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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德国极权主义研究大师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纪研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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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9月13日讯】

三.布拉赫对于百年极权主义世纪的研究

布拉赫对于20世纪、即最近一百年历史的看法,是建立在他对于德国30年代——纳粹攫取政权的历史,及对于极权主义和冷战时期的历史和思想研究的基础上的。他的看法当然也包含他自己的学术经历和在社会现实中的生活经历。为此,他认为,20世纪是极权主义的世纪。

布拉赫对20世纪的这个看法——极权主义的世纪,起于80年代,而1989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后直接证实了他在这个看法中提出的很多观点,这使得这个看法在思想界、学界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接受。

如前节所述,布拉赫对于3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消亡、纳粹崛起的研究,是基于他对于民主制及对极权主义思想的认识。而在对于民主制和对极权主义思想的认识和研究中,布拉赫探究了意识形态以及极权主义问题在19世纪时的产生和发展,曾经导致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德国的传统思想根源在什么地方,冷战时期西方流行的各类威胁到西方民主社会的各类观念思想及社会运动根源又在什么地方,而这就使得他进一步认识到,为什么说极权主义贯穿了这一百年。

70年代末期,他首先针对60年代以来的所谓意识形态的结束的各类提法提出,20世纪是意识形态的世纪,并且在1982年推出专著《意识形态的世纪》,具体分析了19世纪以来观念主义造成的诱惑,以及由此发展出的灾难——极权主义。正是在这个思想分析的基础上,80年代中期,他进一步提出和意识形态问题,即观念主义问题紧密联系的,不仅作为思想,而且是作为现实的极权主义问题:20世纪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世纪”,即1917年后的百年,是“意识形态的时代”、“极权主义的世纪”。

80年代初期,布拉赫提出这些看法的时候,正是整个极权主义论受到60年代后的左派思想,70年代初期“缓和”政治的围剿性的攻击和排斥后,看来整个极权主义论已经全面退出的时候。但是就在他提出这个看法后不久,1989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然而,这个历史性的胜利虽然证实了他的很多看法,使得它在思想界、学界立即受到广泛的接受,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就在他的这个看法正起步深入广泛地发展的时候,美国的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借1989年的历史提出了所谓“历史终结论”,其后杭亭顿 (Samuel P. Huntington) 又提出“文化冲突论”。这样两种思潮的廉价效应使得这二者一下子成为社会及思想界的主流。它所制造的迷雾不仅影响了人们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深入关注,而且让始于19世纪的那些意识形态问题,世俗化教派,即族群问题,党派团体问题、地域问题、一元文化问题,甚至已经处于式微的、原来的共产党问题重现生机,继续发展蔓延。也因此造成了对中共的绥靖,和现在的所谓伊斯兰问题。为此,在进行这一节介绍的时候,笔者首先要强调的是,布拉赫和福山、和杭亭顿们对于历史、对于20世纪看法的是根本不同的,而这个不同的原因就在于布拉赫是从西方社会的文化思想历史,19世纪以来的历史,即它的思想和社会根源究竟是什么,来进行解析的。

布拉赫在80年代中期的著述中,认为极权主义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变化、传播,以及复兴、繁荣中有很多大的变化转折点。对此他认为可以概括为八个时期。这八个时期,又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具有不同特点的阶段,它们分别是转折时期,极权主义制度形成及发展扩张的时期,冷战及现代世界中的极权主义威胁。

在转述布拉赫教授的对20世纪的分期时,笔者基本上完全接受布拉赫教授的研究思路和结论,但是笔者与布拉赫教授不同的是,在他的思路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提出,在欧洲文化、基督教文化思想中自身存在的悖谬问题。为此,在本节中笔者对于布拉赫教授的每一个思想及结论都做了一点推进,即笔者不仅是从西方社会内部发展提出问题,而且也从外部、从基督教社会政教分离的历史中,对19世纪后的后基督教社会提出问题,认为20世纪是极权主义的世纪,但是更准确地说,是“后基督教社会”世纪。为此,笔者认为:

1) “意识形态的时代”问题:不仅这个术语,ideology,而且ideology——观念主义都是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在欧洲产生的新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和这个术语只能在欧洲产生,是西方基督教文化所独有的。因为意识形态填补的是政教分离后,后基督教社会中从社会生活中退出去了的神学的空缺。它实际上是世俗化的“宗教神学”,即“观念神学”。

2) 极权主义问题,笔者认为这也不是什么新的问题,而是基督教社会曾经存在过几百年的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社会的世俗化再现,也就是政教分离后,基督教社会在世俗状态下,过去基督教框架的世俗化现象——“观念论”和“制度及社会”的合一;一个一元化的、世俗教派的社会。为此,笔者就再次重复了弗里德里希等学者的观点,强调了基督教文化及社会的存在不仅是极权主义产生的必要基础,而且也是必要条件。

3) 由此,在上述看法的基础上,时下人们所说的所谓“后极权主义问题”是否意味着20世纪的问题已经解决,并且正在成为过去,就水落石出了。因为20世纪是“后基督教社会”,基督教世俗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为此,只要现代国家和现代文化及其思维方式不能够彻底从过去的基督教框架扬弃、拓宽出去,这个世界就一天不会安宁,就会灾难重启。即现在我们所进入的所谓“现代化”、“西化”,实际进入的是后基督教社会所天生存在着的悖谬瓶颈,人们在总结20世纪尤其是1917年以后的历史的时候,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其次,在转述的同时,笔者也提出并且针砭了一些对中国学界来说值得并且必须要进行的对比、思索的现象及问题。

3.1转折时期

①第一个时期:形成时期

布拉赫认为,1900年前后思想和形式形成时期,可以称为第一个时期。他认为从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这段时期是极权主义思想及理论、世界观,政治上的救世学说发酵、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创造了几乎所有的运动民众,朝向一个绝对的设定的目标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心理等的条件,为此,极权主义思想及其理论对于市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具有了不同寻常的诱惑力。这就造成了其后“意识形态的时代”的一个大规模的剧烈的爆发,并且深陷其中难于自拔。

