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11月22日讯】纵观中共建政后的70年，无数的中国人或死于政治运动（含“大三年饥荒”的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人至少8,000万），或尚未来到人世就被戕杀（强制计划生育，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1980年到2009年，人工引流产2.75亿例，实际数字更多），或死于“人祸”勾连之“天灾”（中共严控相关数据，70年死亡总数当以千万计）。前两者人所共知，本文关注中共借“天灾人祸”杀人之方式。
三、火灾百态 人祸是根：“让领导先走”与灭火者群死
目 录
中国死亡最惨重的火灾 却难为人知
森林大火与消防员群死事件
A一塌糊涂的大兴安岭特大火灾
B 木里森林火灾31名灭火者之死
大火映照下的社会，社会背景下的大火
A血泪工厂之火
B屡禁不绝的商场、歌舞厅之火
C火烧住宅、街区
D火烧医院、央视大楼、宾馆、酒店、餐厅……
1、辽源中心医院火灾”，主嫌逍遥法外，案外人身陷囹圄
2、央视新址北配楼火灾，国人弹冠相庆
3、火烧宾馆、餐厅、酒吧……
E火烧孩子、老人
F道德崩坏之火
1、色情行业泛滥引发的焦作大火
2、中共迫害正信，神汉成了村里的红人——浙江海宁“2·15”特大火灾
G被利用的火灾
1、鬼影幢幢的北京蓝极速网吧大火
2、北京大兴火灾与驱逐“低端人口”
中共建政以来，大陆究竟发生了多少起火灾，这大概是个天文数字，也是个神秘的数字。甚至2004年中国一天连续两起特大火灾。但无论有多少起，“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这句话使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特大火灾成为中国火灾的标志，最臭名昭著。
1994年12月8日，为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评估验收团的20余位官员，克拉玛依市教委和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举办迎接专场文艺演出活动。全市7所中学、8所小学的学生、教师及有关官员共796人参加。在演出过程中，18时10分左右，舞台纱幕被光柱灯烤燃，火势迅速蔓延至剧厅，各种易燃材料燃烧后产生大量有害气体，由于友谊馆内很多安全门紧锁，从而酿成325人死亡，132人受伤的惨剧。死者中288人是学生。
据很多生还者事后回忆，当大火刚刚燃起时，有人大声在喊：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正面答复，但却得到了大多数当事人的默认。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天参加活动并就坐前排距离起火处最近的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面对灾难，无人组织学生疏散、应急救援不力，当这些成年人纷纷逃离火灾现场后，留在剧场里的孩子们，他们经历了什么？
多年之后，有大陆媒体评论说，不要怪人们总是执著于讨论那句：“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当面对着288个中小学生的尸体和众多安然无恙的领导的时候，我们内心中总是充满着愤怒。
这场大火留下了300多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但是，据2007年东方卫视《深度105》播出节目《1994克拉玛依大火》，死难学生家属们竟一直领不到死亡证。虽然学生墓碑上刻着因公牺牲，也有当局的承诺，但因公牺牲证也同样一直未发。连官方祭悼活动都没有进行。
有家属到其它城市进行维权上访，但由于上级部门的压力，他们遭到了重重阻挠和拒绝。家属想进行相关起诉，但律师不愿接他们的案子。就领不到死亡证明的问题，有家属电话咨询当地的法律节目，一提到是大火遇难者家属，立马被挂断。
这次火灾拍成的电影纪录片《克拉玛依》，2009年制作完成，长6小时，也无法在中国大陆上映，2010年3月28日作为第3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人道奖”纪录片竞赛单元入选的八部影片之一，在香港科学馆首映。该片还入选了第63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的国际竞赛单元，并额外获得堂吉诃德奖、费比西奖与人道精神奖。2011年，该片入围马德里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获最佳纪录长片奖。
导演徐辛说，在《克拉玛依》拍摄之前，自己对它的认识就仅是“一个火灾”，但拍完这个片子以后，大吃一惊——它不仅仅是一场火灾了。“我开始时觉得政府的处理非常愚蠢，再想想才发现这是他们的惯用做法。这场大火事件把中国这些弊病全部展现了一下，但是你一个一个看，发现其实到处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只不过它们聚在一起，就发生了这么惨的悲剧。”
中国死亡最惨重的火灾 却难为人知
新疆并非只有克拉玛依这么一次特大火灾，但在时间的长廊里，由于中共的特意隐瞒，人们已难得其详了，其中包括那次死亡人数最多、学生死亡最多的的火灾。国际主流媒体BBC于2000年12月26日发表的题为《中国恶性火灾频仍》报导，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据认为，中国死亡最惨重的是1977年2月18日发生在新疆一家电影院的火灾，694人葬身火海。”现将此次火灾情形概述如下。
1977年2月18日是黄历大年初一，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霍城县境内的兵团农四师61团，
当天晚上预定21点在团场俱乐部露天场开始放映朝鲜电影《战友》。由于当晚室外气温低达零下二、三十度，故在电影开始放映前十多分钟，临时改为在露天场对面的团场礼堂放映。
该礼堂建于1966年，其总面积为760平方米，实用面积为601平方米，设有17个大窗户和7扇门。其屋顶是用木条插拼的棱形格椽，基本没有梁，使用木板盖面，覆盖有两层油毛毡和三层沥青。1975年3月，上级主管部门准备在该团场召开“学理论、抓路线、促春耕现场会”，故团场党委决定改造该礼堂，用砖将17个大窗户从下往上砌起来，仅留下17个大小为0.6米×1.4米的无玻璃窗洞。1976年2月，在该礼堂的二期改造工程中，礼堂南北三个大门被堵死，其余各门皆上锁或用铁丝拧住，不能通行。只有礼堂南侧一个仅1.6米宽的大门能够通行。
