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11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唐明镜芝加哥报导）2006年，一家名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的民间环保组织在中国成立，创办人马军和同事们推出了中国首个水污染数据库——“水污染地图”（China Water Pollution Map）。头几个月没有任何反应，他们几乎要丧失信心。十多年后的今天，苹果、沃尔玛、H&M等四十家跨国品牌以IPE数据为环保指标，要求在华一千多家供应商们改进高污染的生产流程。
“在中国，尽管耗费巨大资金和人力治理污染，但成效不大。”马军于11月15日在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中心（EPIC）用英文讲道，“我想，根本原因不在于缺少技术或资金，事实上，我们（在这些方面）很有潜力。关键在于缺少动力（Motivation）。我们可以从西方借鉴法规法律，可是执法跟不上。”
马军提及2004年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他发现西方环保问题的解决靠法律，公民组织们付诸于法律诉讼，法庭以巨额罚款强迫大公司低头，但中国的司法系统和北美很不一样。
他说，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企业的保护，使得环保执法异常艰难。“早些年，企业发现自己上了（IPE）高污染名单，很不高兴，找我们抱怨。这还算容易解决的。可有些企业不找我们，他去找上级领导。这给我们施加的压力就特别大，以至于我们有时都不太肯定是否还要继续做下去。”
治污从信息公开做起
马军说，他在耶鲁访问期间，认识到中国治污的突破口在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在中国，我们有时要把信息的透明度推到极致，甚至用一种破坏性（disrupted）的方式公开，因为我们没有其它途径（制约污染）。”
马军说，2013年，中国几家环保组织（包括IPE）号召政府把监测数据公开给民众，几个月后，政府推出法规（By-Laws）要求从2014年起，各级政府把环保监测数据公开。
之后因应智能手机日益流行的趋势，IPE开发出环保数据库的手机App。2014年6月上线时，只有74个城市参与，现在则包括了中国所有地方政府。该手机App把各级政府公开的1800多处数据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清算所（Clearing house）。
IPE“污染地图”清晰标注超标排放废气废水企业的名称，其检测值和标准值对照等，公众可分享到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让企业时刻接收监督。
2015年讲述中国雾霾问题的记录片《苍穹之下》引起轰动。英国《卫报》报导说，《苍穹之下》播出的几周内，IPE开发的app下载数量从10万骤升到300万，尽管这部由原央视记者柴静制作的影片不久后被中共政府禁播。
以跨国品牌为撬动杠杠
马军回忆2006年启动IPE的艰难岁月，“头九个月，我们几乎完全丧失了信心，因为几乎没有回应。我们到处抓取数据，整理一张又一张表格，却看不到成效。”
“直到11月份，一家跨国公司代表找到我们，说公司老板在香港吃早餐时读报，看到公司被IPE列为污染厂家，非常生气，召集在中国的管理层，要求立即解决此事。” “他们最终消除了污染，还安装了回收废水的系统。”
马军说，最初回应IPE质询的是跨国公司，它们在中国直接设有工厂；但地方企业，以及东南亚的公司等却不屑理睬环保机构的质疑，“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杠杆，让他们也参与进来。”
马军找到的“杠杆”是供应商，“我们发现国际品牌面对不同的公众群，更在乎自己的品牌形象，对环境标准有更高的承诺。而我们的检测数据发现他们的供应商们违背了这些品牌的承诺。要知道每一个品牌在中国有数百家、数千家，甚至上万家供应商。”
马军提及中国一个最大的纺织厂，给许多国际大品牌供货，但有严重的水污染问题，每天排放4万吨印染废水。IPE和工厂交涉几年未果，但随着一个接一个的国际品牌向这家工厂施压，“第一个是GAP，然后是H&M、优衣库（Uniqlo）、（英国）马莎百货（Marks & Spencer），沃尔玛的最后施压促使工厂改变。”工厂终于决定投资2亿人民币净化废水。
“企业是问题的一部分。当没有环保信息筛选供应商时，这些企业选择最便宜的供应商，他们利用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监管漏洞，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马军说，“可是企业也能解决问题，甚至比政府监管更有效。当他们说‘我要这家供应商，不要那一家’时，能带动实质改变。”
路漫漫修远兮
芝大能源政策中心（EPIC）主任麦克‧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主持了与马军的对谈。他近几年的研究专注于中国和印度的环境污染问题。格林斯通教授问马军，如何确保数据的真实准确性。
马军说，数据质量是一个问题，但IPE公布的是违规企业，“我们不太相信好的数字。而通常说一个企业差时，实际情况往往会是更糟糕。”他的讲话引起台下一片笑声。
马军1968年出生于青岛，那时天天是蓝天，他在当地的小河里学会了游泳。20多年前，他到香港《南华早报》做调查记者，在中国沿途看到干涸的河流、沙漠化的草原，令他非常痛心。
马军于1999年出版《中国水危机》一书。“写完这本书，我以为可以放下心头的重担。但不断有读者找到我。”
“我意识到媒体人擅长发现问题，却无法解决问题。”马军解释他成立IPE的初衷。他说，2010年IPE联合几家环保组织，向29家跨国IT企业发污染调查报告，第一轮只有8家企业回应。有些企业告诉他，公司起先收到来自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来信时，很迷惑，“中国真的有NGO吗？他们是谁？动机是什么？”
2010年的调查报告中，美国的苹果公司排名最差。马军联合美国的NGO，经过两年的博弈，最终把苹果拉到谈判桌。苹果公司同意公开156家供应商名单，接受第三方环境检测，承诺整改污染。
马军最后说，在中国实地调查过程中，有村民向他跪下，寻求帮助。“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或权力。我们只能保证他们的声音能被听到，这个声音埋没在复杂的、层层叠叠的全球化的供应链中。”
“现在有了新的IT技术，我们能让远隔太平洋外的人们也看到中国的污染问题。信息的公开透明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责任编辑：温文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