布拉赫认为,19世纪是一个对于社会进步乐观的世纪。尽管19世纪也有战争,包括各种各样的内部战争,国家间的战争,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动摇、摧毁人们对于进步及未来的相信,甚至一些民族间的战争还增强了人们对于国家与进步的相信。如法国革命带来的战争,传统帝国解体为民族国家等。但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大战带来的却恰好是相反的结果。首先它带来了国家制度的改变,而不只是国家形式的变化。其次是悲观主义,一种强烈的末世情绪。

为此,19世纪到20世纪的世纪转折也是一个历史的转折,这个转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彻底完成。

如果我们今天回顾并且俯瞰一百年前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19世纪到20世纪交接是一个分水岭,一个从对于进步的乐观跌入危机感的分水岭。此后接连而来的是世界大战,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造成这些灾难的却不是危机,而是对于这些危机及社会问题认识的不同观念。而再进一步研究我们则会发现,孕育于19世纪、产生于20世纪初的现代极权主义,影响了其后整整一百年,直到如今。

对此,布拉赫认为,极权主义问题在19世纪就在三方面已经孕育并且存在:

第一,在阶级和种族斗争的思想中,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产生并且得到持续发展。

第二,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社会的震荡,促进了极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大大加速了这个发展。

第三,极权主义统治制度的扩展,占据了战后危机所导致的真空,它致使新诞生的民主制度在当时迅速地遭到失败。

所有这三点,都在19世纪70年代、80年代有了很大发展准备。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及经济危机,它让那些观念和意识形态火热起来。这一切使得激进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反对自由主义的学说”(!)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得到广泛的传播。而另一方面,在建立在生物学的达尔文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所谓社会学说影响下,种族主义加剧了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血统性的、地域性的族群斗争、敌友关系、强者的权力,被提高成为政治原则。为此,在达尔文颠覆性的知识论和现代科学上建立的两个极端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和阶级学说,它们一出现就声称自己是科学的,绝对正确、没有错误。

这一由左或者右产生的“反自由主义”,在文化批评和悲观的文明主义者那里迅速地泛滥爆炸。自由主义的进步和民主思想,在中欧和东欧立脚的同时就被置于疑问。在这种意义上,尼采哲学被广泛地传播。无论人们是否接受他的反犹和民族主义思想,他的激烈尖锐的反对自由文化和基督教的箴言式的言辞,在当时都和民主思想一样很容易地被人们所接受、传播甚至被滥用。

布拉赫认为,在世纪初期前后以现代形式出现的那些世界观的思想和基本问题,至今仍然影响着这个世界。这种东西作为那些所谓伟大的运动的发酵粉影响左右着我们。它包括不断产生、持续不绝的各类耸人听闻的、时髦的政治思想,或作为我们的准则,或进入我们生活日常用语且不断再生的政治观念。它涉及的不仅是最重要的政治方向和潮流,就如同在18世纪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各种激进的思想流派所赢得的那种形式那样,而且还有专制和极权主义的变种和实验。这种倾向特别是在一次大战前后得到迅速发展。如果我们不仅把激进的政治运动看作是20年代、30年代的现象,而且也看作60和70年代的现象,那么为了理解这些思想是如何形成意识形态,乃至如何造成可怕的政治现实的,我们就必须回顾世纪交接时的情况。

人们可以肯定,这些思想和目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确立,部分方法至今仍然广泛地影响着那些继续存在的形式。列宁和希特勒看到战争造成的真空,利用政党,从内部充分利用了战争的精神和心理的影响,以一种社会性的、意识形态运动来运动民众,从而形成一种强有力的诱惑,来取代那种不完全的君主专制。那个时代的还不很成功、软弱的民主造成了1917年的俄国,以及其后的发展。

②第二个时期:1917年到1923年,具体化时期。

布拉赫认为,知识分子作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助产士既影响并且帮助了左派,也影响了右派。对于右派,墨索里尼最早是一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在大战时建立了法西斯主义。德国专门研究纳粹法西斯主义问题历史学家诺尔特 (Ernst Nolte) 认为,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取自马克思和尼采。而在另一方面,对于左派来说,则是在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性或革命性的理解下,在世纪转折时期迅速地传播推行激进的、追求暴力的观念。这一时期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法国的乔治‧索雷尔 (Georges Eugène Sorel),他试图把马克思和柏格森结合在一起,认为采用暴力实现目的、实现社会主义是正当的。另外一个代表则是俄国独裁的“一党专制”的社会主义的奠基者列宁。列宁的理论及实践直接影响了1917年后的世界历史。

1914到1918年的大战是直接造成极权主义思想突破和兴起,并且具体化的原因。在苏联,19世纪就已经存在的共产主义及专政学说,在列宁那里被进一步扩展,1917年在他的领导下极权主义掌握政权,并且宣布世界革命到来。在意大利,就在一次大战中产生并且形成了法西斯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为此,战争结束可以说是宣布了一个新的独裁时代的开始。

如果这五年带来的的结果还不能说是完全奠立了极权主义的统治制度,那么则可以说是奠立了极权主义的统治原理。在这五年中,就在新的苏维埃俄国,共产党单独统治的确立以及欧洲其它国家革命尝试的失败刺激下,同时产生了一种对它的反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既反对自由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1922年,在墨索里尼领导下他们第一次掌权。而与它平行的是,在列宁死后,斯大林接任。斯大林使得极权主义更加完善。

就是在1923年,意大利的独裁者自己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极权主义”这个术语及这个要求。此后,这个影响了其后百年的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开始被它的批评者广泛地研究使用。

在这五年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周期,“极权主义化”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竞争。在德国,在这一时期有两次失败,首先是1919年左派在慕尼克的革命试图,然后促发希特勒对于墨索里尼进军罗马的模拟,1923年反对魏玛共和国的卡普政变,在慕尼克掀起了独裁浪潮。

③第三个时期:极权主义的高峰

在1933到1934年,再次发生了1917年后最严重的极权主义攫取政权事件。希特勒纳粹在德国上台,从而成为上个世纪前半夜专制浪潮发展的又一个顶点。大多数在一次大战后新成立的民主社会都还很软弱,禁不住危机的动摇,为此常常借助于强人,如匈牙利的霍尔蒂 (Miklós Horthy)、波兰的毕苏斯基 (Jozef Pilsudski)、葡萄牙的萨拉查 (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和西班牙的弗朗哥,以及波罗的海沿海和巴尔干地区,奥地利及希腊(梅塔克萨斯,Ioannis Metaxas)和纳粹等 。