火灾发生时，该礼堂内后半部分还堆放着团场1976年时为悼念毛泽东逝世而扎制的各式花圈。按中国传统习俗，花圈要么烧掉，要么放归墓地任其自然。然而，这些表忠心的花圈，已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灵光，自然不敢妄加处理。岂止是农场这一级，县和地区也不敢处理。农场曾经想过，追悼大会开完以后，就召集各单位的支部书记们一起，把花圈烧掉。但又觉得不妥，就要政治处的同志请示上级，结果答复是集中保管，听候处理。这样一来，花圈自然就得找地方保管起来。礼堂也就成了花圈们的栖身之地。5个月的时间里，上级也没有明确指示，农场也不好处理。但5个月的时间，却使原来润湿的树条、苇杆、松枝干燥起来。人们没有想到，就是这些他们自己亲手扎制的花圈，在一个12岁的孩子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的时候，成为魔鬼的第一帮凶。
晚21时30分左右，电影开始放映。22时15分左右，小学生赵广辉在礼堂内点燃了一个俗称“地老鼠”的花炮。这只花炮窜进了花圈堆，引燃了花圈。火焰又蹿到房顶，银幕以及屋顶上悬着的电线很快着火，礼堂内浓烟弥漫。随后礼堂前半部的屋顶出现明火，屋顶的木板、油毡、沥青开始纷纷坠落。由于出口太小，礼堂内大部分人均未能逃出，致亡694人、烧伤致残161人。死亡人员中的500余人是该团场子弟学校学生（该校为小学、初中、高中合校，当时共有在校学生近1,600名）。对于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团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不啻为天大的灾难。
这场惊天大火发生后，据说外电很快就进行了报导，而中共却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对外宣称是“苏修搞破坏，阶级敌人放的火”。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人敢讲真话，更不敢触及火灾的成因。绝大多数中国人也都不知道还有这次火灾。
这场火灾被《维基百科》命名为“伊犁农垦局六十一团场礼堂火灾”。学生死亡人数约是17年后克拉玛依火灾的2倍。而在克拉玛依特大火灾过后4个月，1995年4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家非法经营的卡拉OK录像厅发生火灾，51人丧生。而新疆自2009年“七五事件”之后，尤其2016年陈全国主政大建集中营关押逾百万民众以来，包括火灾在内的各种信息遭全面严控，详情不得而知，仅有零星消息（如乌鲁木齐2008年乌鲁木齐“1.2”火灾、2010年“7.19”；克拉玛依市2015年3月25日凌晨一平房区大火致6死2伤，当地政府在大火期间，曾发微博威吓民众，不要传播各类资讯）。
森林大火与消防员群死事件
A一塌糊涂的大兴安岭特大火灾
除却克拉玛依火灾，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火灾恐怕就数大兴安岭之火了，当时举国震惊，因其：“面积特大”、“时间特长”、“损失特重”、“死人特多”。
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发生于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严重的一次。大火不但使得中国境内的1,800万英亩（相当于英国苏格兰大小）的面积受到不同程度的火灾损害，还波及了前苏联境内的1,200万英亩森林；仅有户籍之人死亡即达210人，烧伤者达266人，1万余户、5万余人流离失所，这还不算失踪人员和林区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
这起大火暴露出一系列诸多问题。新闻记者的良心，“不要再把悲歌唱成赞歌”，在种种压力中，仍涌现出《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这著名“三色报导”，写了在熊熊大火中仍然热衷于开会、讨论、扯皮的官僚主义者们；写了“大火不报、支持不要”的那个泼辣果敢却又缺乏科学知识的女县长；写了废墟中如耻辱柱一般矗立的县长家的红瓦房……
报导用令人振聋发聩的声音提出，这次大火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是我们——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而我们僵化的体制，也使得我们成为官僚主义。这场大火，对我们是不烧死的烧死。”（遗憾的是，这仅是昙花一现。“六四事件”之后，中国走势逆转，大陆新闻界万马齐喑，用大陆著名记者、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钱钢的话说，“红黑绿的反思力度是今天都希望而没有做到的。”）
更令人愤怒和悲哀的是，借用大陆媒体的话说，就是：一场大火过后，紧接而来的是趁火打劫、乱砍乱伐、文过饰非、推过揽功。官场中借机洗了一次牌筹，老百姓无奈经了一次劫难。许多事情至今仍说不清、道不白，或者干脆说揭不开、捂得紧。不该判刑的判刑了（如时任图强林业局局长的庄学义，因“玩忽职守”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是“火灾”判刑级别最高的官员，最为引人瞩目。而熟知内情的人说：“那是一个大冤案。”2004年，宣告庄学义无罪的判决珊珊来迟），不该免职的免职了，不该上去的上去了（如时任大兴安岭林管局副局长韩桂芝，后官至黑龙江省政协主席，2005年以受贿罪判处死缓）、不该立功的立功了。
B木里森林火灾31名灭火者之死
2019年6月，中共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成果——《中国森林资源报告（2014—2018）》高调宣称，全国森林覆盖率为22.96%。姑且不论这数字的真实性问题，即使大抵属实，我国依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的国家，森林覆盖率低于全球30.7% 的平均水平（例如近邻日本，1995年森林覆盖率已达到67%），特别是人均森林面积不足世界人均的1/3，人均森林蓄积量仅为世界人均的1/6。森林资源总量仍然相对不足、质量不高、分布不均，森林生态系统功能脆弱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生态产品短缺依然是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
