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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凤英——历尽文革劫难的“七仙女”

文/叶蓁

中共篡改传统剧目《天仙配》以宣扬党文化,进行愚民洗脑。图为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网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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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2月04日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一曲传唱大江南北的《天仙配》,成就了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更让人们记住了一个坠落凡间的“七仙女”——严凤英

或许还有很多人不了解,戏台上仙凡相恋的故事本源,其实讲述的是孝感动天的美德故事;严凤英在戏曲名家的光环背后,则有一段含冤莫白、血泪无限的伤痛记忆,至今仍是国民不堪回首的人间惨剧。而为历史设下重重迷障的幕后元凶,正是窃取大陆政权的中共。

严凤英(右)《牛郎织女》剧照。(网路图片)
严凤英(右)《牛郎织女》剧照。(网路图片)

学戏,以生命为赌注

1930年,严凤英出生于安徽桐城,乳名鸿六。这个戏曲界的精灵,恰恰生长在黄梅戏之乡。在她成名以前,黄梅戏只是山村草台上的地方小戏,唱戏的人更为乡邻所不齿。桐城人几乎都会哼唱一两句小调,但如果有人以歌戏为职业,便会受到家族的惩罚。严凤英自小耳濡目染,便爱上了黄梅戏,13岁时偷偷跟同族的艺人严云高学艺。

天生的好嗓子加上生动的表演力,使严凤英很快成为戏班里的佼佼者,别人学三遍才会的戏,她能一遍成功,大约一年后便登台献唱。

女孩学戏触犯了宗族的禁忌,她差点被族人沉塘。为了保命,严凤英只得背井离乡,走上搭班唱戏的卖艺之路。她在江淮一带漂泊,结识丁永泉等老辈黄梅戏名家。每当老前辈在台上演出,严凤英都用心观摩,一点一滴模仿。再加上女子特有的细腻天性,她演绎旦角越发得心应手。

过去的人除看戏外,更讲究“听戏”,因而对演员唱功的要求非常严格。老艺人常常训练她,唱戏必须唱到前后左右的观众都能听清的境界。因在草台唱戏,四面都有观众,如果远处的人听不到,就会喝倒彩、扔石头起哄;如果听不清,就会讽刺演员“嘴里含个萝卜”。

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严凤英每天坚持吊嗓子、练身段,唱完戏后还会特地询问站得最远的小贩,有没有听见、听清。草台搭戏的演艺经历,助她锤炼了精湛的技艺。

黄梅戏一行历来有“男怕《会母》,女怕《辞店》”一说,因《小辞店》要求旦角在台上演唱50多分钟,最考较功夫。而严凤英15岁时就能从容驾驭此剧的主角柳凤英,也因此更名“严凤英”,在戏曲界崭露头角。她的唱腔明快清圆,演技惟妙惟肖,更善于吸收京剧、越剧、民歌等传统艺术的长处,表演风格自成“严派”一家。

就在严凤英醉心曲艺事业的发展时,戏外的世界,由于中共的建政,早已换了人间。50年代以来,中共一边打着“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旗号,一边残忍地把响应政策的社会精英划为“右派”,并加以迫害。那么严凤英在这场政治漩涡中如何选择呢?

严凤英(中)《天仙配》剧照。(网路图片)
严凤英(中)《天仙配》剧照。(网路图片)

“七仙女”背后的故事

1951年,严凤英在安庆“群乐剧场”演出。这时中共干部与“新文艺工作者”渗入演艺界,“帮助”严凤英等“旧社会”的艺术家接触“新文艺思想”。由于受到中共谎言的毒害,她陷入“旧社会把我当成草,新社会把我当作宝”的荒谬逻辑中,对中共、“新社会”充满感激之情。因而,严凤英除了表演《打猪草》《闹花灯》等传统戏外,还唱改编戏,为中共的土改、反霸、抗美援朝等运动涂脂抹粉。

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家喻户晓的《天仙配》为宣传中共的婚姻法而出现。中国人从古代到民国时期,对待婚姻大事都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要经过合八字等诸多仪式,体现了敬天信神的理念。中共占领大陆后,于1950年颁布“新婚姻法”,歪曲传统婚姻为包办、买卖婚姻,鼓吹自由婚恋。为推广新法,传统戏《天仙配》被路洪非等“新文艺家”篡改成符合一部政治需要的新剧。