在这一期间,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在反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思想下,如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布尔什维主义那样,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了一个广泛地攫取政权的潮流。在这一期间还有另外一点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密切相关,那就是他们同时借用了某些形式和口号,如种族主义的目标口号。

如果说在20年代在精神和政治发展的可能上还是未定的,那么,到30年代世界实际上已经处于这两个巨大的极权主义集团的阴影下了。尽管这两个集团在很多方面直接对抗,但是这两个极权集团,毫无疑问地都是多元主义的民主社会及其价值的敌人。民主社会则是以其自由以及对人权的尊重的成就,来对抗共产党和纳粹各自所缔造的神话的诱惑。

在这一期间大多数欧洲的年轻人,由于经济和国家的危机造成的压力在二者之间动摇。对很多人来说,欧洲在当时的形势下,未来的国家的形式似乎只有采用一种希特勒式的个人性的统治。这不仅是斯宾格勒的,而且也是韦伯的预言。

3.2 极权主义制度发展扩张时期:观念化、族群化国家的扩张战争

④第四个时期:极权主义的征伐与奥威尔、泰尔蒙的反思

“征伐”,或者说用暴力来消灭不服从者,来实现并且扩张自己的极权的要求,是这种极权主义的典型特点,有它存在就一定有不同性质的征伐战争,或者是国际性的,或者是内战性的,就一定有残暴的不同形式的镇压。它的这个特点更让人看到,极权主义是一种政治化、世俗化的宗教,它继承了曾经在宗教中存在的这个极为典型的特点。

20世纪极权主义的第四个转折点是这种世界性征伐的开始,1939年二次大战爆发,但是实际上它是从1937年开始,从西班牙战争扩展到1939年的世界大战的。

西班牙内战的特点,就是一种普遍化的意识形态的内战。它为其后世界政治决定性的转变做了准备。其后所有那些特点,极权主义的那种“反人性”、对人类造成的威胁,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已经在西班牙内战的缩影中显现了。

对于这个转折点其后的发展,布拉赫特别提到两个人,英国的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和后来的以色列的学者雅各‧泰尔蒙 (Jacob Talmon)。他们在亲自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后,出于对这一段历史的经验与反思,对于极权主义的威胁为我们所作出的严肃反省及尖锐分析,直到今天对我们仍然非常深刻、有效。而事实上,对笔者来说,这两个人的思想和经历对中国知识界来说,可以说是一面具有直接意义进行对比、分析、反思的镜子。

英国作家奥威尔1937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这造成了他人生中的重大转变。为此,他在1944年做了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至今还是具有非常的意义。他坦率地承认,左派知识分子那时犯下了错误,他们屈服于那些谬误是因为他们只是想要反对法西斯,而不是反对极权主义。奥威尔随后在1945年出版了《动物庄园》、1949年出版了《1984》,对斯大林主义、对极权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这两本书对于极权主义社会及其统治者的分析,可谓是教科书式的。1950年代的中国直到今天,都在亦步亦趋地沿着这个模式存在。这是两部到今天为止,同类作品都无法望其项背的作品。

泰尔蒙是波兰裔的以色列历史学家。他的三卷本的《极权主义民主的历史》(也可以译作《民主集中制的历史》),是专门对于极权主义的精神和思想起源的研究著述,至今对于认识极权主义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这些观点都是他在1937年到1939年间形成的。泰尔蒙自己说,对他起决定性影响的是西班牙内战、斯大林对政敌的莫斯科审判以及纳粹对于犹太人的迫害。

泰尔蒙直到1980年去世时一直反复强调,他的最根本的考虑就是,极权主义思想及其行为的虚伪的民主的特点,而这就是30年代末期的那些混乱,本末倒置出现的原因。他自己作为一个也曾经涉及于此的历史学家,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和18世纪末期在罗伯斯庇尔领导下的法国革命的类似性即这种所谓的Totalitarian Democracy (极权主义的民主——即民主集中制)所具有的极端独裁的可怕的思想及现实。Totalitarian Democracy,这个西文术语,“极权主义的民主”,被中国的共产党知识精英翻译成“民主集中制”,对中国人来说,多少年来,比西文更加重了一番欺骗性。单就这一术语的翻译,我们就可以再次看到奥威尔在《1984》中揭示的,真理部的翻译及著述都是让人们忘掉传统、忘掉这些语言本来的意义,把人们的思想完全镶嵌、禁锢在共产党的思维框架中。这个翻译也使我们看到,中国的共产党的知识精英们,即于光远们,自然辩证法界的精英们,在过去利用中文翻译变本加厉地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服务。

奥威尔和泰尔蒙这两个人,对中国知识精英有着直接的对比借鉴,及反思意义。与这两个人的思想经历、人生经历类似的就是经历过四九年前的那一代知识人,也就是李慎之、许良英、顾准等一代人,他们居然只反对国民党专制,而不反对更为极端的共产党及极权主义;他们甚至终生如此,在三十年后,依然只反对四人帮,或者反对毛泽东,不反对邓小平及共产党。他们从来没有像奥威尔和泰尔蒙那样迈出过哪怕是一步对自己的过去的懊悔和反省。所以那种称赞他们两头“真”的说法,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

奥威尔和泰尔蒙,当然也提供给我们一个对于中国80年代包括方励之们的思想及行为如何认识和评价的参照系。

事实上无论是40年代中期后的顾准、许良英们面对的历史,还是方励之们80年代经历并且面对的历史,都远比奥威尔们30年代的历史更容易看到共产党的本质。因为他们甚至都经历了荒诞残暴,自己也被残酷整肃的反右和文革,但是,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后立即进行了反省,并且写出《1984》,而顾准、许良英们,包括方励之则究其根本,终生也没有走出自己制造的迷雾,没有看到自己步入的是歧途。

而事实上,所有这些错误和歧途是不难辨别出来的。在30年代末期,到1939年就出现急剧的转折,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了合约,左的和右的独裁者退回到联合一致、瓜分世界。但是这个清晰的分界没有持续很久,由于两年以后希特勒进攻苏联,政治问题和价值问题的交叉纠结使得这种错误和混乱再次发生。它们再次引发了一种误导及对世界政治的错误判断,从而把世界直接带入到二次大战后的冷战。

类似的历史循环,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中国社会中,在国际社会中,甚至至今还在一再重复。在国际社会中,60年代后的联中抗苏,70年代的阿富汗问题,90年代后的伊朗、北韩、以及为了对付各类恐怖集团而采取的“绥靖”;对中国改革的利用,以及在中国国内的不断地产生的只反所谓贪腐官僚(薄熙来等)、不反共产党恶性本质统治的迷思。此中最严重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居然授给一位典型的“真理部”培育的作家,公然在这个世界上,在民主社会吹响极权主义的号角!在经历了一百年的残酷的历史后,在奥威尔和泰尔蒙的著述前,人们真的要问,是不愿意看,还是真的看不清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本质?