火灾使中国森林匮乏问题更形严重。而中共森林防火领导机构设置却变动不定。大兴安岭火灾之后，中共于1987年7月18日成立中央森林防火总指挥部（1988年更名国家森林防火总指挥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任总指挥；而在1993年4月的机构改革中撤销；十三年后，即2006年5月，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再次设立，办公室设在国家林业局，总指挥由时任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兼任；2018年并入应急管理部，总指挥由国务委员王勇担任。
目前全国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由1987年的不足1万人发展到60多万人，但与全国的人才需求来比，还是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在专业化方面，市县一级的专职副指挥长作为森林火灾扑救现场的“最高指挥”，他们应该是由专业人士来担任，但不少地方的专职副指挥长却并无相关经验或者学科知识，而成了一些更基层提拔对象在没地方安置时的“空缺”。一位应急管理系统工作人员告诉陆媒记者，“在真正的火灾现场不一定有专职副指挥长在，而多是由森林消防中队或大队长现场指挥”。
由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森林火灾中多次发生灭火员群死事件。号称“全国林业第一县”的木里森林火灾是近年来最惨痛的一次。
2019年3月30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发生的森林火灾，随后，县、州两级政府启动应急预案，并投入了689名消防员前去灭火。共有27名森林消防指战员和4名地方扑火人员因风向突变在火灾中殉职，其中24名队员是90后，2名队员是00后，1名80后，以及3名70后，年纪最小的扑火员只有18岁；媒体报导说，他们有的刚刚新婚；有的还没来得及向自己暗恋三年的姑娘告白；有的在事发前两天，通过网路留下一张自己在黑暗中面向熊熊山火奔跑的照片。
当中国人普遍质疑这起火灾背后存在着“人祸”时，凉山森林公安局局长却发布消息称，“确认此次火灾由雷击火引发”，因为“已确认雷击点为一棵云南松”。蹊跷的是，就在今年，凉山州其实已发生过21起森林大火，而“已查明的起火原因都是人为因素造成”（事实上，1954-2017年全国共计95,282条火灾数据，据分析82.5%的森林火灾是由人为原因引起的，仅有1.3%的森林火灾是自然原因造成）；而且，“人为因素”无论清楚还是模糊，都奇迹般的让一些火灾出现了“无人员伤亡”。那么，木里火灾灭火员之死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木里县是一个人口密度比较低的地方。那里地形很复杂险恶，山高谷深，不适合居住。而且多处着火点都是在悬崖峭壁上，坡度有五六十度。人想站立都有难度，让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去扑火，等于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搞了一辈子森林防火的前海南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刘福堂认为，这场大火根本不适合强力扑灭。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共官员“为了摆脱个人责任，都到现场去乱指挥”。
其实中共官员没有火灾救援常识，尤其是安全常识。但中共官僚体制在起著作用，“谁官大，谁说了算”，所以造成“群死群伤”的事故很多。
例如，1986年云南安宁森林大火，56名救火人员遇难；3天后的玉溪森林大火也烧死24名救火队员。第二年内蒙古牙克石林厂火灾，26名扑火人员丧命；几天后，即发生著名的大兴安岭火灾。2010年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火灾，致22位灭火人员死亡。
灭火员群死事件，也不仅限于森林火灾，也发生在其它类型火灾中，也非常惨烈。例如，衡阳“11·3”特大火灾。
2003年11月3日凌晨，湖南省衡阳市衡州大厦发生特大火灾。火灾没有造成平民伤亡，但20名消防队员丧生（因大厦东边和南边的两栋居民楼突然相继倒塌，21名消防官兵被压在废墟之下），为当时1949年以来消防官兵扑救火灾伤亡最惨重的一次火灾。超过1989年8月12日青岛中石油公司黄岛油库火灾（14位消防队员牺牲）和1998年的3月5日的西安市煤气公司火灾（7位消防队员牺牲）。
但，这还不是消防人员死亡最多的。2015年天津港危化品仓库发生爆炸，致99名消防员死亡，包括公安消防人员24人、天津港消防人员75人。
大火映照下的社会，社会背景下的大火
A 血泪工厂之火
1993年11月19日，中午时分，（港商独资企业）深圳致丽工艺玩具厂车间里一场大火骤起，正在干活的工人们被烧死烧伤竟达在场人数的1/3，其中84人命丧火海，45人留下了终生的残疾与创伤。
这出惨剧并非不可避免。如果厂房的设计施工按照防火规范采用密闭式货物提升通道，大火便不会迅速蔓延至二楼和三楼；如果厂房不是仓库和车间合一，那么仓库失火也不会立即危及生产工人的生命；如果厂方不违章接线，电线短路引起火灾的隐患便可减少或避免；如果厂房内防火通道畅通，门窗不是全部封闭．工人在失火后也可自行逃生；如果起火后厂方打能够及时组织撤退和抢救，伤亡也可大大减少；甚至大火完全蔓延后，如果能有人再稍早一些劈开连接唯—的西北疏散楼梯的出入口，也不会发生81人全部窒息而亡在20余米楼梯上的人间惨剧；如果……
这到底是火无情还是人无情？这场火灾就似一部中国版的《野麦岭》。从现象看，这次火灾是由于厂方的防火措施不力，但从实质看是老板为了赚钱而把打工者的性命当儿戏。不是天无情．而是人无情。这就涉及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一劳工保障。顶着压力，大陆《中国工人》杂志1994年第5、6期刊发了《废墟上的凭吊——深圳“11·19”特大火灾事故记事与反思》一文，将近四万字。
20年后，该文作者在《深圳致丽大火二十年祭》中写道，回过头来看看《废墟中的凭吊》关于大火背后深层社会原因的追问，以及打工妹信件中所涉及的劳工生存状况描述，仍然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废墟中的凭吊》一文中的文章小标题，仍然适用现今中国各种劳工事故中的反思和发问：
我们的官员该负啥责任？
火灾废墟上飘扬着安全生产的奖旗
工人政府，还是老板政府？
腐败与事故同行
深圳舆论静悄悄
严惩腐败：追到谁算谁！
重倡 “劳工神圣”
打工妹价值几许？
天涯沦落淘金梦
