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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有多少人上了中共《约法八章》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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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6月05日讯】国共内战后期,尤其是1949年4月国民党失去南京后,中共在进攻上海前,毛泽东于4月25日再次以他和朱德的名义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又名《约法八章》,除了向全国广播外,还四处张贴。此前的1949年12月,中共军队在进攻北平前就发布过《约法八章》。

约法八章》内容与其效用

《约法八章》的具体内容包括:一、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严惩反革命破坏。二、保护工商业继续生产。三、没收官僚资本,凡愿意继续服务者准予量材录用。四、保护医院、学校、体育等文化设施和公益事业。

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

六、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七、暂缓农村土改,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大背景下,《约法八章》使国民党党政军各级人员选择了放下武器,放弃了抵抗,也使许多观望的包括商人在内的民众选择了留在大陆。

中共违背承诺镇压国民党将领

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共1949年建政后却大变脸,通过发起的一个又一个运动,戕害了众多国民党投共人员、企业家、知识份子和普通民众,其行为完全违背了《约法八章》。

根据百度提供的资料显示,1946年至1949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先后有约177万官兵“投共”,其中将军大概有1,400名,包括驻守济南的吴化文、驻守北平的傅作义等。

对于部分“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共授以官爵厚禄,以收买人心,比如傅作义就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而对于绝大多数这类将领,中共则通过“镇反”运动将之消灭。如傅作义等人的绝大多数部下均被镇压。

事实上,在中共建政前后,即在中共的所谓新老解放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镇压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动的做法。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共建政初期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溃散武装曾被统称为“政治土匪”,约200万人,另有特务份子60万人,反动党团骨干60万人,共300万人。这些人大多数已在清匪反霸中被关、被管或被杀。

1950年3月和7月,唯恐杀得不够的中共中央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10月,则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投诚”的国民党将领的厄运自此开始了。

镇反运动中,被镇压的国民党将领大致分为如下几类:一、“投诚”后解职或被俘后释放返乡者;二、退役返乡数年、从事其它职业者;三、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四、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等。前两类人数最多。

第二类如国民党上将宋鹤庚,1923年即随谭延闿入粤投奔孙中山,并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1952年1月,中共“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实际上在1925年,宋就脱离军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1949年,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支,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

在此期间,遇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还包括:中央军校学员教导总队长王旭夫、中央军校少将代理教育长肖步鹏、第1兵团副司令刘进、第2兵团参谋长、徐州绥靖公署中将高参韩起功、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军军长李本一、第10兵团副司令温怀光、第12集团军参谋长周址、第14兵团参谋长兼第7纵队副司令金亦吾、第17集团军参谋处长王育成、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陈应龙、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尹作干、第3军副军长兼第7师师长李用章、新编第5军军长徐经济、第7军副军长兼师长钟祖培、第3兵团暂编第8军副军长曾宪成、第15军军长武庭麟、第20军副军长夏炯、第24军副军长向传义、第26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曹森、第27军军长刘孟廉、第28军军长刘秉哲、第29军军长、军事参议院参议张治公、第33军军长韩步洲、第34军军长高倬之、第44军军长陈春霖、第66军军长何绍南、第85军军长、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李楚瀛、第12战区骑兵总司令王英、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谢灵石、国防部川鄂挺进军司令部参谋长唐宪尧、国防部中将高参莫致宽、北伐军左路军第一路司令邓玉麟、辛亥起义四川革命军总指挥夏之时……

除了上述遇害的部分军级将领外,师级、旅级等国民党军官遇害的也不少。因为名单甚长,无法一一列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起义”或“投诚”的将领,或许当他们命丧中共枪下之时,才意识到当初自己的抉择是怎样的错误吧。

而1967年公开张贴的《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公安工作的规定》(俗称公安六条)披露了文革前17年内部掌握的政策条款,即“反革命”的标准。其中除了现行罪犯以外,对于敌伪的反动党团骨干(国民党、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政(保长以上)、军(连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以上)和特(特务人员),虽无刑事犯罪行为,一律按历史反革命处理。也就是说,从中央到基层,掌握的政策是追究所有国民党中央、省、市、县、乡、保党政军各级人员,除了极少数统战人物,几乎一律逮捕,并分别实施判刑、处死、劳改、监禁、管制。这其中又有多少人遭遇不测?

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曾说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

徐当时的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2千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准了。考虑到当时各地出现的瞒报情况,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的这个数字。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共终于局部的承认了“当时被镇压的还有部分起义投诚人员”这样一个事实。然而,由于上述数字还仅仅是由今日仍然在当权的中共所统计,到底有多少人被冤杀、冤判和残害,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发动“五反”运动  消灭企业家

1949后,中共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和镇反的同时,在城市中也开始了打着“五反”名义的消灭城乡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改造运动。 1952年1月,中共提出了针对企业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2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了改造“资产阶级”的高潮,其中以上海为第一目标,因为上海作为商业中心,有着众多的企业家。

靠着种种逼迫方法,在几年内,中共在全国全面取消了民族企业家和私有制,将商业收归中共所有。可以说,“五反”实际上就是抢企业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

在“五反”运动中,上海到底有多少企业家自杀至今仍是个谜。根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资料,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100多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真实的数字无法披露之前,这个大概只能仅供参考吧。

结语

相信了中共《约法八章》中的承诺的国民党将领、士兵以及企业家、普通民众,显然是上了个大当,换来的是中共对他们的杀戮、侮辱、迫害,而这正是由中共嗜杀的本性决定的。诸多被披露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任何承诺,因为其撒谎成性,其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史,换言之,谎言是维持中共统治的柱石。不过,毋庸置疑的是,靠谎言堆砌的政权,其结局只有一个:坍塌。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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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5 2: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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