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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8日讯】凌锋的名字是早就如雷贯耳的﹐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真正见到他﹐为了躲避九七中共对香港的统治﹐当时他正和太太来到北美考察﹐那次我还在洛杉矶和他们夫妇一同拜会了老报人﹑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真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自凌锋移民美国以来﹐我们的见面联系多起来了﹐拜英特网之赐﹐我看到他的文章比过去多了很多﹐相信移民美国以后开始用电脑写作﹐事实上也大大拓展了他施展身手的舞台。
读凌锋的作品﹐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他对中共专制疾恶如仇﹐无论时空千变万化﹐他都是立场最坚定﹑旗帜最鲜明﹑以犀利笔锋为武器的斗士﹐他那种“横媚冷对千夫指”的气概﹐象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犬儒病）已经病入膏肓－－凌锋的文章反映了他“立言”﹑“立德”﹐为天下“继绝学”的情怀﹐也是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反省和重新定位﹐作出了身体力行的榜样。正如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在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他（凌锋）的评论因为有亲历经验作根据﹐无不入木三分﹔他的回忆﹐由于是痛定思痛的结晶﹐篇篇都有血有泪。我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读这些文字﹐第一个感想是﹕这正是最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
“触觉敏锐﹑反应快捷”的凌锋﹐事实上也是一个文章快手﹐他在港台的报章杂志上有不少专栏﹐在香港生活期间﹐甚至一天要为好几个报纸写专栏﹐与一般的名家不同﹐凌锋对于各个媒体的约稿﹐不端任何架子﹐非常珍惜每一个表达的机会﹐尤其是在九七之后﹐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向各个媒体主动投稿﹐因此你几乎可以在各种非中共控制的媒体上读到他的作品。有时﹐他甚至一天都可以写几篇评论﹐这就是在写作为生的同行中也是凤毛麟角。前年﹐陪凌锋夫妇和于浩成先生从纽约驱车去普林斯顿﹐拜访著名理论家苏绍智﹑李洪林先生﹐当时苏绍智先生曾问凌锋﹐你是怎么写这么多（文章）的﹖凌锋一九七六年从上海移居香港﹐一直到九七年再移居纽约以后﹐马不停蹄奋笔疾书﹐写作成了他的主要生活方式﹐累积下来的作品少说也有一千万字。因此﹐凌锋也是一个高产作家。
与为生活奔波﹑“为五斗米折腰”的写手们完全不同﹐凌锋的写作基本上是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的﹐比如他免费为《大参考》﹑《大纪元时报》﹑《新闻自由导报》﹑《新世纪》等多个媒体供稿。自一九七六年以来﹐写作政治评论﹐已经成为凌锋的主要生活方式﹐但他决不作无病呻吟状﹐也决不为写作而写作﹐他是真正的“有感而发”－－不吐不快﹐并且有十分明确的目标。读者看到的这本凌锋自费出版《中共风雨八十年》的新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全球经销）﹐就是为了在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的时候﹐对八十年来中共祸国殃民的史实做一个清算。可见﹐对中共专制无情地揭露和批评﹐就是凌锋的生命。
附：
香港新闻自由的变迁和展望
——著名政论家凌锋先生访谈录
张伟国
香港著名政论家凌锋先生，原名林保华，一九三八年生于重庆，出生二个月后就爆发了抗战，为躲避战乱父母携带他举家移民到印度尼西亚成为那里的华侨。从小受到共产党在印尼地下党影响的凌锋，在十七岁高中毕业时怀着报效伟大祖国的抱负返回中国，五六年在北京考入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革命史(党史)专业。反右运动尚未结束，凌锋因为提意见就被视为思想“右倾”，后来定为“中右分子”，五七年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改造。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教学，文革期间一直在上海化工局一所技校劳动。
