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丹:大陆媒体为何难见批评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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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5年09月18日讯】近日,四川省纪委首开先河,邀请当地包括四家中央驻川媒体、六家省级媒体、两家新媒体在内的众多主流媒体召开了一次“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恳谈会。在会上,纪委书记王雁飞说“感觉媒体的思想还不够开放”,“因为四个月了,批评报导一篇也没见到”。同时,这位纪委书记也颇为诚恳的表示,希望媒体加强监督,“包括针对我们的队伍,搞一些批评报导,没有问题”,“主旋律不是说只大唱赞歌,批评报导有利于我们改进”。

面对纪委书记这番信誓旦旦的建言,或许我们更想知道,媒体接下来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四个月、甚至更久以来,一直没有批评报导的他们,是否会在此次上级领导的鼓动下,一改往昔“大唱赞歌”的文风,针对“我们的队伍”出批评性报导呢?要想预知未来,需要反思历史。而要想重温中国媒体的历史发展轨迹,则必须先来探讨一下它们所处的环境以及背景。

从媒体所具有的“舆论监督”的职能来看,它们在社会中的位置本该独立于政治之外,代表民众的眼睛和耳朵,来监督执政者在管理国家事务上的所作所为。当权力集团试图要为自己的失政蒙上遮羞布时,媒体则该跳将出来,将其丑闻予以揭露、将真相予以呈现。然而,作为媒体最基本的这一职能,在中共治下很难实施。政治上的集权专制已然决定了,完全受其控制的媒体根本就不可能发出另一种声音。

放眼如今大大小小的媒体,从主流到非主流,从平面媒体到数字媒体,有哪一家敢公然表示,自己不受中共宣传部审查?纵然正义感与责任感在被唤醒,想要坚守“自由阵地”的媒体,也是“敢怒”不敢言,因为无力摆脱被“禁锢”的困境。事实上,这些难以“特立独行”的媒体无形当中,都在自觉或不自觉、自愿或不自愿地扮演着中共喉舌的角色。

既然是中共的喉舌,媒体对中共政治的批评就举步维艰,关键是媒体人不能说真话。2013年冬因说真话而被辞退的央视制片人王青雷,在离开了10余年的工作岗位之后,才敢说那样一段锥心刺骨的话:“过去的这两周,是我们央视人耻辱的两周,新闻准则被权力一再强奸”;“在这十年当中,我们希望报导、应该报导的选题,被一次次的驳回;我们希望发出的声音、应该表达的态度,被一次次的夭折”。或许这就是包括编辑、记者、制片人在内的所有大陆媒体人几乎每天都在遭遇、且无力摆脱的梦魇。

如王青雷所说,这些媒体从业者或许也尝试过在揭露真相与明哲保身之间寻找折中的平衡点。“即使一些新闻我们做出了报导,但是往往在回避问题的真正所在,只是在新闻的边缘寻找被允许表达的那部分,向外界显示我们关注了”,然而,他也认为,“我们距离新闻的本质、距离新闻的核心、距离新闻的理想已经越来越远,我们是温水里的那只青蛙,已经没有跳出来的勇气和信念”。

不知这样的勇气和信念,四川那些参加恳谈会的媒体是否曾经拥有过,又或者受到纪委领导的鼓励之后能够重新拥有?可以想像的是,这些在禁锢中习惯了“自律”的喉舌,如今想要转变长久以来的观念以及行为方式,或许还需要时间去调整和适应。至少他们在甘当第一口吃螃蟹的人之前,也会极为谨慎的小心观望,究竟这种来自领导的“批评”指示,是否还有其它的深意?如果没有人来保证他们在不小心说错话之后,还能保住位置和饭碗,那么他们的安全感就会时刻处于示警状态?而毫无安全感可言的他们,又如何能底气十足的袒露心声、直言真相呢?

在这样一个被政治捆绑的境遇下,媒体以及每一位媒体人的命运其实都掌握在上级领导的手中,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完全要看领导的脸色和意图。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上真正保障他们的言论自由和监督职能,这些媒体只能说“拜年的话”,或小骂大帮忙,哪敢真“批评”?想听真话,看针砭时政的批评文章,不是这种下达命令的会议形式,告知他们可以批评,而是从真正意义上放开言论、还民自由。只要领导能够接纳批评,大家就自然而然的敢表达自己的声音了。

责任编辑: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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