托起特区的太阳方阵
青春部落的青春奉献
盘没有串起的珠子
需要补充一些事实材料的是，早在l991年5月，广东东莞兴业制衣厂火灾就已造成72人死亡，47人受伤。而深圳致丽工艺玩具厂火灾之后，仅隔20多天，同年12月13日，福州市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台商独资企业高福纺织有限公司再次发生特大火灾，造成61人死亡，7人受伤。
1994年7月5日，中共推出首部《劳动法》。“这两把大火（致丽与高福）的确加速了《劳动法》出台。让大家感到，如果再不立法对劳动者权益加以保护，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时任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的张国祥如是说。但中共在“纸面上的进步”却无法掩盖现实的残酷。而且，中共“纸面上的进步”也是极其有限的，例如至今禁止在大陆建立独立工会。
2013年6月3日6时6分，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米沙子镇的吉林宝源丰禽业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火灾，共造成121人死亡和77人受伤。这大概是近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
而今年9月29日13时20分，位于浙江省宁海县梅林街道的宁波锐奇日用品有限公司发生的火灾中，截至9月30日6时，共造成19人死亡，8人获救，其中2人重伤、1人轻伤。
B屡禁不绝的商场、歌舞厅之火
2000年12月25日，圣诞之夜，晚21时35分，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东都商厦发生特大火灾事故，造成309人中毒窒息死亡，7人受伤。这大概是大陆商场火灾中死亡人数之最。
据陆媒当时报导，东都商厦早就在“玩火”。首先，有关法规明文规定，歌舞娱乐场所一律不准设在建筑物的三层以上，而东都歌舞厅竟然设在四楼，而且由于原是商场建筑，楼层间距很高。群众反映，商厦楼层间距至少在四米以上。其次，早在三年前，东都歌舞厅就存在消防通道不符合要求等诸多问题，但至今没有解决。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近两年，东都歌舞厅历经洛阳市消防部门18次检查，消防部门对其先后4次下达整改通知书，今年还作过1次勒令停业整顿。
东都商厦特大火灾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恃无恐腐败撑腰。就连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也被迫说，这起事故夺走了309人的生命，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的特大灾难，党委和政府难辞其咎，必须主动地承担责任，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洛阳市，能够管得了东都商厦、东都歌舞厅的政府部门，不是没有，而是太多了，相关的法律条例，也不是没有，而是详细得不能再详细。可以说，既有国家颁布的明文法规，也有相应的执法机关和职能部门，关键问题是这些机关、部门怎样执法，怎样管理，是为谁的利益而执法，为谁的利益而管理。他说，公安、消防、工商、税务、技监、文化这些部门不用说了，就连卫生防疫站也能让东都歌舞厅俯首贴耳，因为他们要管麦克风的消毒。
至于职能部门和管理对象最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所谓的具体情况，就是你的后台硬不硬，你有没有背景，以及你和有关部门的关系怎么样。没后台没靠山的，管理部门的权力就大得很，这一家可以让你停业，那一家也可以封你的门，手段多了！
大火之后，当地即有关于东都歌舞厅幕后老板的传闻。据称已被熏死的老板王健国并非真正老板，真正老板是某官员的儿媳妇。就在1999年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报导东都歌舞厅消防设施不合格后，洛阳市有官员还专门写过条子，要求消防部门不要让歌舞厅停业。
当地群众反映，洛阳市几乎所有歌舞厅，都可归为三种：要么老板是公检法的亲戚朋友，要么是与这些部门关系非同一般，更有甚者，有些歌舞厅就是由公安人员出股合资开办。1999年9月，全国统一整治娱乐场所时，洛阳市仍有一些歌舞厅照样开张，据说，它们就有公安人员在后面撑腰。
放眼大陆，洛阳东都商厦大火仅是屡禁不绝的商厦大火的一个范例而已。
例如，在此之前，1993年 2月14日河北唐山林西百货大楼火灾，死亡81人；1994年6月16日，珠海市前山纺织城大火，直接经济损失高达9,500万元之巨；在此之后，2004年2月15日，吉林市中百商厦火灾，54人死亡，70余人受伤；2012年6月30日，天津市蓟县县城莱德商厦火灾，官方称“10死16重伤，过火面积约5,000平方米”。（但有媒体报道转述网上消息称实际死亡人数为378人，认为天津市政府有瞒报死亡人数之嫌。事发之后，天津本土的媒体全部失声，仅以170字官方通稿报导此事，引发外界批评。《云南信息报》作为异地媒体发表社论《蓟县大火需要彻底的信息公开》，指出公众应当享有对此次火灾事故的知情权，蓟县政府应当彻底的公开全部信息。）
而洛阳东都商厦大火所照射的腐败黑幕，与8年后的深圳舞王俱乐部火灾两相辉映。2008年9月20日23时许，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东社区舞王俱乐部（歌舞厅），3楼的舞台燃放烟火引发火灾，造成共43人死亡，88人受伤。
舞王俱乐部于2007年9月8日开业，但没有营业执照和文化经营许可证，消防验收也没有合格，属无牌非法经营。一家被群众公认为当地“规模最大、名声最响、生意最火”，但同时也是“治安难点”的歌舞厅，为何能在没有证照的情况下经营长达一年多？火灾致44人死亡的背后，是安全监管政策措施被一系列的“潜规则”所取代。舞王俱乐部火灾责任官员之一的深圳龙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旭明，在其家中搜出现金约1,000多万元，另有其个人账户下的房产、存款及股票总值约2亿元人民币。据记录，陈旭明的公安分局副局长官职也是花2,000万元买回来的。
其实，歌舞厅发生特大火灾并非始于洛阳东都商厦（东都歌舞厅）。早在1994年11月27日，13时28分，辽宁阜新的一个歌舞厅发生特大火灾，前来享受周末休闲快乐的年轻男女遭遇飞来横祸，233人丧命，其中220人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包括61个18岁以下未成年人。
