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2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加拿大最高法院2月6日的裁决，否定了目前禁止医生协助病人结束生命的法律。此举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被认为对法律系统及人类价值都是一次强烈的冲击。
法律事务评论员冯志强对《大纪元》说，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一致通过这个决定，对社会影响很大，“对原来传统的认定有很大冲击”。可以说迎合了社会上部分人的看法，即“行尸走肉，或苟延残喘的日子，不是正真的生命。当事人想结束就可以结束。”
他说，但北美是以基督文化作为社会的价值观念。“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认为生命是神给予的，何时来何时去应该由神决定。
最高法院给了联邦及各省政府12个月时间，通过立法做出相应的法律修改。对于这个触及人性理念的话题，社会上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很强烈。
加拿大临终护理医生协会（The Canadian Society of Palliative Care Physicians）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74％ 的会员称，即使这成为法律，他们也不会帮助病人自杀。
联邦司法部长 Peter MacKay 的说法是，这事具有深远影响，政府需花时间认真考虑。最重要的是“如何保护所有加拿大人的权益”。
*医生担心安乐死被滥用
位于魁省的医生社会正义联盟（Coalition of Physicians for Social Justice）在一份声明中称，尽管最高法院有此裁定，人的生命仍是加拿大人普遍认同最宝贵的。“生命是一种神圣的信任，是无价的。”
联盟共同总裁萨巴医生（ Paul Saba）对《大纪元》说，如果加拿大按最高法院的决定立了法，将成为世界上第二、或第三个使安乐死（Euthanasia）合法的国家。有些国家和地区允许协助自杀（Assisted Suicide），但不像安乐死那样直接打毒针。
高院的裁决只适用于有难以忍受痛苦的成年人，在清醒理智的状态下作出的安乐死决定。但萨巴医生对此表示担忧。他引述加拿大医学协会杂志的一份报告说，面对误诊率高达20％，对病情发展预测率误差高达50%的现状，“安乐死是危险的”。
他说，在比利时，32%的安乐死是在没有明确要求或同意（患者或家属）下执行的。同时，比利时与荷兰已发展到不会致命的病患，因抑郁和厌生提出安乐死，也能如愿；儿童也已经被包括在可安乐死的范围。
“这门一旦打开，就会开得越来越大。” 萨巴说，安乐死不是一种疗法，也不是临终护理的一部分。安乐死是与医疗伦理准则相违背的。
*魁省人在挑战安乐死法律
魁省比联邦快了一步，已通过立法允许安乐死。不过，一些机构及个人已经在魁省最高法院对该法提出挑战，指其违反人权宪章。原告机构代表了650名医生及1.7万名公民。
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看起来对该案的原告不利。但作为原告之一的萨巴医生说，他们挑战的内容超过联邦高院裁决的范围，比如知情同意书（informed consent），如果医生对病情判断有误，由此导致的安乐死就会变成因误诊杀人。
萨巴说，6年前有一名女患者被肺专家告知会在几个月内死亡，但她后来没死，现在还活得很好。“她说，如果6年前有安乐死的话，她可能会选用。幸亏当时没有安乐死，她还能活着。”
萨巴称，有些患者因为政府缺乏资源没得到合适的治疗，或者要等很久才获得需要的治疗，有些人要忍受很强的身体痛苦。他担心这些人会产生“给我一针吧，我没法再等”的想法。
患者Lisa D’Amico是原告之一。她对《大纪元》说，她48岁了，因为需要坐轮椅，靠福利生活，对个人健康问题，从来都是被迫接受医生的决定。她担心在她的病是否能治的问题上，医生们也是“关起门做决定”。
“我不想死得有尊严，我想活着，直到最后呼吸停止。” D’Amico说。
萨巴说，原告们会继续努力推翻这安乐死法案。他们也在呼吁联邦政府：“保护这些最脆弱的公民”。
*对传统价值的冲击
至于安乐死对传统冲击的程度，萨巴称，医疗的基本伦理基于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这治病救人而不杀人的理念已经延续超过2,500年。他说：“作为医生，我相信，我们应该尽力救治患者，绝不杀人。”
冯志强说，安乐死对华人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冲击。华人文化一直回避谈死亡话题，“华人的死亡教育几乎是一个空白点”。这可能会给华人一个怎么看待死亡的教育机会。
时事评论员李天明认为，1个人的生命不完全属于这个人，“如果完全属于他/她的话，我们就不会去谴责自杀了”。人应该是“自然地等待上帝的召唤”。只有不正常的专制体制才把部分人定为可杀，比如纳粹德国的T4计划，把残疾人杀掉，后来扩大到老人、精神病人。中共在大陆搞的各种政治运动中，也把地主、资本家等定为社会不需要的人，可以任意处置。他说：“这带来了人类伦理的堕落。”
李天明表示担心，安乐死可能助长不好的行为。他说，中国有个说法：久病床前无孝子。因此心灰意冷的老人们，会否产生“我还不如早死”的想法？
“人的生命不可剥夺。”他说，人类是个大家庭，“不能见死不救”，“不能帮人自杀”。
联邦高院对协助自杀的裁决，也是基于宪法。冯志强认为，科技发展起了作用。医学能维持人生命的能力强了，才出现有人能被维持不死，但很痛苦；人才会对同一部宪法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说：“技术发达使人短视了”。人可能认为：“我们能掌握自己……，看不见的控制力量，我们可以摆脱他。”
“我觉得，提出或讨论这些问题是一种智慧，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高的智慧。” 冯志强说。
责任编辑：滕冬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