直到七六年文革结束前夕，凌锋通过在印尼的父亲的帮助，移居香港。他感到自己以前热爱共产党，但发觉被欺骗以后，就决定用自己的笔将中国内地的真相公诸于世，从此开始了在香港二十一年新闻、政治评论员的生涯。
一九八八年他随诺贝尔经济学获者佛里德曼、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一起访问中国，并会见了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但在“六四”事件以后，凌锋又两次被中共当局没收了回乡证，已经被中共势力全面渗透的香港使他为自己的人生安全感到担忧，有时上地铁站候车他都十分当心，生怕有人从背后推他。在香港被中共接管前夕的今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和夫人杨月清一起又惨然离开了香港，来到了美国。
“六四”后，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我和一些同事也遭受牢狱之灾，或成为“清查”物件，就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刻，素不相识的凌锋通过他的朋友给我和《世界经济导报》其他同事送来了支援，使我和同事们深受鼓励。去年他访问洛杉矶的时候，我特地开车前去向他致谢，那时在前香港《文汇报》总编金尧如先生家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前些天，他和太太在去纽约路过旧金山时，我算是略尽“地主”之宜，陪同会见了柏克莱加州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并访问了新近来到旧金山湾区定居的罗孚先生的新居，期间笔者也与凌锋先生在他下塌的柏克莱夏塔克旅馆作了一次访谈，凌锋先生对香港新闻的变迁和展望，发表了他建立在自己独特经历上的意见，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访谈内容。
笔者：
在七月一日香港主权移交之前，与中共承诺一国两制、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际社会出现了普遍的怀疑和忧虑，香港社会内部也有类似的反映，继香港著名政论家胡菊人移民加拿大、罗孚移居美国之后，现在你和夫人也选择在回归前夕最后时刻离开了香港，当你踏足在美国土地上以后有些什么感想?
凌锋：
到美国来也是经过比较长时间考虑的，之所以做最后这个决定，我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方面，我是担心秋后算账的，因为，在这几年来中共党的喉舌在香港的《文汇报》，对我进行多次的批判，有一次甚至长达一个月，他们给我扣上各种不同的帽子，比如说“反华、反共”啊，什么“亲英反中乱港分子”啊，而且语气之激烈，是在文革以后所看不到的。因此，我担心如果九七不走，将来香港如果出现什么事，他们就很可能认为象我这类人进行扇动的，特别是他们两次没收了我的回乡证，不让我进大陆，就是很明显的把我列入“阶级敌人”的范畴，因此我为了自身的安全起见，我想还是暂时离开香港为妙。
第二点，我现在在大学里有一份工作，另外也写好多稿子，但是根据北京对待一些不同意见人士的手段来讲，我担心九七以后香港没有老板敢请我去打工，而且我以前在很多份报章上写文章，但这几年被封杀到仅仅剩下两三家，以前每天都有文章好写的小专栏，现在是一个都没有了，因此我觉得我的生存权已经受到威胁，空间越来越缩小，可能就很难在香港生活下去了。
第三点，我们都知道北京借港督彭定康的政治改革为名，搞一个另起炉灶，所谓“港人治港”都是北京重用的一些拍马屁分子，即所谓的“突然爱国分子”，他们以前给英国人效劳，突然之间现在全部都成为“爱国分子”，他们为了把自己以前的黑底洗掉，表现比任何人都左，而且面目可憎，叫我在这些人统治之下过日子，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很难接受的，因此我选择在他们可以统治我以前，离开香港。
笔者：
凭你对香港新闻自由的了解和体验，在北京当局接管香港以后，你认为香港新闻自由方面会出现哪些问题，其前景你如何评估?