C 火烧住宅、街区
2010年11月15日，14时许，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728号一幢28层的公寓大楼（正在进行外墙节能改造工程），发生火灾，大火持续了4个多小时，于18时30分左右大楼烧空后自然熄灭。据官方媒体报导，58人死亡，71人受伤。公安部称上海大火救灾及时得力是成功典范战例，被民众批无耻。官方在处理本次事件中对媒体进行审查，信息公开不透明。11月21日，按照中国民间传统丧葬习俗，是“头七”，据估计20万民众自发前来献花，这是上海少有的一次公民行动。
中共国务院成立的经调查组认定，该事故原因系无证电焊工人违章操作，致使易燃的尼龙安全网遭焊渣点燃，而工程本身也涉及非法分包和安全监管缺失，是一起不该发生的、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
但外界普遍质疑：（1）破案的速度太惊人了！当局成立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才几个小时就已经查明是责任事故，而且原因是由于农民工违章操作。这难道不是推出替罪羊？
（2）高层建筑救火难的借口。这次火灾6天之前，即11月9日，上海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消防演习，当时演习是55层的高楼，这个层数是这次火灾楼的2倍，演习是假设在4层楼起火，向上漫延一直到55层，演习20分钟就把火扑灭了，这个情况和这次胶州路的火灾是类似的，但胶州路的火灾是在18分钟，也就是在将近20分钟的时候才有第一辆消防车到达，而直升飞机是一个多小时以后才来的。而且，早在2007年8月14日，上海消防部门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厦演习，成功地扑灭了400米高层的火灾。
（3）着火大楼从开建起就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果建房符合规定，消防车可以开进去；如果外墙节能包装立项认证是正确的，招标是公开、合法、合理的，中标的又是合格的施工者，而不是层层转包；如果使用了合格的阻燃材料；如果严格按照规定施工；如果有关方面接到住户投诉立即介入处理；如果火灾发生的时候，消防队能像演习那样去救火，那么火灾可以在上面这么多环节当中任何一个被防止、被阻止，或者是及时扑灭，而不至于导致如此惨重的生命损失。问题是每一个可能出事的环节都出事了。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政权能够造成在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防火这个重大的问题上每一个环节都出问题？
上海胶州路公寓火灾是极其惨烈的，却不是唯一的。例如，2007年12月12日上午，浙江省温州市中心人民路商住楼温富大厦，也是28层，发生大火，确定21人死亡，2人身受重伤。
类似火灾，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大陆为什么会层出不穷呢？
而且，住宅火灾不是只烧住宅，还可能火烧连营，如哈尔滨“四·一七”特大火灾。
官方记录：1983年4月17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河图街一带发生特大火灾。这场大火，燃烧了11个小时，受灾面积达88,000多平方米，烧毁5条街（河图街、河润街、河洲街、河洛街、河清街）中的7栋楼房、208栋平房，建筑面积共33,873．7平方米。758户居民受灾，2,856人无家可归。正阳河派出所、道里装卸分公司、市城建局木材加工厂等14个中小企事业单位的设备、物资全部烧光。烧死8人，摔死1人，烧伤摔伤10人，37名消防战士和5名公安干警负伤。
D火烧医院、央视大楼、宾馆、酒店、餐厅……
1、辽源“中心医院火灾”，主嫌逍遥法外，案外人身陷囹圄
医院“四多”，即建筑多、人多、弱势群体（病人）多、易燃易爆物品多，一旦发生火灾，势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故为重点防火单位。然而，大陆卫生部门特大火灾却时有发生，1949年以来最大一起为“12·15辽源中心医院火灾”。
2005年12月15日，吉林省辽源县中心医院特大火灾造成235名住院患者39人死亡，182人受伤。官方调查称，大火是因为辽源市中心医院配电室内供电电缆短路引燃可燃物所致。知情人说，这所医院为晋升二级甲等医院，在当年的七、八月份刚刚进行过装修，装修投资总额在千万元以上；不仅装修质量存在问题，而且医院楼内过度的“豪华装修”为大火起到了助燃的作用。
火灾之后追责，令辽源广大市民的强烈不满的是，该案久审不判，人们广泛认为的肇事者却逍遥法外，而一个似乎无关的人却被抓来做替罪羊。
2007年，李新德在其创办于2003年10月的《中国舆论监督网》撰文，曝光了该案“主嫌逍遥法外，案外人身陷囹圄”的内幕。（2005年6月，北京通信管理局下令永久关闭《中国舆论监督网》；李新德于2019年10月23日民间中国舆论监督网创始人在北京被江苏省邳州警方带走后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
据李新德文章，“这个案件从公安机关介入侦查开始就偏离了主题方向，没有从起火的主要原因 ‘起火点’上着手，而是把侦查方向转移到了‘电缆’。”辽源市公安局一位内部人员对记者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就是市里主要领导要把自己“择”出来。电缆的生产厂家属于河北省，把主要责任推给电缆厂，辽源市的主要领导和肇事的医院院长就可以从轻发落，从目前的情况看，他们需要的效果基本达到了。”
辽源市检察院的一位检察官对记者说：“12．15” 特大火灾案中的嫌疑人于鹤杰是河北省沈强线缆制造有限公司主管技术的副厂长，只是一个月工资1,000多元的打工者，他不是生产者，根本不符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产品罪”的主体。而且，庭审中控方也无法提供火灾现场电缆物证，使物证链条中断。本来很清楚的案件人为的复杂化了。谁有这个本事把案件操纵到目前这个地步，单靠哪一个单位是不行的，我们检察长也没有这个本事，没有市里主要领导的安排，谁吃了豹子胆敢这么做！
辽源市中级法院一位法官这样对记者说：如果真的独立审判的话，这个案子早就结束了。这是在中国，这么大的案子，能独立审判吗？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法院写了一个报告送省高级法院请示，没有想到省高级法院说我们判的轻了，不让我们宣判，还把卷给调走了。