1953年,严凤英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一年后参加华东区戏曲会演,并首次饰演“新天仙配”的旦角七仙女。

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翻拍电影,严凤英经典的七仙女形象就此确立。片中,原本奉旨下凡的七仙女成了私自下凡,秀才董永变成农民,主动焚契并赠送董永银两的傅员外成了百般刁难的恶霸……面目全非的《天仙配》沦为当权者操纵的工具,却成为多年来红遍海内外的艺术影片。

伴随着电影的轰动效应,黄梅戏一跃成为全国大剧种,社会上涌现出一系列跟风的戏曲电影;一心一意遵照中共政策的严凤英,也成了为黄梅戏做出巨大贡献的艺术大师。

歌舞升平的表象背后,包藏不住中共败坏传统文化、毁灭国民道德的祸心。1966年爆发的文革运动,将神州大地变成血腥的修罗场,那些追随中共的文艺家几乎没能逃脱厄运的降临,严凤英几乎是被迫害得最惨的一位。

严凤英(左)《女驸马》剧照。(网路图片)
严凤英(左)《女驸马》剧照。(网路图片)

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

遭文革批斗,对严凤英来说是一场无妄之灾。初期,她因为演唱黄梅戏,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等荒唐的罪名,屡遭“文批武斗”的折磨。严凤英感到茫然:为民众唱戏、受民众欢迎、在“旧社会”受压迫、在“新社会”要求进步,怎么都成了罪行?

1968年3月,因受四年前“天津黑会”反江青运动的牵连,她与一批文化精英,被污蔑成“围攻样板戏,反对江青”的罪人。

与严凤英一同蒙冤的柏龙驹说,这次定罪发生在文革的第三年,中共“需要扩大‘战果’来证明它的‘必要性’和‘及时性’”,便“抛出一批各界代表人物来‘祭旗’”。而他们反对样板戏的直接罪证,来自对观摩现代京剧一事的造谣和污蔑。

1964年,江青在北京发起全国性的京剧现代戏会演,安徽省以省委宣传部的徐味为首,组织七人观摩小组北上观戏。在省文化局工作的柏龙驹与严凤英等三位戏曲演员随后进京,在人民大会堂观看“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看戏时,他们仅从专业角度发表几句评论。没想到四年后,这次北京之行被官方定义成“有预谋、有计划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罪。安徽省观摩组与严凤英一行人,都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1968年4月5日,政府机关报《红安徽报》发表歪曲事实的社论:1965年(时间误写),徐味为首的“代表团”与“戏剧界的牛鬼蛇神”,围攻江青的革命现代戏。报上说:“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但至今没有批判处理。”次日,剧团内外的造反派轮番提审严凤英等人。

柏龙驹记得,那天是周六,造反派扣下严凤英,逼她揭发省委、宣传部、文化局等一干人的反动证据。尚存道德底线的严凤英明白,这是要通过她制造一大批冤案,因而缄口不言。一直僵持到晚饭时分,造反派才放她回家,但命令她下周一上午上交材料,否则后果自负。严凤英想不通,为什么造反派要逼她出卖良心。周日晚,她冒着“串供”的风险来到柏家,倾诉内心的委屈与困惑,临走前留下一句话:“我站得直做得正,只是眼前难熬啊!”

严凤英(右)《春香传》剧照。(网路图片)
严凤英(右)《春香传》剧照。(网路图片)

在死神面前的批斗

4月7日夜里,严凤英痛苦呻吟,丈夫王冠亚惊醒后发现了她的绝命书,才知道妻子偷偷服下大量安眠药求死。王冠亚只好一面叫长子请医务室的医生抢救,一面带着妻子的书信,向进驻剧团的军代表刘万泉求救。岂料刘万泉不顾人命,带着几个造反派直闯王家,对神智尚清的严凤英进行“床前批斗”。

刘万泉等人不理会王冠亚的苦苦哀求,怒斥严凤英,自杀是“叛党行为”、“对抗文化大革命”,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她眼不能睁、口不能言、泪流满面、口吐白沫时,这帮人才扬长离去。王冠亚趁机把妻子送到了附近医院的急诊部。那时自杀的“反革命”如果没有单位介绍信,医院一律拒收,而且认为“反革命死一个少一个”。王冠亚不敢离开妻子,只好让长子再去求刘万泉。