3.3 冷战及现代世界中的极权主义威胁:1945年后的经验历史

⑤第五个时期:全球化、西化下的二元化世界

40年代和50年代是有所变化的时期,但是也依然可以被看作一个极权主义蔓延扩展的时期。如果说它是20年代战争与革命问题政治意识形态,30年代难以停止的独裁的继续,那么也可以说50年代在西方惊人的重建,同时也是又一次自由多元的民主制的富有成果地繁荣发展。这一人类世界发生的历史性的政治分裂在40年代就显示出来。在经历过希特勒的灾难之后,1945年后世界很快就更深刻地分裂成独裁和民主两个对立的阵营。新出现的极权主义在三个方面和40年代相联系。

第一,墨索里尼、希特勒独裁的发展和展开,在1942-1943年到达最高点,但是同时带来了另外一面,它对于人类的蔑视和毁灭也把它自己带向彻底失败。

第二,同时期在民主时期欧洲的解放和重建也促使了抵抗力量及运动发展,以及一个统一欧洲的思想的产生。

然而,第三,最终在欧洲出现的却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彻底分裂。伴随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极权主义的确立,德国也分裂成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两个国家。

1835年托克维尔曾经做出过世界两极化的预言,现在,从上个世纪1910年开始,整个世界秩序的发展应和了这个预言。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现在分别成了自由和奴役的象征,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秘密计划控制半个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同的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尖锐的对立,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先是现代社会自身面临的毁灭性问题,以及国家之间的矛盾,继而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以及日本逐渐在世界舞台上扩张。布拉赫认为,他们用一种伪宗教把握了民众,并且试图用极端的一体化的统治支配一切。这在意大利是一种复活罗马帝国,在德国是种族帝国,在苏联则是用阶级斗争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从而到达千年盛世。

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族群杀戮中,首先是共产党对于“阶级敌人”的毫不留情地屠杀,然后接着出现的是纳粹对于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的人类的牺牲比起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更为严重。到1940年,在欧洲大陆只剩下瑞典和瑞士两个民主国家。为此,战后人们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要求也更为强烈。曾经参与过抵抗纳粹的人们力图在战后重建民主自由制度,但是这个努力只是在欧洲的一半,在西欧,沿着大西洋的部分得以实现。二次世界大战后,甚至可以说大战还没有结束,从1944年苏联进军波兰时就已经开始了分裂。而丘吉尔在1946年就断言,在欧洲已经形成了一道切开两边的铁幕。其后发生的一系列历史性的事件走向的是完善这个铁幕分隔,如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掌权、中共内战的胜利、柏林空中桥梁事件、韩战等。二次大战后的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再只是一个世界、一个欧洲,乃至一个德国、一个中国、一个韩国等。世界以意识形态和制度为区别,划分成为两个——冷战的原因是“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对立。

为此,二次大战后的新的民主制度立即被置于阴影之下。

⑥第六个时期:极权主义的变通及扩展

布拉赫认为,对于极权主义来说,紧接着上述时期的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阶段,1953年到1956年,从斯大林去世到1956年赫鲁晓夫表面看来似乎部分地去除斯大林的政治变化——解冻。

斯大林曾经被“部分人”认为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但是这一时期同时发生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了另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政权。尽管中国共产党保持着与苏联的距离,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在坚持斯大林主义及其意识形态问题上从来没有打过任何折扣,只不过在这一期间他们提出自己的毛泽东思想,用以来继续本来的斯大林主义。而这在笔者看来,就是后来的邓小平,乃至今天的政权也都是以一种变通修补、来让斯大林主义,也就是正统的共产党思想及主张重新得到巩固,继续生存下去。

布拉赫在分析、描述这一时期的历史现象的时候,指出这一时期在第三世界发生的所谓争取自由的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以独裁政权的建立而结束。这个现实让人们看到,所谓“现代社会”在世界的每一处都为那些披着解放运动外衣、区域独立要求的宣传煽动家和意识形态分子提供了巨大的活动舞台。这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成为了一个符号,不仅影响了第三世界,而且作为一个具有滥漫主义——观念“滥蛮”色彩的革命英雄影响了西方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甚至部分教会。首先在新教中,然后是天主教,居然产生了一种革命的神学,让他们再次沉醉于政治性的宗教中。

笔者以为,这印证了笔者的看法,所谓现代社会及其潮流,不过是几百年前的宗教社会的世俗化翻版而已。而为此,对于这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从斯大林去世后,就不曾离开过斯大林主义,并且更少民族和传统的内容?1966年,在斯大林去世13年后甚至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因为它是西化的产物,不过是曾经存在过的教会、教派的世俗翻版。

⑦第七个时期:极权主义对世界的腐蚀、渗透及扩张

极权主义对世界的腐蚀、渗透及扩张从第六阶段时期发生、变化到1968年到达高峰。

西方的六八年的抗议运动,这是由新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发动的一场新的对于议会民主的攻击,并且导向对极权主义的政治变化进行重新理解的新的浪潮。然而,尽管如此在这场运动中人们还是可以看到它与当初在法国革命中恐怖阶段对于民主的进攻的差别。因为那次革命其后的发展通过流血的巴黎公社,最终造成1917年至1919年的革命及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分裂,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独裁国家和法治国家的对立,极权主义的、也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所谓民主与自由的民主制的分裂与对立。

在1968年的这场运动中,西方国家面临的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对于民主制存在的威胁。六八年运动开始涉及的是一种世代性的矛盾挑战。这个代沟冲突是在反对极权主义的方向上对于以前的、老的极权主义的质疑。但是六八年的那些代表人物并没有意识到制度问题的重要性及其根本区别,反而是轻描淡写甚至掩饰了这些问题。与此同时,他们在关于有关恐怖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却试图超越暴力的界限,夺取国家政权。这就使得他们的尝试不再是一种没有危害的试验,而成为一种自我损害。而这同时就激发出极权主义概念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危害,从而,使得发生于六八年的这场运动,在70年代成为一种对于民主制度的消弱和危害。