记者来到辽源市中心医院采访，一位工作人员把记者带着僻静处说：12.15大火的主要责任人应该是我们医院的原院长王绍文，其他的人都是受牵连的，电缆厂更是当了替罪羊。为什么呢，应该追根寻源啊，按照理说，我们医院的装潢必须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是我们院长不经批准就装潢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整”钱！
王绍文有钱又有势，如此“猖獗”，这和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经贸委主任赵秉辉有直接关系。在赵秉辉担任辽源市委书记期间，赵的妻子毛某是辽源市国税局副局长，因为毛某得了心脏病，需要到北京治疗，王绍文跟着来到北京。毛某治病所需的3万多元全是医院垫付的，从此王绍文得到了赵秉辉的力挺。
这次大火的原因是因为用电引起的，医院为什么用电量这么大，因为我们医院以前的取暖是靠供气，因为供气不给回扣，所以王绍文不但不掏钱买气，反而安排医院的工作人员偷气。医院偷气的被供暖公司发现后，采取了彻底的措施，医院也就没有暖气了。在王绍文的支持和默许下，病房和各科室都用起了电炉、电暖风机等进行取暖。严重超负荷的用电和配电室二级保护装置失灵，最终导致大火的发生。
2、央视新址北配楼火灾，国人弹冠相庆
2009年2月9日20时27分，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央电视台新址园区在建的附属文化中心大楼工地发生火灾，着火的是央视主体大楼北侧的配楼“北京文华东方酒店”，该酒店建筑高约一百三四十米，东、南两面着火，火势有80米到100米高。引起此次大火的主要原因是系业主单位不听治安民警劝阻，执意违法燃放烟花所致，火灾共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损失数十亿元。
一般听闻火灾，民众都深感痛心；央视火灾传来，却是一片欢腾，将民众对央视肆意挥霍公款以及其节目一贯充斥政治宣传的不满表露无遗。最典型的莫过于这一条：“首先感谢 CCTV！为了让全国人民欢度元宵节，昨夜燃放了一个价值上亿元的大烟花！那场面，那是相当的壮观！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警旗招展，人山人海！不差钱！同时也向全世界证明：做人，不能太CCTV！否则，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
又如，“雪灾没人幸灾乐祸，地震没人幸灾乐祸，旱灾没人幸灾乐祸，央视着火就有那么多人幸灾乐祸：让大火来得更猛烈些吧，把谎言都烧干净。”
一个名为Zola的独立博客组织的民意调查显示：30％的人支持一个观点“我恨CCTV，不仅仅是今天，它已经愚弄我们多年，它自残当然很好。”
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国际媒体纷纷在第一时间报导了这次火灾，并以较多的篇幅写了中国网民的反应。法新社的报导其中提到“网民们幸灾乐祸地用图像软件合成巨型机器人和喷火龙攻击央视大楼的画面”。
不仅如此，央视大火好烧出腐败问题。2009年3月3日的一期《财经》杂志被中宣部下令回收，原因是其中报导了中央电视台新楼火灾调查过程中牵涉的央视高层贪腐问题。该日上午，这篇名为《央视大火“烧出”工程腐败，审计署介入》的报导在杂志网站上挂了五个小时后被删除；同时，部分还未送到订户手中的杂志也被要求回收。不过据报导，当时在北京的“两会”代表已经收到了记者派送的这期杂志。戏剧性的是，几天后，该报导被更名为《央视新址大火余波未了》，在财经网上重新出现。
吉林及河南在九九年十二月及今年三月发生大型火警惨案。前年十二月廿六日，吉林省长春市一酒店发生大火，当时酒店老板正在庆祝圣诞，地下洗浴中心突然起火，二十人无法逃生葬身火海。
3、火烧宾馆、餐厅、酒吧……
例1.“8·25哈尔滨酒店火灾”。
2018年8月25日凌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北龙温泉酒店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400平方米，共导致20人死亡，23人受伤。北龙温泉酒店出资人、实际控制人李艳滨案发后潜逃。警方随后悬赏30万元缉捕李艳滨。
据知情人介绍，李艳滨在家中排行老四，因其在哈尔滨的产业较大，颇具影响力，坊间称之为哈尔滨“社会四姐”。作为“牛排家”餐饮公司的董事长，李艳滨在2017年第四届中国行业影响力品牌峰会上获评为“年度行业领军人物”，牛排家获得“中国品牌榜餐饮行业诚信品牌奖”、“中国品牌创新发展工程推介企业”。李艳滨还曾出席中央电视台《超越》栏目2017特别节目评选会。
据工商部门的资料，李艳滨身为法定代表人的企业有18家。但她在工商部门登记的18家企业很多都是假的，这背后黑幕重重。李艳滨可能是擅长钱权交易的又一个“东北富婆”。
据黑龙江省公安消防总队网站消息，从2017年12月到2018年4月，当地对哈尔滨北龙温泉休闲酒店有限公司共进行6次消防监督抽查。结果2017年12月21日、2018年1月10日、2018年1月25日、2018年2月23日4次抽查不合格。
尽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北龙温泉照常正常营业，以致于出现了这次严重的消防安全事故。
“8·25哈尔滨酒店火灾”虽然死伤惨重，却不及哈尔滨之前的“2·2天潭大酒店特大火灾”。2003年2月2日17时58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天潭大酒店工作人员在取暖煤油炉未熄火的状态下，加注溶剂油，引起爆燃导致火灾，造成33人死亡，10人受伤。
当然，酒店火灾在大陆是普遍发生的。例如，2005年 6月10日11时40分许，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华南宾馆发生火灾，大火造成31人死亡、3人重伤。
例2. “12·25中山市西餐厅火灾”。
2005年12月25日23时许，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文康路一西餐厅发生火灾，大火10分钟后被扑灭。火灾造成26人死亡、8人受伤。官方指坦该西餐厅在内部非法经营酒吧，导致发生严重火灾。
火灾发生后，在广东省宣传部门的严格规限下，当地媒体都只是发布通稿简单交待事件，而有关详情反而要从省外媒体的报道得知，《中国青年报》更指责当地政府阻挠记者采访。