几经周折,长子拿来了介绍信,医生检查后却安排严凤英转移住院部。从市中心的急诊部到郊区的住院部,严凤英早已错过最佳抢救时机。到了住院部,她一身单衣,躺在走廊的水泥地上等待救治。两个年轻的医生为她施救,却不见效。王冠亚看到一个老医生戴着“反革命”的黑色袖章打扫厕所,上前求他诊治。老医生却说:“他们叫我医,我一定医!”但是,没有人敢替“反革命”做主。

就在造反派的批斗、亲人的焦虑与医护人员的互相推诿中,严凤英于1968年4月8日清晨5点停止了呼吸。还差5天,就是她的38岁生日。

著名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网路图片)
著名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网路图片)

尸骨未寒 解剖寻罪证

对生命最残忍的方式,莫过于致人于死地,但是代表中共意志的军代表,却要千方百计地继续迫害死者。刘万泉出面,“揭发”严凤英是国民党特务,喝令医生当场解剖她遗体,寻找她吞下的“罪证”——发报机和照相机。为了这个不合常理的罪名,没有学过解剖的医生拿来医用小斧,当众剖尸。

他先脱去严凤英的衣服,用斧头从咽喉一直砍到腹部,除了100多片安眠药,什么罪证都没找到。刘万泉还不死心,下令继续“深挖”。医生一斧劈开尸身的耻骨,致使膀胱破裂,喷出尿液。杀人魔鬼这才停下迫害的黑手。

事后,刘万泉被评为“活学活用毛著的积极分子”,还被调任到外省保护起来。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派出的调查组找到他询问严凤英一案,他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而且振振有词称自己是奉命行事。他说,文革就是要打倒“反革命分子”,“在安徽,不打严凤英打谁呀!”

文革期间自杀的“反革命”成千上万,“造反者”发现后,出于愧疚的心里或者树立“反面教材”的需要,往往会选择及时抢救。而刘万泉“奉命行事”的做法,不仅逾越批斗的权力范围,更泯灭了做人的最后一点良知。

刘万泉的行径是极端的个案,却也代表文革中当权者的可怕暴行。发动文革暴动的中共当局,以及亲手实施迫害的造反派与军代表等,加诸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以及所有民众身上的,是惨无人道的迫害和无法挽回的伤痛。

十年之后,这场浩劫应如何反思,又该如何定罪?中共官方除了清算“四人帮”,为冤死者恢复名誉外,仍然在维护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对当年的真相讳莫如深。

这种善后策略,对上掩盖了元凶毛泽东的罪孽,对下淡化了一众暴民的罪行,最终呈现在国人面前的,还是一个永远“光明正确”的党。

1978年,严凤英在悲惨离世的十年后,得到平反的虚名,当年一手导演人间惨案的军代表,一直隐匿在未知的角落,安度余生。

好在中国还有一批正义人士,彻底追查刘万泉的下落,曝光他的恶行,要给严凤英家人一个交代,还民众一个真相。

海外知名人士苏晓康、解滨等人,都公开撰文表示,刘万泉的行为构成反人类罪。《国际刑事法院罗马条约》规定,任何以极端残暴的方式迫害或大规模残害他人的行为,即反人类罪。文革时期出现的反人类罪犯,何止刘万泉一个?中共执政至今犯下的反人类罪,又何止文革一次运动?

七仙女“私闯”人间,严凤英错信中共,一同成为文革运动的牺牲品。善良的人们都希望,文革会是中华民族的最后一场劫难。然而中共对历史的极力掩盖与“有保留”地反思,恰恰在警示人们,在中共体制之下,文革式的人间惨剧不会结束。#

参考资料:

1. 柏龙驹,《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之死》,《炎黄春秋》,2000年第8期。
2. 王小英,《母亲,严凤英》,《黄梅戏艺术》,1998年第3期。
3. 苏晓康,《我们的“七仙女”——记黄梅戏女演员严凤英之死》,《开放》杂志网。
4. 解滨,《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开放》杂志网。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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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04 10: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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