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春秋：比瘟疫更可怕的是失去希望

【大纪元2018年09月27日讯】公元前400多年前，古希腊两个城邦同盟——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萨斯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展开了一次著名的战争，给繁荣的古希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整个希腊开始由盛转衰。

在这次战争之前，希腊与波斯进行了一场为期近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希波战争最后一年，雅典联合大量希腊城邦组织了攻守联盟，形成了以雅典为宗主的提洛同盟。战后，希腊人担心波斯人可能卷土重来，没有把这个同盟解散。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逐浙把同盟变成了发展自己利益的海上帝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动用了同盟国金库的资金，试图把其他同盟国都降至臣属地位，哪一个造反，就以武力镇压之，把它当作被征服国，接管其海军，勒索其贡赋。

雅典的横暴，引起了斯巴达人的疑虑。实际上，在雅典扩张的同时，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萨斯同盟也已经形成。斯巴达担心雅典不久就会把其霸权扩张至全希腊。这样，雅典和斯巴达相互敌对、各不相让，不断发生争端，矛盾日益尖锐，终于使希腊大部分城邦卷入了一场大战——伯罗奔尼萨斯战争。

公元前435年，伯罗奔尼萨斯同盟中的科林斯与其殖民地克基拉发生争端。公元前433年，雅典出兵援助克基拉，逼科林斯退兵。公元前432年秋，伯罗奔尼萨斯同盟集会，在科林斯代表鼓动下，向雅典提出强硬要求，包括要它放弃对提洛同盟的领导权，遭雅典拒绝。

公元前431年3月，伯罗奔尼萨斯战争爆发。当时斯巴达方面有步兵、骑兵约3.5万人，强于雅典。斯巴达的战略是发挥陆军优势，并鼓动提洛同盟成员国叛离，达到其削弱和孤立雅典的目的。同年5月，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率军侵入阿提卡，对雅典乡村恣意蹂躏，大批农民拥入雅典城。雅典执政者伯里克里的对策是：陆上取守势，海上则取攻势，派舰船侵袭伯罗奔尼萨斯半岛沿海地区，鼓动希洛人暴动，逼敌方求和。

就在伯罗奔尼萨斯战争进入第二年，公元前430年，人口密集的雅典城，发生严重瘟疫。此时，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兵临城下，雅典陷入瘟疫和战争的双重困境，似乎末日将至。

灾难使雅典人变得冷漠不信奉神明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萨斯战争史》中对这场瘟疫有详尽的描述。

修昔底德写道，据说，这种瘟疫最初来自埃及以南的衣索比亚，之后蔓延到了埃及、利比亚和（波斯）大王治下的许多地区。它突然降临到了雅典，首先侵袭了庇雷埃夫斯的居民，以至于他们说，这是伯罗奔尼萨斯人在他们的井里投了毒（那里尚未有泉水）。之后，它还传播到了上城，并使死亡的人数大大增加。

修昔底德注意到，瘟疫使得许多雅典人不再信奉原先的神祇：

在人们居住以求庇护的神殿内，到处都是尸体，他们就死在那里。灾难使人们变得残忍起来，由于不知道自己将拥有怎样的命运，他们对神圣和世俗的事物都同样蔑视起来。

很多人想起斯巴达人在战争伊始从德尔菲神庙求得的那个可怕的神谕：斯巴达人问神是否可以和雅典人进行战争，神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说他将保佑他们，不管他们是否向神祈祷，胜利终将属于斯巴达。雅典的覆亡似乎是神所注定的。

斯巴达围城军队发现雅典人忽然建造起了无数新坟，诧异之下询问雅典的逃兵才知道瘟疫正在城中肆虐。阿基达马斯国王急令撤兵，伯罗奔尼萨斯战争暂告停火，被死亡笼罩的雅典城更显孤单无助。

人们没有信仰地等待死亡

修昔底德说，对于那场瘟疫，医生们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不知道瘟疫的来源，不知道医治的方法。医生们大批地死去，因为他们和病人接触太多。

雅典城曾经一度云集哲人、学人、诗人、艺人，但在瘟疫中，所有人类的知识、技艺、聪明、谋略一概没有用处，连人类所能臻至的最高境界的宗教也不例外。当为病痛所苦的百姓在祈祷中相继死去的时候，他们抛弃了神，没有信仰地等待死亡。

根据修昔底德的回忆，瘟疫的第一个症状是头部发烧，既而眼睛变红，发炎；口中喉舌出血，呼吸困难；干咳，嗓子变哑；胸部疼痛，后延至腹部，导致呕吐，全身抽筋；皮肤呈红色和土色，并有脓疮和溃烂；体外低热，但是体内高热，以至于病人不得不裸体浸泡冷水中；发病七天之后，体内高热导致腑脏溃烂，病人开始死亡。垂死者的身体互相堆积起来，半死的人或者在街上打滚，或者拥挤于泉水周围，因为他们口渴。

死亡的惨状触目惊心。修昔底德写道：“这场瘟疫不是人类的文字所能描述的。”因此他不再直接描述人的死亡，而将视线转移到人类尸体旁的鸟兽：“吃人肉的鸟兽一旦尝了尸体就必然死去，所有食肉的鸟类因此在雅典绝迹。”

修昔底德提到三种生物：狗、羊、苍蝇。

他说：“狗提供了观察疫情的最好样本，因为它们是和人住在一起的”；“由于看护病人而染病的人像羊群一样成群死去”；“流动在城里的乡下人在炎热的初夏拥挤在空气不流通的茅屋里，他们像苍蝇一样地死去”。

