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悉尼大学Singh教授 国家掠夺器官与澳洲立法

【大纪元2013年03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袁丽澳洲悉尼报导）自“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不断曝光，对于非法器官移植与贩卖在国际上的影响，以及制止活摘器官罪行也越来越被人们关注，3月12日晚，在澳洲纽省议会大厦，由绿党议员大卫•舒布瑞杰（David Shoebridge）主办的“终结人体器官在中国的掠夺”研讨会上，请来了《国家掠夺器官》一书的作者之一悉尼大学Maria Fiatarone Singh教授，以及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前亚太司司长、人权活动家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先生，为此，记者针对“国家掠夺器官”与澳洲立法等对Singh教授作了一个专访。

国际非法器官移植买卖与“国家掠夺器官”

记者：我曾经遇到有人问我：在巴基斯坦、印度等国也有非法摘取器官移植的事情发生，这与在中国所发生的有什么不同？

Singh教授：在非法器官摘取与移植这个问题上，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区别在于规模性、机构性的介入。在其它的国家，这是零星发生的，不是系统性地发生的。而在中国就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本书叫做“国家器官掠夺”。

在中国，军队医院参与了这种活动，公安系统在操作，政府参与了，而且是在国家这一级。这不是某些个别人、个别的医生诉诸非法的活动，以便挣点外快。这是一种由国家认可的，非法的行动，挣很多很多钱的勾当，其规模是巨大的，在其它国家见不到的。

因为在别的国家，没有像法轮功那样的作为政府打击对象的那么庞大的团体。在中国的拘留中心，拘押着数以百万的人，这在世界上其它国家是见不到的。因此说，这种罪恶的规模是超级庞大的，而且政府机构涉入的程度也非常深。这就是我认为他们为什么是不同的。

生命是平等的，为解脱自己让他人承受痛苦是残忍的

记者：那么对于海外的人们来讲，由于中共政府的参与，他们也难以辨识器官供体的来源，这些器官到底来自哪里？

Singh教授：是的，通常是不被告知的，没有人被明确告知器官的来源与出处。但是许多人有一些线索，隐约中能够知道的，为了得到这样的器官，某些人不得不被杀掉。因为等待肾脏的时间，在澳洲至少是五年，你不可能在一个星期就搞到肾脏。而且很显然在中国，没有那么多的人愿意成为器官捐赠者。因此很多人对这件事视而不见，基本上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但不去过问。

作为一些情况紧急，不得不诉诸任何手段做器官移植的病人来说，他们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了别人的头上。而别人为此所承受的痛苦，是惨不忍睹的，是非人的，没有人愿意过那样的生活。他们为解脱自己的痛苦，却让另一个人承受痛苦。

我们知道，也许有人说，只有一两个澳洲人去中国做器官移植，这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想这是一件小事。但是，是不是一两个澳洲人的生命就比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生命还值钱？你可以这样想，如果你不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话。

你知道作为医生，你认为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不论他是罪犯、好人、坏人、醉鬼、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你作为医生，是一视同仁的。你永远不能说为一个人而去杀另一个人是合乎情理的。

作为一个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去中国，或者作为一个介绍这样的患者去中国的医生，你能这样做，你必须假装认为活摘器官的事不是真实的。我一直在解释这样的事，我给我的孩子解释这件事，孩子说：不，这是错的。你看，即使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也懂得这件事的是与非。当一个成年人否认这件事时，那不意味着他不懂得这件事，他只是假装说那事不是真的。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一点也不复杂，极其简单，极其简单。所有其它的，都是在为了掩饰这件事。因为，事情一点也不复杂。

当你去中国，某个人就要为此而被杀死，他、她是因为你而死的。他们被杀的原因是他们被关在了监狱里。这是对还是错？这不需要什么尖端技术，一点也不复杂。是对是错？根据国际法非常清楚，从道德良知方面，应该予以谴责的。那么作为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应不应该站出来反对这件事？尽管这件事它其实并不影响到我们个人什么——与我们无关，我们不是中国人，不是这个，不是那个……。

当然，我们是应该站出来的，因为这件事在道德上是应该谴责的。对我来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不是一名器官移植医生，我是老年病医学的专家。我与这方面的医学没有任何关系。作为一个医生来说，虽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这是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正如大卫•乔高所说，原则应该是每个人的原则。“真、善、忍”应该是每一个人的原则。人们不应该因为坚持这样的信仰就遭到迫害。这就是为什么我视这些原则是全宇宙的。