这样一种气氛造成了在这一期间共产党政权居然一直也在试图用反对极权主义来标榜自己。尽管任何共产党中的所谓修正主义、改良派从来也没有触动过他们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基础,但是现在他们却希望借所谓“缓和”和加强合作的名义,来让人们感到他们似乎在去除极权主义。尽管如此,研究这一段的历史人们立即就会发现,他们在“一党极权垄断权力”上,在“秘密监控”上,以及权贵阶层对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垄断和操纵上,除了一些微小的变化,根本上没有任何改变。这个现象,居然在2000年以后发生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认识上,毫无任何变化地再次出现。

⑧第八个时期:现代社会恶性肿瘤的扩散

布拉赫认为,70年代的特征再次是民主制社会自身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带来的。与极权主义政权及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和倾向的斗争,被“缓和”政策所取代。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对西方当代社会批评的各类意识形态和运动的传播,以及三者的相交在1978年使得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争论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类相信能够在政治与经济上找出一条替代道路的想法,及和平主义、中立运动一起构成了一种寻求第三条道路的浪潮。为此,对于议会制民主与工业社会的讨论再次让人们嗅到极权主义的气息。那种计划设计的政治道德的严格性,让此后的人们对比回忆起20年代的那种自我毁灭的潮流。

但是无论如何,极权主义问题的出现却是在另外一个情境,完全和20年代不同的情境下再次出现的。人们感到不再是生活在一个不断有效地解除意识形态的时代,没有意识形态的时代,而代之以一种不安全的,忧虑、担心的哲学。人们不再是如六八年运动那样,对进步充满乐观,过高地抬高了自由和社会性的解放,而是关注于反国家——在一种理想的社团意义上的对文化和社会提出批评。对于过分理性化、进步社会的声讨,把他们和一种新的唯心主义或者说理想主义,及非理性主义救助生活的乌托邦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这是在把物质主义或者说唯物主义的意识向后唯物主义或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的转移。

这种需要立即被极权主义所利用,他们再次以一种伪宗教的形式出现。它不仅在占三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共产党国家如此,而且在伊斯兰国家的新的建立在所谓宗教基础上的革命中也是如此。在前者,共产党国家中,共产党政府始终以一种意识形态的要求和虚构来迫使民众与政府一致。在后者,伊斯兰国家中,一些教派的努力,甚至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的一部分派别的活动要求中,再次显示出很强的极权主义的要求。在世界的世俗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它的诱惑力再次上升。上个世纪上半叶,那种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独裁下,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极权统治下的可能性威胁依然存在。

布拉赫上述对于20世纪的极权主义的分期分析,系统发展形成于80年代中期,但是其后30年的历史,尽管1989年柏林墙倒塌,历史却没有像福山说的那样终结——极权主义灭亡,民主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也没有像杭亭顿说的那样——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冲突支配世界,而是欧、美或者说“西方国家”“制造”的“问题”和“灾难”,不但祸及自己,而且依然严重地影响威胁著这个世界,如本拉登恐怖集团,如伊拉克问题、伊斯兰国问题,这些灾难甚至比前半个多世纪的灾难还要严重和复杂,甚至它再次让西方世界自己陷于难以自拔的局面。而所有这些灾难,几乎都没有超出布拉赫的研究结论。为此,最近30年的历史可以说再次证明了布拉赫的研究及忧虑的巨大价值。

3.4 共产党、法西斯和纳粹的极权主义统治的对比解析

在布拉赫对于20世纪,极权主义的世纪的纵向研究中,有两个贯穿整个历史的问题值得单独提出来介绍。其中一个就是共产党、法西斯和纳粹的对比研究。

3.4.1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90年代后期,力图彻底清理共产党罪行的《共产主义黑皮书》出版后,再次引起了曾经发生过的关于共产党是否可以和纳粹相提并论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经产生。布拉赫在他1986年出版的关于极权主义的分期讨论中,也对此进行过讨论。

对于布尔什维克苏联、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和德国的纳粹,这些个新产生的专制制度究竟有哪些独特并且根本性的特点呢?

布拉赫认为,首先是它们如何产生的,它们产生于两次大战期间的专制潮流中,这也就是说那种对于独裁呼唤的需求,是这种极权主义出现的前提。其次另外一个使它成为可能的前提是,这是一个能够技术性地操纵、控制民众的思想及生活的时代。因为和一切老的专制不同,这个新的极权主义专制要求完全、彻底地统治和对不同声音的镇压,要求群众及个人与领导人和党的各种运动完全一致。而这也就仅仅只能使用最严厉的控制和恐怖,通过虚构与谎言及对其的垄断才能够既把制度合法化,又让人们感到有义务相信一个绝对的意识形态,从而迫使民众自愿地同意接受这种统治。

布拉赫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都是把民众分成人民和敌人,而纳粹则是以种族区分敌我,他们由此确立了统治观念,即形成意识形态,并且同时把这些观念用于统治,以此来为自己的统治辩护。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下,它或者以人民的名义,或者以党、领袖的意志,或者如其后五、六十年代,以那种伪“民主”、假“法律”的名义,或者以革命的名义救世、实现盛世,如他们所宣扬的无阶级社会、工人阶级的天堂那种未来神话。

布拉赫在80年代初期的的这个描述,让人们看到,它不但根本就是对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及社会的精确描述,而且80年代后,包括今天的中国出现的现象也根本不是新的,而是五、六十年代就在东欧就出现过。中国绝对不是没了意识形态,近年来那种替代阶级斗争的“民主”、“法律”、“宪政国家”,甚至“儒家”及“中国传统”的说法,都不过是把这些东西抽去本来的价值基础,变成意识形态的欺骗做法。事实上,“孔子学院”就是奥威尔笔下的“真理部”的分店,它输出的根本就是意识形态。