凌锋:
其实，七月一日还没有到之前，香港新闻自由已经受到很大威胁了，新闻自由的空间已经缩小很多，就象我刚才讲的个人经历来讲，我以前每天有三、四个专栏可以写的，如今一个都没有，现在只剩下一个礼拜一篇了，大概也就是两份报纸可以写。之所以这样有两个因素，一方面是传媒本身的一种自律，因为知道中国的人了解，北京对舆论的控制是非常厉害的，因此为了避免触怒北京，所以这里的民间媒体就自我约束，把一些他们认为北京不喜欢的人写的稿子抽掉。
第二点，北京特别是香港新华社也通过各种手段传达一些资讯，像是“不希望看到那一类、那一类文章”，不希望看到那一种人来写这些，他只要稍微作一点暗示，媒体的老板或者里面的高层行政管理人员，就会领会他们的精神对这些文章这些人采取行动，这个问题已经是很明白不过了，香港记者协会也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笔者：
中国大陆前些年探索新闻改革的时候，新闻从业人员一直有一个理想，希望中国大陆能够有自己的民办报纸，把民办报纸作为新闻自由的一个重要象征和指标，香港应该讲是一个以民办报纸为主的新闻市场了，在九七到来的时候却出现了你刚才提到的新闻自律，包括在报导这次回归过程中一边倒的舆论，等等，你对这个现象怎么解释?
凌锋：
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觉得非常的无奈，中国的媒体是在向民办、开放的方向发展，而香港则向封闭、自我约束，向所谓“一言堂”方面倒退，大概两个结合、相互接近才叫“平稳过渡”吧!所以，表面上讲是一国两制，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制度，中国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有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其实不然，这两个制度相差太远的话，肯定引起矛盾冲突，所以中国在进步，香港在倒退，这样子我才觉得符合“平稳过渡”的精神。(笑)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无奈的事情，对基本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这些空洞口号，就我感觉来讲，就象中国宪法里面所规定的“言论自由”一样，实际上是很空洞的。当然，香港平常已经习惯于言论自由，也不可能一下子收得太紧，但是慢慢的会萎缩下来，一方面是自律，一方面是中共一些机构的压力。
我忘了提到一点，虽然香港新闻媒体有民办、自由竞争的形式，但是香港新华社从来是将香港的媒体加以排队，基本上分作四类，然后规定中资企业在这四类媒体中，哪一类是一定要给广告支援的，哪一类是绝对不可以的，哪一类多一点哪一类少一点都分得很清楚。而到了七月一日以后，我很担心他这种规定，要延伸到一般的民间企业、一些公司，因为中国完全可以这样子说，如果你们这些企业再给他们“反动报纸”刊登广告，可能会阻碍这些公司和中国的贸易，在威逼之下这些公司可能取消给中国不喜欢报纸媒体的广告，迫使这些媒体“关门大吉”。
笔者：
据你对新闻同业人员的了解和对中共压力的亲身感受，凭你的经验和自己的想象，未来香港的新闻界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维持住或者能够有进一步新闻自由的发展?
凌锋：
我想香港新闻界应该学习国内的“老大哥”，就是要学会“打擦边球”，特别是七月一日刚过，如果自己赶快就收缩了以后，以后再想打出去就难了，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尽量的不要来自我约束、不要自律，而且应该不断的用“打擦边球”的方式，把言论自由的空间再进一步扩大，除非北京或者特区政府有反应，在没有反应的情况下，应该尽量抗争、争取大一点的空间。这样言论自由才能够比较得到保障、空间不会缩小的太快。
笔者：
我们看到，这次香港主权转移的过程当中，全世界八千多个新闻记者云集香港，成为新闻的焦点，你感觉到国际舆论以这种状况关注香港，对香港本身的社会发展、新闻自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换一个角度讲，你认为外界特别是国际媒体在报导香港问题上面，是不是客观、是不是有什么误区，能否凭你的经验给他们一些忠告?