因此，我认为，纽省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是合适的……每个人都参与了这一过程，因此，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能够为这件事发声了，能够为了那么多的人说话了。其实，可能那些人就是你。

澳洲纽省立法制止非法器官移植买卖很重要

记者：纽省绿党议员大卫•舒布瑞杰（David Shoebridge）在今年2月份曾经向纽省议会提出修正案，制止非法获取器官移植和不道德的器官交易等，你认为在纽省的立法会帮助到当地的人们吗？

Singh教授：我认为，立法无疑会遏止这里的公民去做器官移植旅游。他们将更加清楚，更加不敢去那样做。而且他们会清楚这样做将会带给他们个人的后果。更重要的是，这将为其它的政府、其它的组织、制药厂、那些巨大的跨国的制药集团指明一个方向。纽省就会影响到这些组织。

为什么我们要抵制“罗氏制药”（Roche）的产品，因为它是一个严重的违法者。他们在中国进行了一些不道德的试验，对执行死刑的犯人进行试验。这是全然错误的。你知道，“赫尔辛基宣言”完全禁止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用其做研究。

这违反了所有的，自1940年代以来建立起来的，为了让过去的罪行“再也不要发生”的临床道德守则。这违反了所有的原则，是穷凶极恶的，从未听说过的。

我青年时期曾参与抵制NASA（美国航天航空局，其出产的营养增强剂被用来制造婴儿奶粉），因为他们制造的婴儿奶粉，卖给非洲，让那里的婴儿患病。我们在美国抵制NASA很多年，结果是他们停止了这样的做法。

为什么我们抵制罗氏制药，是因为他们多年来在中国对成千上万的人的所作所为。这样的压力，的确迫使这些公司改弦易辙。对这些商业公司来说，其底线是钱。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即使我们所做的只影响到这里有限的几个人，那也为其它的组织树立了一个榜样，因而让他们去采取类似的行动。意义并不在于禁止这里的两个人去中国（器官移植），但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声明。可以说：纽省的人民有了一个道德的指南针在指引他们，作出这样一个声明，这是很重要的。

有关《国家掠夺器官》一书

2012年7月，一本曝光中共动用国家机器活体摘取器官罪行的书《国家掠夺器官》英文版正式发表，同年8月，该书的中文版也开始发行，该书发表后立即被抢售一空。书中有来自加拿大、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著名的肾脏医师、生物伦理学等各方面的教授、专家从移植器官捐赠缺少的问题症结、国际对于器官移植医学伦理的要求标准，到个别国家的实践；再从国家到国际，以详尽的统计数据、大量事例论述了中国器官来源不明问题下所衍生出严重的器官中介、器官买卖、活摘死刑犯及良心犯器官贩卖的种种罪恶。

Maria Fiatarone Singh教授是《国家掠夺器官》一书的作者之一，她是澳洲悉尼大学教授，研究老年病医学的专家，澳洲王家内科医师学院的会员，并得到美国内科与老年病医学专家的认证。2007年，Singh教授第一次在一则广告中了解到大卫•乔高造访澳洲悉尼和纽西兰，并作有关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讲座，倍感震惊的她随后参加了“医生反对活摘器官”（DAFOH）的工作。

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被曝光

2006年3月，一位媒体人报料在中国沈阳苏家屯有一个秘密集中营，关押着6千多名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器官被摘去后再被出售，尸体被焚化灭迹。随之，一位叫安娜的女士，出面指正该秘密集中营就设在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她的丈夫就是主刀医生之一，曾经摘取过大约2千多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然后这些法轮功学员再被推进其它的房间，摘取他们的其它器官。

自此，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震惊了海内外。2006年，加拿大前资深议员、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展开了两人的独立调查，他们发现在中国的36个省都有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死亡集中营。从他们的调查数据中，以及在对中国相关医院的电话调查中，他们发现在2000年到2005年的6年间，中国进行大器官移植的多达6万5千多例，比1994到1999年的6年间多了394%，其中有多达4万1千5百例的器官移植来源是无法得到解释的，这其中大部分的器官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曝光后，被人们将其称为“这个星球最邪恶的罪行”。时至今日，中共的这一罪行依然在进行。

（责任编辑：简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