在笔者看来,它和60年代以前的那种直接的个人崇拜、清教式的诉求一样,同样是用意识形态来填补一种不断失去的“传统价值”造成的真空。由于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毛泽东,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操纵民众。因此,他们都大量地运用了宗教的各种形式,如群众性的聚会、仪式、符号、口号。实际上最近三十年,乃至到今天为止,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改革口号、形式、思想内容都没有超越上个世纪30年代以前的内容。如人们曾经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取消阶级斗争,但是实际上那不过是把共产党曾经使用过的“阶级敌人”,换成法西斯主义所喜欢使用的“人民”还是“人民的敌人”,来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进行族群迫害。最近几年的所谓恢复法治,所谓宪政,以及以前毛泽东的大民主、大字报、大鸣放,都不过是布拉赫所说的以伪民主、伪法律的名义。为此,关于在德国时下进行的关于共产党东德是否是个合法国家的讨论中,德国总统高克会毫不回避、一针见血地指出东德是个非法国家,在那里根本就没有法律,有的只是个人、一党的肆意而为。

极权主义试图消除所有以前人们所具有的个人及国家赋予的权利,消除人的个体性。与此同时它告诉人们,对于民众每个人来说,它是迄今为止的最好、最有效的国家和社会形式,它能为民众带来真正的民主和幸福生活。这种诱惑,由于使用了现代技术方法,宣传和通讯,因此它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彻底地得到贯彻。它甚至可以操纵性地利用西方的施密特这样的政客,来为它的这种宣传服务。因此可以说,所有这些要求及做法都是一种宗教世俗化的产物,都不是中国式的,极权主义完全是政教分离后、宗教退出后的后宗教社会在20世纪的一种独特现象。

3.4.2  为了说明这三个极权主义政权,共产党、法西斯和纳粹的类似性,布拉赫指出了他们三个共同的倾向:

1) 一个号称自己不会犯错误,代表真理,要求人们宗教般地崇拜信服他们,组织严密的党是走向和施行极权主义的保障。这个党攫取政权不仅使用的是传统的方式,也就是依靠革命和暴力,军事政变获得和掌握权力,而且还侵蚀、滥用,公开或暗地操纵民主制度来达到掌握政权的目的。如1933年的纳粹上台,利用的就是表面的合法性,再如一般共产党国家的法律或民主形式。所有代表其它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政党和社团、群体,要么被禁止,要么被彻底消灭,要么就是通过暴力威胁及强迫导向使它们在假选举和假议会中成为一种虚假的党派存在,如共产党治下中国社会中的所谓人大(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政治协商会议)。

2) 这个一党制的极权主义国家建立在一个绝对的意识形态基础上,这个意识形态同时作为一种在政治上排他、压制任何反对意见的救世学说,一种替代宗教,为其强行使整个社会一体化论证和辩护。它同时利用现代技术垄断和操纵媒体舆论,用各类秘密员警监视公民,用集中营、劳改等迫害民众,它不仅要求民众表面的服从,而且要求改变民众的内心的要求。

3) 极权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它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在一个神话,或者更准确说在世俗神学基础上的假说。它或者宣称自己代表未来,在这失败后,它就改而“宣称自己代表效率与能力”来为自己的极权要求辩护。

这个效率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事实上,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极权主义的希特勒和共产党政权都曾经利用过这一点。30年代,希特勒曾经在德国在很短的时间中取得非常有效的经济成就,但是时下已经没有人再敢于拿那个经济成就来为希特勒政权辩护或者缓颊。

对于共产党政权来说,它的例子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30年代到50年代共产党是以计划经济来证明自己的有效性。西方部分人也曾经在50年代中期歌颂过苏联的成就,但是60年代后人们清楚地看到这个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破坏性,共产党社会也尝到了它的恶果。70年代后东欧就实行了部分的实用主义,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由于文革的破产,也不得不松绑。此后由于1989年残酷镇压民众而受到全世界的制裁,就更不得不在经济上更加实用主义。尽管如此,由于共产党掌握了权力和舆论,因此它永远不会真正承认错误,时过境迁,现在居然用“有效性”,以及所谓“盛世”来为自己的极权辩护,忘记了过去曾经是他们自己宣称“计划经济是最有效的”,而现在却居然变成,它曾经谴责过的自由经济、实用主义是有效的。

这种实用主义及谎言带来的恶果,在极权主义社会内部当然不可能去讨论它,但是可悲的是,在极权主义外部,国际社会,由于利益关系西方也没有兴趣正视它。在布拉赫提出并且讨论过这个问题的四十年后,竟然还有一些西方知识精英,乃至领导人以同样的语言来为中国共产党缓颊。为此人们只能怀疑他们的用心。

极权主义固然可以通过其对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强行实施一些事情。但是事实上由于在极权主义统治集团内部,在党内和领导集团中永远存在的斗争,在党和国家之间永远存在的无法解决的二元性问题,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将会严重影响决策的准确性,严重地影响它所鼓吹的效率。更何况通过牺牲自由,一般的法律秩序,安全感,而改用物质收买及暴力威胁来实现这一切,一定会失去更多的东西,并且造成不稳定因素,以及严重的对于环境和社会的破坏。

对此,80年代初期的布拉赫坚信,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的结局,以及斯大林死后,毛泽东死后的情况,已经让人们看到极权主义统治绝对不是一个能够“正常地”解决危机,并且更有效力的制度。它的强力控制从长远来说造成的问题与不稳定,对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损害,将远远多于看起来没有效率、决策缓慢的民主社会,这种破坏甚至可以说是致命性的。

布拉赫教授35年前的这个论断,至今仍然掷地有声。

3.5 意识形态问题

布拉赫大约在提出“极权主义的世纪”的同时,于1982年出版了《意识形态的时代》一书,这本书对于布拉赫来说,可以和《魏玛共和国的消亡》相提并论,同样是最为重要的一本书。实际上,在布拉赫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各类研究中,都一直伴随着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

意识形态问题,即观念论问题,如前所述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历史发展所独特具有的问题,我们东方人现在必须面对它,是因为全球化、西化。

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上看,它只会发生在二元框架的文化思想中。各类观念问题,在人类的各种文化中都存在,但是它发展成为Ideology,却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这也就是说,它是政教分离后的世俗社会的一个新的现象,即在这个社会,原来在思想和精神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神学退出去之后,世俗的观念要占领神学思想的地位,于是才会有“意识形态”之说,绝对化的观念论之说。而如果说,极权主义是曾经有过的政教合一的社会世俗化的结果,即从一个宗教一统天下,从精神到物质,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到现在由一个世俗的党派,或者族群来一统天下,垄断天下,那么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问题和极权主义问题的血肉关系。