比瘟疫更可怕的是失去希望

瘟疫使人变成像兽一样卑微，然而，修昔底德更进一步揭示了雅典人灵魂的堕落：瘟疫所消灭的不只是雅典人的身体，它更摧残了雅典人的灵魂德性，掩埋在人性深处的脆弱、自私和种种邪恶借着灾难复出。

对神祇的恐惧与人间的法都不能再阻止他们。他们认为，无论虔敬与否结果都是一样，所谓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以方式死去，没有人考虑他是否还能活到审判来临的那一天并为他的过错付出代价，他们看到仅仅是迫在眉睫的灾难，在灾难真正降临之前，他们觉得应当享受一下生活。

在渗透着人性堕落和放弃信神的呻吟声中，修昔底德记下了雅典人对人法和神法的遗忘和蔑视。然而，古希腊人一直坚信的，正是人的法和神的法，是人成为人的基本前提。人的法保证了人的政治本性（梭伦、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神的法使人区别于野兽（荷马、赫西俄德、埃思库罗斯）。

修昔底德写道：

“人们害怕去看护病人，病人由于无人照料而死去；真的，因为无人照顾的缘故，许多人全家都死光了。”

“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的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看见命运女神是这样的变幻莫测，富人们突然死亡，而他们的财富却被一些一文不名的混蛋继承，因此雅典人公开地挺而走险，行放纵之事，这种行为在过去人们常常是小心翼翼地隐蔽起来的。人们决定迅速花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短暂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是很有问题的。一般人都承认，光荣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只是那些暂时的快乐和一切使人能够得到这种快乐的东西。对神法的畏惧和对人法的服从都没有约束力了。关于神明，人们认为敬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目睹了好人和坏人平等地一同死去。至于人为的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料到他能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时候，每个人反而觉得，瘟疫已经向他们宣布了一个更为沉重的判决。他们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快活，这是自然的。”

修昔底德继续回忆了那些“无法无天”的雅典人怎样沦为兽：

“这场灾难有如此压倒的力量，人们陷于绝望中，对人法和神法不再关心。昔日遵守的丧葬仪式不再遵守了。许多人缺乏埋葬所必需的物品，因为他们已经埋葬了很多死去的家人。因此，他们采取最可耻的方式来埋葬新逝的亲人。他们跑到别人已经搭好的火葬堆前，把他们的死者抛在上面，然后点火焚尸。或者，他们发现另一个火葬堆正在燃烧的时候，就把他们亲人的尸体扔在别人的尸体上，然后匆匆跑开。”

通过对雅典人可耻的葬礼的回忆，修昔底德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希望终结的地方不再有虔敬的德性；而虔敬终结的时刻也正是人沦为兽的时刻。

修昔底德的回忆表明，有一种比摧残身体的瘟疫更可怕的瘟疫，那就是摧残灵魂的瘟疫，灵魂被摧残的特征是人对神的背弃，背弃神的生命将像兽一样卑微。这种生命不仅蔑视人的法，更亵渎神的法。

一个隐藏在荷马史诗中的古老讯息

人作为人，他与兽的区别在于对神法的虔信，当他死去的时候，就不能草率对待，必须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表达了对赋予他生命的神的敬重，也表示他作为人应有的尊荣。

在荷马史诗中，隐藏着一个古老的讯息，这个讯息后来在拉丁语言里得到了表达：“人”（humanus）、“黄土”（humus）、“埋”（humare）以及“该埋的”（humandus）共属同一个字源。

人与黄土同源，所以在葬礼上，至今还在说“尘归尘，土归土”，人来自黄土，死亡后应该归于黄土。这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另一个属性，也就是“人性”（humanitas）。

诗人荷马曾经用以结束其《伊利亚特》的那个属性，就是葬礼。葬礼界定了神与人和兽的边界：神是不死的，兽必死但死而不埋，只有人必死且应掩埋。

伯里克利呼吁雅典人重建对神的信念

雅典政治领袖伯里克利在生前最后一次演讲中，要求雅典人不要堕入悲伤，要重新建立对神信念，这是守住雅典文明的关键：

“雅典人！我现在和过去一样，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你们。我知道你们怨天尤人的原因，但我认为，你们这样做是不正义的。

“雅典人！你们不该悲伤，不该怨天尤人，不该被那些政治冷淡的哲人和鼓动家牵着鼻子走进歧途。这些人比刚刚过去的瘟疫还可怕。瘟疫夺走的只是我们雅典公民的身体，但这些人将毁掉我们的公民德性，从而使雅典文明趋于真正的灭亡。

“雅典人！驯顺地接受神明赐予的灾难，勇敢地抵抗敌人！——这是雅典人的古老习惯和德性，它是正义的。无论对城邦还是对个人，它都是真正的力量。记住，你们是一个伟大城邦的公民！”

瘟疫后的第二年（前429），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与世长辞。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再度举兵，横穿科林斯地狭，进犯雅典郊野阿提卡。

但是，雅典人最终没有获得对神的信念，他们并没有听从伯里克利的教导。修昔底德记下了那些劫后余生的雅典人的精神状态：他们活了下来，但却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也不认识往日的朋友和敌人。瘟疫之后，伯罗奔尼萨斯战争持续了25年。战争最终以雅典城墙的倒塌告终。

责任编辑：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