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9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秦雨霏编译报导）中共审计署披露，中共计生委官员从2009到2012年间，非法征收超过1.6亿罚款，加强了人们普遍对于政府官员从一胎化政策当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怀疑。外媒披露，某些地方当局甚至允许计生委官员截留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的一部分作为个人收入。依靠超生发财成为政府的既得利益，这是为什么中共难以放弃臭名昭著的一胎化政策的原因。
卫报：征收超生罚款16亿元还是165亿元？
《卫报》报导说，一胎化这项争议性政策，于1979年推出，以遏制人口增长，近年有所放松。虽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只能生一胎，但是某些人群包括少数民族和独生子女夫妇被允许生两胎。违反这个政策可能导致昂贵的罚款，官方称为“社会补偿费”，即使对于贫穷的农民，也可能达到数千英镑。
中共国家媒体周四报导说，由国家审计署对九个省的45个县从2009年初到2012年五月份进行的调查确定不当征收计生罚款16亿元人民币（1.62亿英镑）。
“审计署披露在处理罚款当中各种不同的问题，包括有关超生数字的不准确报告，未成功收取费用和地方官员征收高出规定的罚款。”新华社说。中央政府监管机构要求把这些资金分配给公共服务。但中国国际电台说，某些钱被用于作为“招待费”和“政府人员津贴”。
香港的人权观察高级研究员林伟（Nicholoas Bequelin）说：“它是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非常不得人心，深深的不平等，因为它特别的针对农村人和城市里的农民工女性。”
七月份，浙江省一个律师揭示了计生系统臭名昭著的不透明财政，他从17个省的计生办公室获得纪录。他发现，在2012年，计生委办公室征收了165亿元（17亿英镑）罚款。这些钱怎么花掉的不清楚。
批评者称一胎化政策是过时的和残酷的。他们说，它推动了性别选择性堕胎，因为许多农村家庭倾向于要男孩，和一个潜在的人口危机，到时候独生子女们必须财政支持一个庞大的老年人队伍。
它也产生了一系列人权侵犯事件。绑架，强迫堕胎，法外拘留在农村地区仍然普遍，那里计生官员挥舞着巨大的权力。
“我认为有一种概念认为，计划生育在中国不再是一个问题，人们并不真的在意，那些在意的人只需要缴付罚款就好了。”林伟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在城市人口当中的大多数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对于农村人口的大部分它肯定不是真的，特别是在这个国家最贫穷的地方。”
大西洋月报：中共是如何从一胎化政策盈利的？
《大西洋月报》9月4日报导说，当争论中共的一胎化政策的时候，中国国内媒体和海外观察者大多数聚焦于它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或执行政策时候的不人道事件比如强迫堕胎。几乎没有提及的是政府在通过收取所谓的“社会抚养费”而从这个政策盈利。
中国的超生家庭必须缴纳这个费用。在80年代，这个费用被俗称“超生罚款”。在1994年，这个名字被官方改为“非计划出生费”。六年后，国务院发布一个文件再次改名为“社会抚养费”。
在2002年，国务院给予它一个官方的定义：超生公民缴纳的费用，用来赔偿政府的公共物品支出，调整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保护环境。既然社会抚养费被官方定义为一个“行政费”而不是“罚款”，有关它的收取和支出的信息应该被包括在财政局的预算当中并且公诸于众。
然而，长期以来，这个费用的收取和支出是不透明的，在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年度预算报告中对于这些收入是如何分配的没有透露一丝一毫。在2013年7月11日，吴有水，浙江省一名律师，向31个省的计生委和财政局递交一份申请，要求报告在2012年这些钱是如何征收和如何支出的。
截至8月31日，17个省已经做出回应，公布2012年收取的社会抚养费的数额，但是没有解释这些钱是如何支出的。这17个省征收的费用总共为165亿元人民币（27亿美元）。江西省征收费用居冠为33.9亿元，相当于省内各级政府财政总收入的1.65%。这个数字，尽管仍然是不准确的，证实了这个费用在地方政府的财政运作当中扮演了不菲的角色。
如果横向比较，经济不太发达的省份更加依赖于这个来源的收入。因为在中国，低生活水平和低教育水平的人群往往有更强的生孩子愿望，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缴纳这个费用。同时，经济落后省份税收基础更加薄弱。因此，在相对经济落后而人口密集的省份包括江西，四川和河南，政府更加依赖征收社会抚养费而获得的收入。
吴有水从省政府机构那里获取的数字可能是高度不准确的或者显着低估的，因为高层当局几乎不太可能审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和支出，因为高度分散的征收方式。在2002年，国务院给予每个省设定征收该费用标准的自主权。
省政府反过来仅仅发布宽泛的条例。比如，北京政府要求社会抚养费为当地居民平均年收入的6到10倍。因此，决定征收多少的权力最终转移给地方官员。缴费的数额常常是通过谈判解决。这个做法刺激了权力寻租，《中国经济周刊》在2012年报导，那些跟现任官员有关系的人和那些贿赂他们的人缴费更少。
即使社会抚养费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重要的，但是计生官员，那些负责收取费用的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条例，社会抚养费的支出应该由财政机关决定，其独立于征收费用的系统。但是，就像中国广播网报导的那样，在许多地方，财政局把很多征收来的收入返还给计生部门。某些当局甚至允许那些收费的人截留一部分作为个人收入。因此，计生机构和他们的人员在征收费用上获得极大的激励。某些地区当局甚至允许超生，因为他们的收入依赖他们。
在这种背景下，很容易理解尽管对这个政策存在强大的公共反对并且学术上证明该政策对于中国人口结构的长期危害，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仍然抵制改革。软化一胎化政策意味着迫使政府本身放弃既得利益并为“吃饭财政”危机寻找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改革总是必须伴随利益冲突和重大妥协的决议，中共计生政策的僵局也不例外。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