《中国青年报》报导指，12月26日深夜12时，记者一行连夜狂奔到达中山市坦洲镇，负责指路的摩托车司机和路人一看我们这身记者的装束，都立即变得小心翼翼，不敢靠近火灾现场，因为一群警员正在四周“严防死守”；记者对伤患的采访和对受难者遗体的探视，都是靠受难者家长的暗中支持，得以“混”进现场，对事故现场图片的拍摄，靠的是偷偷将照相机藏在衣服中；几家媒体的记者无论是想接触伤者还是了解死亡者的身份，都被限制或拒绝。事故处理的官员们手中的一份《12.25特大火灾事故受难者名单》是绝对不对外公开的。
《中国青年报》更直接批评当地政府的作为，“公开的所谓通稿中，一提到火灾的教训，‘板子’除了打在酒吧老板身上，就是全社会需要反思。对一家在镇中心闹市口已有5年经营历史的重大火灾隐患点，有关部门检查与监管之责任难道还可以推脱给‘全社会’？”
盖言之，这场火灾虽属意外，但同样是一场典型的人祸。
中山市西餐厅之类火灾并非孤例。2009年1月31日晚11时55分，福建省福州长乐市区郑和路北侧的“拉丁”酒吧内，十来名青年男女为一名女高中生开生日派对时，在桌上燃放烟火，引燃天花板，酿成大火，致17死20伤。
E火烧孩子、老人
孩子、老人一个社会特殊关注的群体。以孩子、老人为主体的场所，理所当然是防火重点单位。但在大陆全面道德崩坏的大环境里，孩子和老人所在的产业成为暴利行业，也往往成为突发灾难的重灾区。
例如，2001年6月5日凌晨零时15分江西广播电视艺术幼儿园发生火灾，14名3至4岁的幼儿丧生。在一声又一声沉重的叹息声里，人们有着许多的不解：怎么会没老师值班？老师们都跑哪儿去了？为什么会点蚊香？门又为什么会被锁上？
该幼儿园由江西广电厅下属某公司承包经营，每年上交管理费(具体数额不详)，于1999年9月开始招生投入使用，共有17个班。幼儿园有大、中、小、托儿(3岁以下)四个年级，出事的小班共有6个班，只有1个班为日托，其余5个班为全托。全托班每班有3个老师，2个保育员。从硬件来看，该幼儿园是非常出色的，城堡式建筑在南昌市绝无仅有，其内部设施也堪称一流。当然，其收费也是不菲的，就全托班来说，每年3,000元赞助费，加上每月各种费用，一名小孩一年的学杂费要花上万元。家长们之所以花这么高的费用送小孩来幼儿园，是图这儿“漂亮”、“高级”，指望小孩们在这里学好钢琴、舞蹈什么的，将来有大出息，“谁料到……”。
例如，2012年5月27日，零时，湖南省郴州市在汝城濠头乡粮站对面的蓝天幼儿园发生火灾，造成幼儿两死三伤。
又如，2015年5月25日，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发生特别重大火灾，造成39人死亡、6人受伤。经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认定，该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官方调查报告指，该公寓法定代表人范花枝无证违规扩建，指使个体经营户冯春杰使用不合格易燃材料建设公寓不能自理区彩钢板简易房，冯春杰在施工过程中，使用不合格易燃材料聚苯乙烯夹芯板和不合格电线建造彩钢板简易房供入园老人居住，且公寓违规运营，管理不规范，安全隐患长期存在，公寓的相关负责人员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同时，地方民政部门违规审批许可，行业监管不到位；地方公安消防部门落实消防法规政策不到位，消防监管不力；地方国土、规划、建设部门执法监督工作不力，履行职责不到位；地方政府安全生产属地责任落实不到位。
F 道德崩坏之火
1、色情行业泛滥引发的焦作大火
中共治下，“繁荣娼盛”。2000年3月29日凌晨3时3分，河南省焦作市“天堂”音像俱乐部发生火灾，因大门被老板反锁，躲在里面看淫秽光盘的近百人无处逃生，74人被烧死，是自1997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恶性火灾事故，全国震惊。
一夜之间暴得恶名的“天堂”音像俱乐部位于焦作市的中心，周围是全市的最繁华地段。在它的东侧，约300米远的地方，是焦作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约200米远处，是焦作市山阳区政府；西侧约500米处，则是焦作市委、市政府的所在地；它的北面，隔一条马路，是焦作市人大会堂，以及全市最大的广场东方红广场。在它附近还有三四家录像厅，但它的门面最大最气派，上面写着“沙发软椅空调开放，让你玩到乐跳到爽”、“至上感受，尽在其中”等字样。
一位在当地颇为知名的人大代表说，很难想像，一个普通下岗工人，能在这样全市最显眼的地方开设娱乐场所；同样很难想像，在市委市政府和公安局的眼皮底下，开办录像厅，没有过人的招数，能把生意做下去？
而《南方周末》记者当时调查发现，这场看似偶然的大火，是在焦作的色情业泛滥的背景下发生的，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有不少人在作假设，如果不是偷偷地放淫秽光盘，如果卷帘门没有上锁，就不会死这么多的人。）
焦作是那种比较典型的北方中等工业城市：很少见到新兴的企业，只有在郊区才能看到一些破旧而兀自伫立的厂房；城市的喧闹来自于个体经营者和小商小贩的忙碌；经济尚未发展起来，环境已遭到破坏，城市终日被烟尘笼罩；十字路口站立着成群成堆、寻求各种生计的民工，以及摆卖各种摊点的下岗工人等等。使得这样的城市有点“活力”的，是夜幕降临之后各种各样娱乐场所的笙歌艳舞。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河南省之外的许多省市，也是屡见不鲜。
2、中共迫害正信，神汉成了村里的红人——浙江海宁“2·15”特大火灾
正信在大陆被打压，自然，各种巫医、神汉，乱七八糟的东西大行其道，后果极为严重。浙江海宁“2·15”特大火灾就是这样一个标志性案例。
2004年2月15日，凌晨5时起，由浙江省海宁市黄湾镇五丰村老年妇女周和珍、卢娟英、卢珍宝发起，神汉陈建良主持，在本村非法搭建的60平方米的简易草棚内，进行所谓的“普堂忏”迷信活动，祈望“年老死后能顺利到达阴间”。
参加活动的50多人，除神汉陈建良为男性外，其余绝大多数为老年女性，平均年龄72岁。下午2时10分，草棚西南角草扇突然起火，棚内人员涌向朝南开启的小门，慌忙逃生中，挤倒支撑草棚的毛竹，草棚随之倒塌燃烧……不到5分钟时间，草棚化为灰烬，40人（全为女性）被烧死或窒息而死。
草棚(黄湾镇类似草棚有好几十个)所在位置原是当地“记家庙”旧址。该庙在1966年拆除，改建为小学校舍，后因建筑破旧，拆房改为耕地。火灾发生5年前，当地部分村民提议重修“记家庙”，但未获批准。后来一些村民在这里私自搭建了3间砖混结构的建筑；2000年以来，当地政府两次拆除这些建筑，但不久村民又搭建起来，2002年5月镇政府第三次拆除后将土地复耕。2003年6月，由当地3名中老年女性村民发起，在原址上重新违章搭起3间草棚。据介绍，草棚搭建以来，当地村民已在此进行了六七次名为“普堂忏”的迷信活动。