极权主义的要求决定了它一定会有意识形态的要求,所以有极权主义存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意识形态问题、观念论问题。而反之,在有意识形态问题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滑向极权主义的倾向及可能。为此,意识形态问题,从19世纪中期后到今天,在百年来的极权主义发展变化史中始终处于中心位置。

3.5.1  如前所述看,政教分离后的欧洲社会产生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是以一种以观念为核心、为基础的运动,以及在它们之间产生的斗争,它告别和颠覆的首先就是长期以来存在的价值和道德秩序。为此,它带来的就一定是,进一步的新的、明确的、广泛的和政治及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极权主义的要求。

极权主义必然要求在国家和社会,经济和文化中相应的意识形态化的变化及操控,极权主义的扩张首先是意识形态的扩张,为此,它就带来了20世纪初期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独裁统治的急剧传播和扩展。承担这些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族群和政党声称他们代表了绝对合乎规律,代表真理的思想,毫不留情、毫不宽容地以一种极端强硬和迅速的方法要求实现他们的要求。无论是出于保守的、还是民主的,或是社会主义的根源,无论是进步主义还是滥漫主义的反动的冲动力量所带来的左派或者右派的激进主义,它构成了一种灿烂的混合现象。旧的政治观念和政治现实的关系的意义问题,重新更为尖锐地回到焦点问题。

对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观念论这个概念的争论,还包括了为政治统治做意识形态的论证,而这就牵扯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及根本性的作用,也就是争论中所涉及的正确的世纪性的世界观问题。大部分意识形态,即观念论同时要求的是他们代表了历史的进步,正在推动进步。但是,正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与“推动进步”却都是需要进一步弄清楚是否真的如此。为此,意识形态问题,代替神学思想的观念论,就面临了基督教社会后期的情况,需要一种启蒙、一种厘清,即曾经在宗教社会中需要的启蒙,现在成为世俗的宗教社会中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更加迫切需要启蒙和弄清楚。所以实在地说,极权主义带来了一种比历史上的启蒙更为迫切的启蒙。

在意识形态的时代,尤其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真理部”统治的社会中,“启蒙”是一个极为迫切和重要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那种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中所意味着的对于“启蒙”的理解,那种去给共产党政治局“启蒙”中的对所谓“启蒙”的理解,和西方近代的“启蒙”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3.5.2  自政教分离后,从19世纪以来,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时代。但是,一些乐观主义者们却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声称,很快意识形态的时代就会结束。对此,布拉赫在70年代末期说:现在发现这是一种欺骗。事实上,二次大战后,那些旧的政治观念,意识形态不仅没有衰竭和没落,而是重新再次充实了意识形态的能量,依然在知识领域,对新一代知识分子充满诱惑,并且致使他们重蹈覆辙。这尤其是表现在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在所谓“后现代”的危机中的各类观念思想及观念论者中。在上个世纪60年代产生了新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运动,这些运动是否“新”是非常有疑问的,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倾向却是毫无疑问的。

为此,布拉赫强调,60年代重新开始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冲动,同样不仅是在欧洲,而且也存在于美国和第三世界,存在于学生和年轻的反叛者中,反越战运动及“缓和”政治中,以及人权和对于新保守主义的更新冲动中。与此同时,这个新的意识形态潮流同时在模糊人们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警惕和关注。苏联在史达林去世后的所谓“解冻”,以及西方社会暂时的经济繁荣和新的社会文化问题,使得那些认为意识形态的思想问题正在消失的观点盛行起来。针对西方社会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东欧的某些表面变化,他们不再看价值问题,而对于国际社会存在的东、西或者南、北对立问题提出质疑。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在非共产党国家,西方乃至德国发生的讨论中,任何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稍有误判或者争议,都会立即被认为是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并且被进一步认为是在消弱“缓和”、制造冲突。

在这种气氛中,“极权主义”理论及思想在60年代末期后居然在西方知识界及社会中成为了一个禁忌。很多讨论用反法西斯代替反对极权主义,从而造成了法西斯主义概念在70年代后的一个繁荣。但是法西斯概念的广泛使用,一方面它应该是建立在人们对于极权主义的结构和倾向的理解上,另一方面,孤立地使用就可能使得对于独裁制度的认识成为片面的,只反对右派和资本主义,甚至使得左的一方面的极权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共产党专制成为了反对法西斯的积极力量。

对此,布拉赫在70年代末期就指出,事实上,从60年代末期出现的那种强调所谓化解意识形态问题,它的直接效果就是不假思索地完全解除了此前对于极权主义理论和概念的探究,及对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反对。这使得过去那种“反共是我们时代的愚蠢”的观点,乃至20年代、30年代的那些左派知识分子赞扬及支持共产党专制的观点重新又回到了欧洲。

布拉赫认为,的确,人们期待缓和,但是在东西方冲突中的“缓和”概念中,却更多的是一种被意识形态化。“缓和”不过是一种误人子弟的、诱惑性预言。它把人们从希望和平的思想彻底地引诱到一种群众性的和平运动。在人的操纵下导致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在这种对立下,共产党及其思想增加了进攻性,民主社会及其思想却遭到削弱。

布拉赫的这个看法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听起来依然发聋振聩,因为“通过接近而转变”的提法,这个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曾经出现过现在依然不断出现的提法,但是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对此,不仅布拉赫,而且1983年,克拉科夫斯基 (Leszek Kolakowski) 和夏皮洛 (Leonard Schapiro) 与布拉赫一样,几乎同时用不同的形式做了类似的表达。对于共产党,他们诊断和预言说:在共产党国家,“意识形态尽管看起来似乎是死了,但是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对于党掌握权力的合法化问题是必不可少的。这就像以前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口号对于共产党国家对外关系的作用一样。

为此,布拉赫在80年代初期提出的问题,现在依然有效而且非常现实。那些认为共产党已经不是以前的共产党了,意识形态已经死亡了,它的问题其实是:这个意识形态是一种什么样的死亡,因为人们甚至可以说在1956年和1968年它就已经死了。但是绝对毋须争论的却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依然是作为极权的一党专制的合法化基础的前提!绝对毋须争辩的还有:他们在西方社会遇到问题时,依然是在作为一种和所谓社会主义,也就是和社会正义相联系的政治宗教对抗西方社会,并且对西方社会内部的一些政客、商人和知识精英来说依然具有不可低估的误导及诱惑力。

3.5.3  布拉赫认为,在70年代东西方缓和年代,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并且必须注意:

第一,在外交政治中的自己国家的孤立安全问题被过分强调了。

第二,在外交政治中,对于对方国内的政治问题,人们却又忽视了对立的极权专制的政治制度问题。

第三,在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中,人们必须注意到,但是却被忽视了的,它所涉及的根本的自由问题,开放和封闭社会中的对立的根本原因。

因此,布拉赫特别强调说,这三方面问题告诉人们,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谁谈论外交政治问题,谁就必须涉及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及“意识形态”问题!