凌锋：
国际媒体这次有八千记者关心香港，我觉得是对香港新闻界一个很大的声援，也是对香港民主派的很大声援，因为由于媒体的关注，所以使得中共本来想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对游行示威的压制，因为有媒体的关注，可能就稍微收敛一点，举例来讲，七月一日以后支联会能否举办一些活动，北京领导人一向是回避的态度，说是特区政府的事，特区政府一些官员的讲话也是含糊不清，根本就很难掌握到它的分寸在哪里。到七月一日那天，支联会举行了“爱国爱港爱民大游行”，提出要求发扬民主“结束一党专政”，在八千新闻记者的严密注视下，特区政府不敢公然进行镇压，只是通过警方说支联会的游行超过原先申报的人数，但是还不敢采取什么行动。因为既然这个游行已经开始了，而且警方没有镇压，就是表明：这样要求北京结束一党专政的游行是合法的，已经开了一个先例，将来他要再借这个理由认为这个活动是一个颠覆、或者分裂国家的行为和进行镇压的话，他就没有道理了，你要镇压，你第一次就要镇压了，不应该是以后才镇压。
所以，我觉得大家这样关注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以后在缺少世界传媒关注之下，很可能也会收紧尺度，对一些民主派的活动进行阻挠，这些我相信是可能的。
至于世界媒体对香港最近一些的发展报导，按照北京和香港一些亲共人士的话来讲，是一种“误导”，都报导香港的负面因素，这个我不是太同意的。当然，国际上的报导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他们到底是从外地来的，有些媒体根本对香港就不了解，但是我觉得，世界媒体报导“香港在政治上是倒退”：香港民主倒退、言论自由倒退，这种报导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在经济繁荣上面，世界媒体的报导不是太多，所以因此使人感觉到七月一日过渡以后，好象香港的问题很多，也就是说政治上的问题是比较多的，经济上的问题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们都知道媒体的责任，本身就是要揭发社会的阴暗面，使得这种阴暗面不能发展下去?因此，我觉得他们这种报导也是一种好事情，是一种对社会的监察。何况现在即使包括国际好多投资者认为香港的前景因素如何如何乐观、香港的股市炒得这么高，这个问题我认为既要看到它乐观的一面、看到好的一面，也要注意某些问题，炒得太过分而形成泡沫经济的话，比如楼价炒得太高、股市炒得太高，迟早有破灭的一天，那就象日本一样经济陷入好多年低迷的情景。因此，少报导这种乐观气氛，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好，将来如果出问题，反倒对香港是打击。
在经济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官商勾结的情况，将来会相当严重的。官商勾结使香港失去一种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对香港经济未来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的，因此，现在乘早提出这些问题，不等于是给香港“摸黑”、不等于是着重报导香港的负面现象，而是使当政者更好考虑香港未来的经济走势，对香港市民和对整个中国是有好处的。
笔者：
香港曾经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还是世界上华人生活的社区中新闻自由最发达的地方，在九七以后你刚才预言了可能会碰到很多压制，然后产生萎缩，相反我们看到在另外一边是台湾的发展，随着它政治制度的演变，新闻自由开放最近几年也有很大的长进，你作为这方面的行家来看，台湾的这种发展，是否能取代海外华人新闻自由方面的某些功能?
凌锋：
我觉得台湾新闻自由的发展在某种程度甚至比香港还要自由，那就是在法律上的约束，没有香港那样明显，比如说他们在报上攻击李登辉，攻击得相当利害，这点在香港还不容易看到，但是是否因此说，台湾在新闻自由的地位将来能在全世界华人社区中做得最好，这个问题我倒也并不是太乐观。这并不是说台湾政府会对新闻自由进行压制，而是我觉得台湾本身老百姓并不太关心台湾以外的事务，因此虽然那边有新闻自由，但是资讯还是比较缺乏的，没有香港的地位——中西文化、贯通中国跟世界经济交汇的地方，所以资讯来自四面八方，各种各样，包括中国的、西方国家的、东南亚的、甚至非洲各方面都可以看到，在台湾媒体上就很少可以看到这样全面资讯。所以香港新闻自由的地位萎缩以后，对整个华人社会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笔者：
我想你在大陆生活了二十多年，在香港从事新闻政治评论又这么多年，而且对台湾的新闻也有所了解，现在又到了美国，你感到在海外的中国新闻从业人员或者其他各界人士，能够为中国大陆新闻改革和探索新闻自由做一些什么?
