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2月08日讯】中共腐败官员们的钱都哪儿去了？仔细研究，从已经曝光的中共官员们的调查资料中不难发现，中共腐败官员们钱财的去向可谓多种多样，但总结来说，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藏几角旮旯、买古玩字画、买房产、混入企业经营、外逃他国以及包二奶。
上接《中国官员资金隐匿术大起底（一）》
三、买房产
广东番禺“房叔”事件后，一个多月内，广东多个城市和山西、山东、浙江等省也出现类似事件，一时间，官员们究竟有多少房子成了民众关注的话题。
在中国这种投资渠道不多的地方，买房产是大多数人投资的方式之一。尽管学者和民间都说烦了，但官员财产公开从来都不在中共的议事日程上，房产信息多年来也没实现联网；另一方面，中国一线城市一套房动辄数百万元，别墅价格上千万的并不少见，的确是沉淀现金的好地方。于是，买房产就成了官员们隐匿财产的一个好办法。
最近被网络曝光出来的“房妹”一家就是明显的实例。“房妹”的父亲是郑州市二七区原房管局长翟振锋，其被抓后经调查发现，“房妹”一家都拥有双户口，一家四口曾拥有29套房产。
早“房妹”一步曝光的广州“房叔”一家也不逊色。原广州市番禺区城管综合执法局政委蔡彬被官方调查后发现，其一家三口曾拥有房产22套，有别墅、复式洋房、临街商铺、厂房等，面积最大的达3405.3平方米，（不包括出售的1套）现有21套房产总面积为7203.33平方米。
其他被曝光出来的官员也大都类似。如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张国华案发后，除了在股票账户和银行查到的近千万元资金外，张国华及其妻还拥有房产16套；铁道部宣传处前处长陈宜涵家里就被意外查出至少9本北京市房产证。
云南省纪委的一份通报称，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原州长杨红卫及其妻在昆明、个旧、弥勒等地有房产17套，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有房产6套。杨红卫被判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但估计当局还是难以没收他在澳大利亚的房产。
事实上，不管限贷也好、限购也好，都很难挡住官员们的房产数目上涨，官员们曝光出来的房产数目也不断的在刺激着民众们的心理极限，直至民众们心态接近麻木。
如2013年1月，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被曝在京有20多套房产。然而调查结果却比爆料还要惊人，1月31日，北京警方证实这位“房姐”在北京拥有41套房，共计近万平方米。
“房姐”的房子之多够惊人了吧？不！还有更厉害的。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工作站原常务副站长周伟思被曝拥有房产64套，大陆有媒体核实，1999年-2010年，周伟思全家申报物业共计76栋，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左右。
当然，上述两位要与原陆丰市公安局副局长赵海滨一比，那就“弱爆”了。2013年1月底，陆丰市亿万富豪、三届政协委员黄坤意实名举报赵海滨拥有两个身份证，公然经商；赵海滨在陆丰、深圳、珠海、惠州均有房产，仅在惠州市登记在其名下或公司名下的就有192套。
那么还有没有更大的“大鳄”在后面？谁也说不准，但在大陆民众看来：“没被查出来的还多着呢！”
四、混入企业经营
不管中共贪官们藏钱也好，买古玩字画也好，买房产也好，被发现后始终难以面对调查，而且当贪的钱太多没办法处理时，总是让官员们头痛的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将钱洗白就成了官员们心目中最佳的办法。
于是贪官们的亲属都办起了企业，既可以顺利拿到官员们利用权力优势提供的项目和资源，又可以帮忙洗钱，还可以带领家族人员致富，实现“一人当官，全家受益”的“光宗耀祖”之举。
在大陆杂志《半月谈》中，某位检查官谈到当下官场的情况：官员们有的先捞钱后洗钱，在位时拚命捞钱，退休（辞职）了就下海开公司或炒股，而且不管实际上是赚了还是赔了，都会宣传自己“大发特发”，因为他们要用新身份来解释其不正常的暴富；有的边捞钱边洗钱，贪官自己在台上利用职权拚命捞钱，亲属则下海通过开娱乐场所、餐厅，办企业等方式来掩盖巨额黑钱来源；还有的则连捞钱带洗钱，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以他人名义创办私人企业，企业表面上是别人的，但大权由自己控制。这样既可以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这些企业的账户上，又可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
这方面的例子就多了，中共前魁首江泽民家族、江泽民的“大管家”曾庆红家族、江泽民的铁杆“打手”周永康家族就是“三个代表”。
自1986年以来，属改革派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曾为限制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特权而战，结果1987年遭中共罢黜；1989年天安门广场发生学生大规模反贪腐的抗议后，胡耀邦的改革派继承者赵紫阳，提出让自己的家庭资产接受调查，但赵紫阳后来也遭罢黜并被软禁在家中。
