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丹：由“提高学费”的雷人建议想到的

【大纪元2019年08月08日讯】最近，上海政法学院某教授在媒体上公开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提高学费能否提升高等教育质量”。而这位教授不仅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还在其长篇累牍的“论证”中，拼凑出了“为大学学费提供合理性论证的理论”，“主要包括收益论、居住地论和支付能力论”。

对其“收益论”，即“主张以个人回报率的高低来确定学费”之说，不少人立即表示，“现在高等教育回报并不很高”。对其“居住地论”，即“本地居民享有低学费的权利”之说，不少人立即回答，“学费住宿费加上生活费，一个学生一年差不多3万，这对于很多家庭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了”。至于那个“支付能力论”，不少人更是直接怒怼，“很多家庭已举债供孩子上大学了！”

大家生气的同时，不免感到震惊。堂堂大学教授，竟然公开向学生讨要学费，这种表现是否太Low？但仔细想想，又很符合中国当下的现实。要知道，如今高校里那些顶着政治头衔、替政府摇旗呐喊的教授，原本就不是为了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更不会具备感念民生疾苦的人文情怀。

在教育已成中国人“三座大山”之一的境况下，有人竟然建议政府“提高学费”，这不是在找骂吗？该教授或许并不是没料想到，只是在他看来，讨好学校领导、为政府如何搜刮人民出招，这才是其“职责”所在。当教育已经沦为“政治的奴仆”，这样的专家、学者、教授就会比比皆是。看到他们，中国人不怀疑教育质量才怪呢！

既然这位教授非要代表官方、说出政府的意愿，那我们不妨就反观之。不难看出，迫使教授公开出来讨要学费的政府，似乎已穷的揭不开锅了。该教授坦言，之所以要“提高学费”，是因为“经费投入与教学质量一般而言是成正比的”，但如今“政府财力有限”，于是“经费投入很大程度上要来源于学费”。

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财力有限”决非空穴来风。从刚刚出炉的今年上半年各省财政收支情况就可窥见一二。从“各省财政收支”不难看出，“只有上海有结余，其余各省都是赤字”。但令人感到愤怒的是，“政府财力有限”、经费不足，就要在学生身上揩油吗？仅从这点来看，中共红朝可比中华民国差远了。

网络文章《科技精英竟都是民国教育培养出来的》专门讲述了民国抗战时期的教育经费投入情况。文章说道，“在国难当头，救亡图存第一的战争年代，教育竟然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这是因为“在这关键时刻，从蒋介石到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力挺教育”。尽管“抗战爆发后，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发达地区陷落，关税收入丧失，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极为严重”，但“国民政府仍然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然而，在如今的中共红朝，惟一能与军费比肩的，就只有中共用来镇压人民的“维稳费”了。《中国财政年鉴》上有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6年，中共维稳费的实际开支比起预算，年年都超支1%到19.5%不等，连续6年都超过军费。

蒋介石当局投入教育，不仅数目、金额有保证，更重要的是，大笔经费实实在在的用在了受教育者身上。《科技精英竟都是民国教育培养出来的》一文指出，在抗战时期，“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有政府免费教育，包括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大、中学校师生生活艰难，但有政府特殊补助，比公务员好很多”。

国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投下去，老师比公务员都过得好，这是一个腐败的利益集团能做得到的吗？相比之下，红朝的教育经费投入情况，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反面教材。中共号称“教育经费总支出一直处于上涨状态”，且“以每年千亿元的增长速度逐年向前发展”，然而直到现在，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能做到真正的免费，也就更别提大学生了。什么免费的伙食和医疗保障，那都是身在大陆的学生们不敢奢望的事。

大笔的科研经费倒是不断的下拨到重点院校里，但非重点的，就望尘莫及了。更需提到的是，在普通的中、小学，还有大量的教师被长期拖欠工资。农村小学还不断传来因“撤点并校”而使不少孩子辍学的消息。有意思的是，被投入最多的大学教育，腐败也是最厉害的。学术造假、科研腐败，已让中国各类高校成为该国教育腐败的重灾区。

陆媒曾公开报道过，“清华和北大在2017年度获得的财政拨款最多，分别为55亿元和53.7亿元”；但同时，流失的人才也差不多是最多的。更何况，清华、北大还是全国状元云集的最高学府。它们都留不住人才，岂不咄咄怪哉！难道中国高校的教育质量已低劣到让人才都为之唾弃、鄙夷了？

可见，教育的质量其实与教育者的人品、德行极为相关。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教授都是一所大学的活招牌、乃至整个国家的精神名片。教授的言行、态度、素养可直接反映出所在大学的内涵与质量。

只可惜，充当政府“犬儒”、甘愿被其利用的教授已无底线、骨气、良知、精神可言。连有没有学问，都是问号。对于这样的教授，学生给其再多学费、纳税人给其再多经费，显然都无法让中国当前的教育质量提高。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