凌锋：
我觉得中国大陆新闻自由主要当然靠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者，我也知道如果不是当局的压制，中国大陆新闻应该会相当开放的，在八九年民运那一阵已经看到苗头了，但是由于“六四”镇压，一直到现在对新闻控制得很紧，甚至于是越来越紧。根据我们在外面讲的，这个似乎是共产党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破了的话，中共的统治就会出现动摇。
对这个问题，我们海外能够做到的，我觉得并不多，但是现在可以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做，一方面是关心中国大陆我们一些同业的命运，支援他们对抗新闻封锁的一切努力，我们一定要声援，对北京镇压这些新闻工作者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提出抗议;第二方面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如象Internet的发展，希望通过这些与中国大陆的同业多多联络，但这方面有一个缺点，因为使用这种电脑在大陆并不普及，主要是一些知识份子，你想一般的老百姓、一般农民也能掌握其中的资讯，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能够把这个资讯打进去，只要知识份子掌握、了解这个资讯以后，对全国老百姓多多少少也会使更多的人知道这些情况，这样就可以打破北京的新闻封锁。
笔者：
我们看到中国由于官方控制舆论工具，民意有的时候往往被操纵、扭曲，象最近在香港回归过程当中，无论是在中国大陆内部，还是在海外的侨胞当中，相当高涨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甚至发展到了一种失去理性的地步。对中共控制意识形态工具和中国实际民意之间的关系，你有什么样的研究或看法?
凌锋：
中国对民意的控制，不要说大陆的民意，就是香港的民意他都敢公然歪曲。因为我是经常看《人民日报》的，反正以前香港社会上有些什么论争的时候，我只要一看到《人民日报》，就知道他说的“香港舆论”如何如何支援北京的任何主张，而他所谓代表香港舆论的，列出来的，第一个是《文汇报》社论怎么讲的，第二个是《大公报》的社论怎么讲的，第三个是《商报》的社论怎么讲的，实际上我们知道，香港所谓的“四报两刊”是党的喉舌，中共出钱办的，因此他们说的所谓“香港舆论”，实际上就是中共的舆论，就等于自己在给自己吹嘘，所以我看到这种报导是非常憎恶的，是公然对香港民意的歪曲。象现在制造香港市民如何欢庆回归，北京他愿意在大陆怎么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北京的事情，将来他会自食恶果，但对香港来讲也是完全歪曲的。
现在香港有些机构最近做了调查，有两个调查的数位表明，真正欢迎回归的、而且对回归是一种希望、有某种期待的这部分人都没有超过三成，只有两成七，而大部分人是麻木不仁，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并不希望香港回归的，希望香港保持原来这个样子，这是今年五月、六月所做的调查，也就是北京从一九八四年签订中英协定准备收回香港以后，已经在香港社会做了十几年的所谓“统战”，而且用经济利益收买一些工商界人士，甚至于把股票炒高，使得香港几十万股民从中得到利益，但就在这个情况之下，仍然有那样多人对回归表现得冷漠，或者不赞成。这个充分表现了香港的民意是什么，跟北京所宣传的并不一样。而且香港大部分人感到麻木冷漠，并不是说反对回归，这种冷漠是出于无奈，可能本来并不赞成回归，但是中国这样强大，香港地方这样的小，你不赞成、表示不同意见，也都无济于事，因此就陷于这种无奈和麻木之中。所以这种麻木本身是偏向于不赞成回归的。
民意差距这样大，跟北京所作的宣传完全不同。但是北京封锁资讯的成功，不让香港的报纸进到内地，所以才使内地老百姓误以为香港人是如何的喜欢北京来统治他们，因此就认为英国人在香港的统治如何不受欢迎。其实根据最近的调查来看，认为英国在香港统治功大于过的，还是占多数，对港督彭定康的评分也比对特区首长董建华的评分要高，如果把香港新华社社长周南拿来一起评分的话，周南的得分就非常可怜。也正因为这样，如果中国不打破新闻封锁，我觉得中国要进步是相当困难，因为(中共)完全歪曲了民意，中国所做的事情也就不能象我想象的符合香港人民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
笔者：
从香港媒体的报导看，你的个人经历非常坎坷也很特别，能否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生平简历、来到海外以后的一个大概设想、安排?