江泽民踏着六.四学生们的鲜血上台后，带来了曾庆红做“大管家”，两人的家族开始带头贪腐，并且以宽容官员们贪腐换取中共太子党及特权阶级的政治支持，再用反腐去打击不听话的“异已”来安抚民心。
澳洲《悉尼晨锋报》曾发表长篇幅文章报导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与曾庆红家族的暴富史。文章指出，江泽民与曾庆红家族，开启了现代太子党大规模从商敛财的先河。
江泽民之子江绵恒被称为“中国第一贪”。江绵恒涉及多起震惊国际的中国重大贪污要案。1994年，江绵恒用数百万人民币“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开始了他的“电信王国”生涯。江绵恒涉足上海很多重要的经济领域，很多国企落入江绵恒私囊。
2001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财富论坛”上，江泽民把江绵恒介绍给非富即贵的国际要人，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富豪们，以扩大江氏王国的实力。果然，在中国申奥成功的第二天，江绵恒就开始与这些外国富豪们签下大笔订单。此时江绵恒已经成了中共“官商一体”的最高代表。
近年来轰动国际的中国多起重大贪污案，如“周正毅案”、“刘金宝案”、“黄菊前秘书王维工案”等都涉及到天文数字的贪污受贿、侵吞公款，都与江绵恒有关。江绵恒与台商王永庆的儿子王文洋合作搞宏力微电子公司，但王文洋私下表示，他一分钱都没有出，64亿美元均是江绵恒的。另外，中纪委在调查周正毅案官商勾结圈地问题时，已查出江的两个儿子均涉案。
案发于2007年的中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第一大案：涉案金额高达1.2万亿人民币的“招沽权证案”（招商银行认沽权证），直接将江泽民、江之子江绵恒、江之外甥吴志明，以及中共高层贾庆林、黄菊等卷入其中。此案使得约50多万大陆股民倾家荡产、血本无归，直接损失228亿元人民币，间接损失500多亿元人民币。
外界分析，江泽民家族贪腐所牵涉的金额，数量之巨大，可谓怵目惊心，其中很多都隐藏在江氏家族控制的企业中。
曾庆红被认为是江泽民的“大管家”和代言人，其家族贪腐也令人叹为观止。
雄心勃勃的政客、官员和商人想升官发财或摆平丑事，均竭尽所能的与曾庆红建立关系，并得到他的荫庇，曾庆红家族趁机上下其手，曾庆红儿子曾伟就以经商为名大捞特捞。据说，曾伟当时做生意的格言是：一笔项目的进项少于两个亿，免谈！
据透露，在曾伟捞钱的历史中，他除了插手上海大众汽车、东方航空、北京现代汽车等公司，获取巨额佣金外，还曾在北京开了一家基金性质的公司，主要是通过内部管道获知都有哪些公司欲“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发行，然后曾伟的公司会主动锁定那些公司，与他们联系，“协助”这些企业顺利上市。
曾伟的公司声称，自己可以包办企业股份制上市发行的所有“政府批件”，条件是购买即将上市的企业原始股。比如两千万股，按每股一元算，曾伟只需支付两千万元，但企业一旦上市溢价发行，比如每股10元，曾伟手中的原始股就在短期内迅速增值到两亿元，这就是曾伟著名的“没有两个亿的进项，免谈”的由来。
2007年，《财经》杂志的调查记者发现，账面净资产为740亿元人民币（120亿美元）的山东鲁能电力公司，其92%的股份被以37亿元人民币转给了两家不知名的私人公司。当中共领导人了解到涉及此事的太子党的身份后，后续的杂志一送到报摊便被回收，编辑们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与曾家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披露，在这一秘密转移数十亿美元国有资产的事件中，具有最敏感身份的人物就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江泽民、曾庆红一系的铁杆“打手”，身为中共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家族捞钱之手也没闲着，在商界“闷声大发财”。
周永康家族长期掌管石油行业，非法获得庞大经济利益。维基解密曝光的一份2009年的美国外交电文评估显示，周永康和儿子周斌等同伙控制着中国的石油庞大的利益。四川和中石油的信息源称，周永康的儿子周斌控制中国中石油系统，促成了重庆和四川高层官员的众多升迁。
周永康的儿子周斌还涉嫌借周永康的权力，要挟古蔺县地方官员，假借国企产权改制，伙同私企老板汪俊林暗箱操作，将拥有固定资产17.28亿元（尚不包含无形资产在内，不包括价值十亿左右的窖藏酒在内）的四川省古蔺县郎酒厂蓄意搞垮，然后低价评估贱卖，变相掠夺为私有。
据2009年因中国首富黄光裕案被查办的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披露，周斌还利用其父的影响力，在周永康曾任职的地方或部门，大搞权钱交易。比如插手四川大型工程项目，通过国土资源部大肆倒卖土地。包括尤其是利用其父在政法系统的影响力，收取巨额“保护费”，替一些不法商人“铲事捞人”等等。
另据《新世记》杂志披露的内容证实，周斌的确在甘肃、山西、辽宁等地“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使一些难以置信的重大案件未获应有的审理。比如，最高法院有这样一个案子，警察用开水从头到脚的浇嫌犯致其被活活烫死，但周斌在拿到一亿元好处费后，摆平此事，涉案警官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是在最高院有据可查的案子。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周斌在收取2000万人民币后，捞出了涉嫌杀人、开膛剖心的甘肃二号黑帮头目出狱。据称，这个案子在甘肃人民法院和北京最高人民法院都有记录。