因为在具体地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它涉及到的是,对两类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的认识,也就是这两个社会的“不同”究竟在什么地方;缓和涉及的是如何在不同中保持它不再被激化到极端,也就是不过是减少威慑问题,以及如何不断地进行调整,即保持平衡问题。对此,必须看到的是绝对不能够存在有一个最终解决的幻想。西方必须明白:利益和安全的前提是他们必须联合、团结,坚持自己的价值。在民主和共产党极权主义专制之间,第三条道路、第三种世界的存在,永远只会是一个乌托邦、一个幻想。

布拉赫认为,“在东西方问题上的这三方面问题上,我们,政治学家和政治家都要为70年代所犯下的错误、疏忽或者低估悔过赎罪!如果说遭到忽视的主要的是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及它所涉及的我们对于解除意识形态化及缓和所寄予的价值性的目的的希望,那么接着而来陷入危险的就是我们学术研究的基础,也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制度中的自由及多元的批评的可能性。通过一拉一压的诱惑和要胁,尽管它还不过是独裁者们的准备性的工作,但是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学术思想上、演讲和写作中,他们在这上面的投入却已经很久了。这尤其是在德国,而且同样在欧洲作为一个痛苦的历史经验已经足够明了了。”

布拉赫的这段论述真的可谓是警世名言!

3.5.4 布拉赫认为当代极权主义政治存在的三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确清楚地认识到:

一、我们生活的进一步技术化也更加完善了监视及更进一步操控民众的能力:在计算机时代的大众媒体和资讯技术,同时也危害到“建立在官僚机制”上的福利国家的自由,它永远不停地导致对此的更大期待及由此而来的竞争力。

二、在共产党制度中的后极权主义,尽管对于它的意识形态是否依然足够强有力产生了不同看法,但是谁都不能够否认的是,如果它想要达到目的,还是能够扼杀掉异议人士中的任何一个反对派。

一个新的对于苏联法律和苏联现实的研究清楚明确地显示,尽管已经制订了经济,尤其是社会的法律,但是在理论和实际之间依然是分裂的。这对于政治法来说是一个既成事实。严格限制的言论自由,法律案件的保密,每个人对党的忠诚及义务,永恒地替代守法的要求:代替选举的压迫性的鼓掌,对个人人权的轻描淡写,没有边界的国家权力却有对它的赞美,对宗教的严格限制,没有人身保护法却有对不同思想的人设置的精神病院,没有公正的法律审理却有古拉格流放劳教的威胁,在特权阶级与被恐怖所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之间存在的独断专行和极端不平等,——简言之,没有公民权只有顺从权。

对此和以前一样,完全是党对于真理的全面垄断。以及要求制度彻底地服从于党。人们经常期待、希望的自由化,即便把它变的精美了一些,还是永远可以随时消除。但是已经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如同对列宁主义的崇拜那样能进一步广泛传播,能那样再次统治人类很大一部分人,影响到各个洲际的革命的青年运动和解放运动。

三、只要他们由于目标而把方法神圣化,并由此传播这种信仰——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地球上存在的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那么,就可以说所有那些建立在绝对的、片面的目标之上的思想和运动至今依然是一种潜在可能的极权主义。通过单方面的疯狂的使命信仰和社会乌托邦的暴力实现的主张,就一定会损害到我们的多元民主,互相的宽容,以及建立在这之上的自由和议会制。民主是一种自我限制和约束,但是意识形态却是一种自我膨胀,永远企图达到压倒别人的目的,并且它总是用一种所谓真正的民主的观念,也就是意识形态,用自由解放的口号,而实际上走向的却是专制主义。

布拉赫认为,对于人及社会的存在来说,最根本的需要怀疑的问题是,人是否具有一种对自由的渴望与冲动,这种对自由的认识与追求不断地在成长,还是他总是在不断地寻找领袖、制度和意识形态,牺牲掉自己的自由,而为之服务。这也就是说在三百年前政教分离后,欧洲社会或者说现代社会摆脱了一种神的宗教后,却总是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在寻求一种所谓新的“政治宗教”、世俗化宗教,或者说“替代宗教”,而这就使得善和恶,有意义还是无意义,都再次成为不确定的了。从而这也就使得进步和迷信、科学崇拜和对生命的恐惧再次不可思议地被混合在一起。

如果是极权主义的方式赢得了统治,其结果,我们所经历过的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和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就是一个很好的事证。这也就是说,如果某个群体的观念思想,如阶级、种族,或者某个地区的人高于其他人,高于我们对人权的尊重,就一定有发生这种极权主义的可能。

为此,布拉赫教授在80年代初期指出,对于死于左派或者右派极端主义分子的极权主义疯狂罪恶下的千百万牺牲者的回忆,迫使我们得到一个永远有效的经验教训:

如果一个政权说它必须用镇压和恐怖手段来实现公正和民主,必须通过独裁来实现民主,那么很快它就会变成只剩下镇压、恐怖和独裁。

对此,笔者以为,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此类政权的谎言和欺骗,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是到处存在,这尤其是在残存的共产党国家中国。然而让人唏嘘的是,那些希望和极权主义者分享一杯羹的国际社会的资本家、政客为了利益,宁愿睁眼不看这个谎言以及每天在中国发生的恐怖镇压和迫害。因为对那些没有在专制下的人来说,从极权主义统治者手中换来利益,远比在正常社会的竞争下,用劳动和智力取得成功容易得多。(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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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3 10:4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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