从火灾中侥幸逃生的五丰村孙大娘心有余悸地说，草棚里群体性“普堂忏”活动已搞过多次。在发生这次事故的前一天还进行了一整天，一直没有人阻止过。
黄湾镇及五丰村的中共官员为什么对此熟视无睹？是不是因为草棚不是瓦庙就可以放手不管？乡村两级干部的回答如出一辙：“没看到”、“不知道”。然而，草棚有60平方米，位于村子居民楼边的承包地上，十分扎眼，距离乡党委、政府大院也不过三五百米之遥。
在2001年至2002年浙江省“整治社会风气、整治居住环境”的活动中，海宁市是嘉兴地区唯一的省级先进县市，而火灾发生地黄湾镇还是海宁市科普宣传和有线电视教育先进乡镇。
中共官方和媒体对海宁特大火灾的反思，总是在“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些地方基层组织建设亟待加强。”以及加强“文化下乡” （海宁市每年用于“文化下乡”的经费只有5万元，加上“电影下乡”的经费8万元，一年13万元。这用来活跃全市50万农村人口的文化生活，简直就是杯水车薪）等等框框里打转，却根本不敢、不愿、不能认识到中共打压正信才是这类悲剧的根本原因。
G 被利用的火灾
1、鬼影幢幢的北京蓝极速网吧大火
2002年6月16日凌晨2时40分许，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0号院内蓝极速网吧突发大火，致使25人死亡、12人不同程度受伤。官方称这是一起恶意报复纵火事件。
但是，当年网吧是上网的主要场所，因此大火， 一夜之间全国网吧几乎全部关门整顿。这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绝对是不可绕过的一个坎。外界评论，这起纵火案“离奇”，因为这把大火发生的时机离奇，烧得离奇，事后的处理离奇。
所谓“时机离奇”：自从1994年封闭的党国首次跟全球互联网联系起来以后，共产政府就一直在开放与控制之间摇摆。而当权者对网吧早已切齿有年了（蜂拥出现的网吧，使得中共网警、网特不可能封杀所有的海外网址，也无法阻断网民们每天通过互联网收到数以亿计的电邮和各种信息）。从2001年4月开始的全国范围整顿网吧直到当年年底，8个月内整了近10万家网吧，罚款、罚没不计其数，各地警察大发利市。但是还不够。2002年年6月11日，在北京召开了“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专项治理动员大会”。这场大会5天之后，学院路网吧就燃起大火，真是不迟不早，恰到好处。
所谓“烧得离奇”：在火灾刚发生时，119火警台无人接听；警车4分钟赶到，消防车却姗姗来迟；而新华社提供的最早拍摄的火灾现场照片，却是凌晨2点56分拍摄的。在2时40分许发生火灾，到2点56分记者按下快门这13分钟的时间里，新华社记者是什么时间得到消息，什么时间冲出大门，什么时间坐上车，什么时间到达现场，什么时间找到合适位置拍下火灾全景的？难道新华社记者雨夜凌晨潜伏现场？更可笑的是，一个小小的网吧着了火，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市长刘淇、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等等“大人物”竟都立即赶赴“现场”，而现场也遭到了极其严密的封锁，这又意味着什么？
所谓“事后的处理离奇”：仅北京市一地，截止到6月23日，出动了四万两千七百八十二人次对全市网吧进行查封，同时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举报电话”，鼓励市民“举报”（也就是告密）所谓“黑网吧”。据说是因为黑网吧“消防设施不完善”。但是，蓝极速网吧发生大火是因为“纵火”，而不是“失火”，跟消防设施不完善有什么关系？北京市历年来过年放鞭炮烧了多少仓库、学校、住家，最后也只听说有个“禁放鞭炮的条例”，没听说查禁全市仓库，查禁全市学校，查禁全市住家。
随着北京的纵火案，全国范围内开始查封网吧，媒体对网吧一致声讨，所有的罪恶似乎都是从网吧发生的。
根据上述种种，有论者认为，“蓝极速火灾”极可能就是一起为政治目的人为制造的“国会纵火案”。
2、北京大兴火灾与驱逐“低端人口”
2017年11月18日18时许，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庄二村新康东路8号聚福缘公寓发生火灾，导致19人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8人受伤。
事发后，当局除了封锁网上消息，火灾现场同样被大批全副武装的特警封锁。《苹果日报》称各大网页仅使用新华社官方资料及相片，而新华社的相片疑似“刻意”没有任何火光或灾情，仅有火势已扑灭完的现场照片。火灾原因成谜。
然而，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却决定自2017年11月20日起在北京市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整治对象包括出租公寓、出租大院、待疏解或正拆除场所、彩钢板建筑、工厂企业、厂房库房、仓储物流、汽配城、批发市场等。
全市地毯式大清查，在寒冷的冬天，断水断电、半夜突袭、乱砸乱踹、露宿街头等等，成为北京所谓安全隐患大清理的真实写照，透露出政府真正的目的是借此清理外来人口，
将所谓的“低端人口”驱逐出居住地。
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大量警察和各类公务人员上门，拿着长柄板斧和锤子等，用打砸抢式的粗暴行动驱逐“低端人口”，引起公愤。
同时，一段据称是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秘书、丰台区区委书记汪先永的内部讲话视频曝光。视频中汪先永声称要出“实招、狠招、快招”，他说：“什么是狠招，刚才我说的，我们公安、城管、执法部门，我们检察院，我们党委、纪委、组织部门、宣传部门配合起来，来硬的！最硬的招就是涉嫌危害公共安全，拘起来，本人。快招，不能等。不能说我等文件下来、等开会、报表，没这个。今天开始能拆就拆，不要等到明天去，越拖夜长梦多。”
当年11月24日，中国数千知识界人士联名向中共高层多个部门发出的公开信说，北京当局不是反思检讨大兴特大火灾后自己的责任、慰问灾民，反而以此为由，展开以主要是底层民众的“外来人口”为对象的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驱赶行动导致北京成千上万的底层民众一夜间流离失所，预计还有数十万底层民众“将被清理出北京”。
公开信说，当局在没有任何救济安排、安置方案的前提下，在零下几度的寒冬天气，骤然强令外地人口在几天内无条件搬离租住地，这是“违法违宪和严重践踏人权的恶性事件”。#
责任编辑：林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