2011年6月，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李元因违纪被宣布“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有报导称，周斌曾通过李元“搞地皮”。在周永康担任第一任国土资源部部长时，李元是副部长，国土部很多人都是周的亲信。当中纪委调查李元时，周怕事情涉及自己的儿子从而影响自己在18大人事安排上的发言权，于是一面通过贺国强叫停了调查，一面下令公安部暗查是谁在调查，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据报导，周斌还在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帮助下积累了20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
据说周家的财富惊人，周斌仅在北京就拥有十八处房地产，其中一处价值高达两千五百万欧元。而所有周永康家族聚敛来的财富，大部分也都隐藏在其家族控制的企业中或是通过这些企业清洗干净。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黑”在国际上也相当有名气。2012年1月，英国《每日邮报》评选出中国十大“黑领人物”，周永康名列其中，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级人物里唯一上榜者。
中国“黑领人物”的定义是：“他们的脸色是黑的，汽车是黑色的，衣着多是黑色的，他们的收入、生活、工作都是黑色的（隐蔽的），但却控制着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命脉。”
在上述贪腐“三个代表”家族带动之下，中共官员从上到下政商结合，大到李鹏家族控制电力系统，小到前文“房妹”的老爸――一个小小的区房管局长也让太太儿子开房地产公司，大批官员将贪腐而来的钱财转成“商业”所得的同时，还能在市场上再赚一把利润。
再以江泽民任中共总书记时的搭档，中共前总理李鹏家族为例研究，外界早就发现，李鹏家族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贪腐家族，李鹏的子女更是在商界“身手”不凡。
李鹏曾担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在中国电力行业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子女多在其统辖的领域内发大财。在他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的十年，水利部、水利电力部、能源部等分分合合，外界眼花缭乱，难以揣摩他的意图，其实他的子女在混乱中青云直上。
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和太太朱琳霸占了中国电力系统，控制中国最大电企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华能”），占据庞大的国有资产为“家有”。
李小鹏历任华能集团总经理、华能国际董事长，华能国际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华能集团董事长，并于2002年初出任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副部级）。国家电力公司控制了全国几乎所有的电网和约六成的发电资产，而且电力调度权高度集中，发电、输电、配电和供电四个环节不分，其前身就是中共国务院电力部，九十年代体制改革时电力工业部改制为公司。李小鹏担任国电副总经理，实际上是子承父业，成为中国电力系统的控制人。
李鹏的女儿李小琳，2008年初出任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的董事长，成为中国的“电力大姐大”，掌管总资产近14万亿。李小琳是电力行业所有这个级别的官员中年纪最轻的。
普遍认为，这些中共达官贵人的家属很多都在大型企业、公司任职，同时中国的大多数亿万富翁也都是高官的家人。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曾在《中国大陆财产过亿富豪91％是高干子弟》一文中表示：截至2008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万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万450余亿元。考证这些高干子女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外衣下的非法所得。
中共体制性贪腐的结果就是见不得别人道德高尚，见不得别人做好人，一见有好人就感觉自己受威胁；一听别人谈“民主”、说“公平”就慌了神。这也就是中国最大的修炼群体法轮功提倡做好人，修心性后，遭江泽民发动中共集团疯狂迫害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也是当今中国那些民运人士倍遭打压的一个重要原因。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