凌锋：
我也算走南闯北了，我是抗战时期一九三八年在重庆出生的，出生两个月以后父母亲为逃避战火就把我带到印尼去了。就是在印尼，我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都在活动，所以我从小学时候就接受共产党的教育，直到高中毕业一九五五年就很自然的就回到中国大陆去学习。
回中国以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那时叫中国革命史专业，到六零年毕业，毕业以后分配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但是我的脾气一向是看到什么就喜欢讲什么，所以我进大学第一年就碰上反右运动受到冲击，那时被列为“中右分子”，在三年所谓“困难时期”，大概我讲话也是很随便的，所以隔了几年毛主席抓阶级斗争的时候，学校里就把我踢走了，不能再在大学里教书了，跑到化工局的一个技工学校，然后整个文革我都在那个学校里劳动了八年，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毛泽东去世以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刻我来到香港。
我们知道，在国内，消息一直是封锁的，我们有时候从《参考消息》可以看到一些，包括韩素英之流啊，还有西方一些所谓“美籍华人”啊，象杨振宁和李振道这些，讲了很多中囯共产党的好话，为他们涂脂抹粉，我当时就看了很讨厌，所以我一出来以后，就立刻在报纸上开始写文章，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向香港人公开、向全世界公开。
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在香港报纸上写了二十一年的稿子，所写文章以政治评论为主，还有一些杂文。香港党的喉舌当然不会找我写，凡是香港的民办报纸除了有一家没有写过以外其他全都写过。当然现在没有机会写了，或者机会越来越少，我到了美国到了海外，能不能继续写下去，我都不太清楚。因为我这次离开香港的时候，也接受好多传媒的访问，当时已经有人很担心，因为我这个访问可能进一步起副作用，就是原来在香港能够保存下来的一些杂志、报纸，到时候就可能怕得罪中共不让我再写下去。
在美国、加拿大虽然也有新闻自由，但是这几年来，中国的驻外使节有做了很多的统战工作，因为这些侨领里面很多都跟中国大陆做生意，他们为了赚钱，所以在政治取向上倾向中共，明明北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们要讲是好的，就为了自己能够赚钱，因此这种政治取向对海外的中文媒体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就说这次香港回归的情况，海外的一些华人民族主义情绪也相当高涨，有些媒体的报导也是相当一面倒的。
这种情况使我想起，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印尼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时候我们虽然是侨居印尼，但是各种政治活动都搞得相当热烈，比如说十一国庆节，我们好多所谓进步学校，都会组织一些相当大型的活动，比如讲“万人操”，甚至会组织游行队伍到街上游行，我觉得这种活动都是很不尊重当地的政府。所以，后来一九六五年“九.三十事变”，印尼右派军人发动政变，一些华侨也被杀了，作为我曾经也是华侨来讲，站在华侨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当时我觉得印尼政府这些做法是不对的，但是你冷静想一想，我们华侨侨居在人家国家里面，为什么要做这一些和他们政府不相干的事情、甚至于和他们政府统治有害的活动呢?!
