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5月29日訊】道德的根本來源，即天地神明的自然規律，今天已逐漸被人遺忘。其實，上古時期衡量人的標準，最重要的就是道德水準 。古人之所以能經常看到神跡，在於他們的道德標準很高，可「以德配天」。世俗中能觸及的神奇，是與形而上的道德相統一的，故而「德高」與「望重」也必然是相隨的。這一規律貫穿了整個五千年中華文明。
時值禮崩樂壞，大道廢、有仁義。精神上的逐步衰敗帶來了物質上的不和諧。為了規範人心，簡單地要求人心向善已不合時宜，於是出現了系統、龐雜的社會倫理。精神和物質的統一性，逐步演變為儒家對內心修為與政治權利相匹配的理想。
儒家的道德內涵雖然沿襲了前人的思想，但對好壞人的分辨，更多是精神層面的，沒有過多強調精神上的分別會帶來物質上不同結果的必然性。然而，道家經典《黃帝內經》開篇就直接討論了精神境界不同的人，其物質層面的身體狀況也是不同的，並依次劃分了真人、至人、聖人、賢人。真人和至人這樣超越世俗境界的得道者已然很少，於是能夠因襲上古道德，實踐敬天保民的聖人成為了儒家社會倫理中的「得道者」。當然，嚴格說來，儒道兩家對「聖人」的詮釋是有很大區別的，但就其道德高度來講，筆者認為有相通之處。可以說，儒家把道家的道德內涵世俗化（世俗化並無貶義）為此岸世界的規範，而通往彼岸世界的修煉方法被淡化了 。
在儒家看來，在此岸世界中，人性本是善惡同在的。雖然人之初、性本善，但社會畢竟是個複雜的系綜，人是可以後天變壞的。所以，在治國平天下時，就出現了和聖人相對的愚人，這也是相生相剋之理必然的結果。區別聖人和愚人的前提，是道德與才學的對比。
「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資治通鑒》）
君子和小人的出現，是介於聖人和愚人之間「退而求其次」的博弈，也是儒道分離後遇到的困境。既然神性無存，就需要把人性放在現實中拷打。這是件很殘酷的事情，但又是士大夫必須面對的選擇。於是，司馬公領悟了孔子思想的真諦，做了這樣的選擇：
「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資治通鑒》）
然而，這在現代政治理念看來，分明是個錯誤的選擇。因為現代政治更強調「專業化」，認為人的道德是靠不住的，領導人的決策需要依靠「法律」來約束。既然小人才勝於德，沒有理由選擇智商和情商都很低的愚人。說白了，法律能夠限制的，只是道德的社會屬性。而其非社會來源，不是不去約束，而是根本不承認其可控性。真正被看重的，是治理天下的技巧，至於敬天保民的使命感，變得虛無縹緲。
這在筆者看來，是現代人最可悲的地方。如果說儒家倫理針對「大道廢有仁義」的無奈現實，將道家思想進行了必要的改變，那麼，現代社會規則就是對碩果僅存的道德內涵進一步的泯滅。這樣評價，並非筆者不贊同法律的重要性；相反，筆者認為一種社會形態就必須要有相應的規範方法。「法制」在現代社會是必然的趨勢，因為單純的知識導向性的選人制度本身就拋棄了道德內涵，將「才」與「德」看做不相干的獨立事件。所以，嚴格的法律，尤其是「法制精神」，就成為必要的補充。
那麼，在今天依然崇尚古人的操守和道德，是否就是抱殘守缺呢？不然。縱觀千年歷史，道德逐步失去其社會規範的作用，正是由於人們忽略了個體自覺對群體的意義。所以，道德回歸的過程，就必須得以強調個體自覺為前提，而不能寄希望於一個新的理想國的出現。
責任編輯：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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