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5月29日讯】道德的根本来源，即天地神明的自然规律，今天已逐渐被人遗忘。其实，上古时期衡量人的标准，最重要的就是道德水准 。古人之所以能经常看到神迹，在于他们的道德标准很高，可“以德配天”。世俗中能触及的神奇，是与形而上的道德相统一的，故而“德高”与“望重”也必然是相随的。这一规律贯穿了整个五千年中华文明。
时值礼崩乐坏，大道废、有仁义。精神上的逐步衰败带来了物质上的不和谐。为了规范人心，简单地要求人心向善已不合时宜，于是出现了系统、庞杂的社会伦理。精神和物质的统一性，逐步演变为儒家对内心修为与政治权利相匹配的理想。
儒家的道德内涵虽然沿袭了前人的思想，但对好坏人的分辨，更多是精神层面的，没有过多强调精神上的分别会带来物质上不同结果的必然性。然而，道家经典《黄帝内经》开篇就直接讨论了精神境界不同的人，其物质层面的身体状况也是不同的，并依次划分了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真人和至人这样超越世俗境界的得道者已然很少，于是能够因袭上古道德，实践敬天保民的圣人成为了儒家社会伦理中的“得道者”。当然，严格说来，儒道两家对“圣人”的诠释是有很大区别的，但就其道德高度来讲，笔者认为有相通之处。可以说，儒家把道家的道德内涵世俗化（世俗化并无贬义）为此岸世界的规范，而通往彼岸世界的修炼方法被淡化了 。
在儒家看来，在此岸世界中，人性本是善恶同在的。虽然人之初、性本善，但社会毕竟是个复杂的系综，人是可以后天变坏的。所以，在治国平天下时，就出现了和圣人相对的愚人，这也是相生相克之理必然的结果。区别圣人和愚人的前提，是道德与才学的对比。
“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资治通鉴》）
君子和小人的出现，是介于圣人和愚人之间“退而求其次”的博弈，也是儒道分离后遇到的困境。既然神性无存，就需要把人性放在现实中拷打。这是件很残酷的事情，但又是士大夫必须面对的选择。于是，司马公领悟了孔子思想的真谛，做了这样的选择：
“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资治通鉴》）
然而，这在现代政治理念看来，分明是个错误的选择。因为现代政治更强调“专业化”，认为人的道德是靠不住的，领导人的决策需要依靠“法律”来约束。既然小人才胜于德，没有理由选择智商和情商都很低的愚人。说白了，法律能够限制的，只是道德的社会属性。而其非社会来源，不是不去约束，而是根本不承认其可控性。真正被看重的，是治理天下的技巧，至于敬天保民的使命感，变得虚无缥缈。
这在笔者看来，是现代人最可悲的地方。如果说儒家伦理针对“大道废有仁义”的无奈现实，将道家思想进行了必要的改变，那么，现代社会规则就是对硕果仅存的道德内涵进一步的泯灭。这样评价，并非笔者不赞同法律的重要性；相反，笔者认为一种社会形态就必须要有相应的规范方法。“法制”在现代社会是必然的趋势，因为单纯的知识导向性的选人制度本身就抛弃了道德内涵，将“才”与“德”看做不相干的独立事件。所以，严格的法律，尤其是“法制精神”，就成为必要的补充。
那么，在今天依然崇尚古人的操守和道德，是否就是抱残守缺呢？不然。纵观千年历史，道德逐步失去其社会规范的作用，正是由于人们忽略了个体自觉对群体的意义。所以，道德回归的过程，就必须得以强调个体自觉为前提，而不能寄希望于一个新的理想国的出现。
责任编辑：古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