我们能不能想象到，如果外国人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搞游行示威，庆祝他们国家的国庆，或者搞一些北京不喜欢的活动，有可能吗?特别是一些加入了外国籍的中国人——华裔中国人，你既然已经效忠你已经入籍的国家，你爱的国家就应该是这个国家，而不应该爱你原来的中国，如果你入了其他国家的国籍，所作的事情却还在为原来的国家效劳，讲得难听一点，我觉得是一种“吃里爬外”的行为，将来这些国家出现一些所谓“反华排华”的行为、或者出现一些种族歧视、或者扇动民族情绪，那个时候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你想再挽回恐怕就相当困难了。就比如象现在东南亚，象印尼动不动出现“排华反华”情绪，出现一些骚乱，骚乱本身我们当然是很不赞成、也是反对的，但是有些事情我们中国人也是应该负些责任的。
最近我们也看到，中国收回香港以后，香港两、三百万人拥有的BNO护照，本来印尼和马来西亚是免签证的，最近马来西亚政府和印尼政府已经宣布，取消免签证待遇。实际上就表明，这些国家对中国收回香港以后，他们开始防范，就怕中国利用香港、利用香港人，在他们这些国家搞一些不利于他们国家的活动。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在海外制造有关中国的民族狂热的时候，应该要很好考虑这一点，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否则，将来倒楣的是在这一些国家的中国人。
笔者：
讲到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情，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一个现象，马来西亚的富商和印度尼西亚的富商，现在很积极的帮助中共在收购一些香港的主要媒体，然后最近美国正在调查的政治献金案中，也发现有海外亲华富商的影子，面对这种他们赚了钱以后反过来购买媒体、迫使媒体转变立场的现象，你如何评价?
凌锋：
这个现象并不正常。象印尼的富商、马来西亚的富商向中共靠拢，这个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谅解的，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面他们自己缺乏安全感，可能和现在的统治者合作一块、大家有利益共同赚钱，但是万一那里的政局出现变化，他们的利益可能受损，这样他们和中*国关系友好的话，一种他们可以把资金转移到中国，包括香港，另一方面他们因为跟中国关系比较好，可能会促使那些地方所谓的“反华排华”势力在对付他们的时候有些顾忌，所以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们如果这样子作为报答北京——帮北京收购一些香港的媒体，甚至于帮北京在美国的政治献金案里面来收买美国的政客，我觉得也会走向反面的。香港人觉得你们在帮中共来扼杀我们的言论自由，而对美国人来讲，你们到美国来，我们也欢迎你们来，美国是世界上对移民最开放的国家，但是你们来到美国以后不是促使美国的种族和解、不是发扬这个美国精神、不是去发扬美国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价值观念，而是以北京的那一套来影响美国，要使美国这一个民主国家倒退到接近象中国这样一个独裁专制国家的观念，叫美国人会怎么想呢?虽然，做这种事情是极少数的华人所为，但是如果美国人里面不是有一种层次很高的、可以全面看问题的，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讲他们会对中国人感到憎恶，整个中国、整个华人象形受损。
比如澳洲，最近有议员宣传“白澳理论”，反对亚洲移民，有些矛头就是指向中国人，我觉得这是一小部分中国人自己做得很不检点，就比如说，当年争取二０００年奥运会，北京和悉尼争得很厉害，作为入了澳洲籍的华人应该是支援悉尼来主办主办奥运会，但是在北京统战之下，有些澳洲华人去支援北京主办奥运会而不支援悉尼来主办，你想奥洲人对当地的华人会怎么看法?就认为你们虽然入了澳洲国籍，但你们爱的国家是中国而不是澳洲，澳洲人怎么能够认同中国人?不能认同的话，就要有些政客出来，进行一些排斥亚裔的宣传，就很容易得到相当一部分澳洲人的支援。我很担心将来美国、加拿大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样会使当地的华人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香港有一份杂志说：凌锋上半生在共产中国受尽压力，下半生在资本主义的香港则受到经济压力，但愿他晚年可以在海外可以好好活下去，继续为他为完成的中国梦奋斗。其实，凌锋的大半生，代表着中国知识份子追寻自由的轨迹，而下半生的飘泊，也代表了现代中国人的宿命。 （原载1997年《动向》杂志/《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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