章里表达出退出少先队、共青团的意思吧，告诉大家永远都不要相信共产党。”
至今依然消瘦的田喜，此时脸上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和轻松，还做出胜利的手势，考虑再三后，他决定向法国政府提出政治庇护，希望能留在法国，拥有一个崭新的生活。
（责任编辑：德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