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10月8日訊】凌鋒的名字是早就如雷貫耳的﹐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真正見到他﹐為了躲避九七中共對香港的統治﹐當時他正和太太來到北美攷察﹐那次我還在洛杉磯和他們夫婦一同拜會了老報人﹑前香港《文彙報》總編輯金堯如。真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自凌鋒移民美國以來﹐我們的見面聯繫多起來了﹐拜英特網之賜﹐我看到他的文章比過去多了很多﹐相信移民美國以後開始用電腦寫作﹐事實上也大大拓展了他施展身手的舞台。
讀凌鋒的作品﹐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他對中共專制疾惡如仇﹐無論時空千變萬化﹐他都是立場最堅定﹑旗幟最鮮明﹑以犀利筆鋒為武器的斗士﹐他那種“橫媚冷對千夫指”的氣概﹐象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軟弱（犬儒病）已經病入膏肓－－凌鋒的文章反映了他“立言”﹑“立德”﹐為天下“繼絕學”的情懷﹐也是給中國知識分子的反省和重新定位﹐作出了身體力行的榜樣。正如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在為此書所寫的序言中所指出的﹐“他（凌鋒）的評論因為有親歷經驗作根據﹐無不入木三分﹔他的回憶﹐由於是痛定思痛的結晶﹐篇篇都有血有淚。我從歷史研究者的角度讀這些文字﹐第一個感想是﹕這正是最有價值的第一手史料。”
“觸覺敏銳﹑反應快捷”的凌鋒﹐事實上也是一個文章快手﹐他在港臺的報章雜誌上有不少專欄﹐在香港生活期間﹐甚至一天要為好幾個報紙寫專欄﹐與一般的名家不同﹐凌鋒對於各個媒體的約稿﹐不端任何架子﹐非常珍惜每一個表達的機會﹐尤其是在九七之後﹐他更是不遺余力地向各個媒體主動投稿﹐因此你幾乎可以在各種非中共控制的媒體上讀到他的作品。有時﹐他甚至一天都可以寫幾篇評論﹐這就是在寫作為生的同行中也是鳳毛麟角。前年﹐陪凌鋒夫婦和于浩成先生從紐約驅車去普林斯頓﹐拜訪著名理論家蘇紹智﹑李洪林先生﹐當時蘇紹智先生曾問凌鋒﹐你是怎麼寫這麼多（文章）的﹖凌鋒一九七六年從上海移居香港﹐一直到九七年再移居紐約以後﹐馬不停蹄奮筆疾書﹐寫作成了他的主要生活方式﹐累積下來的作品少說也有一千萬字。因此﹐凌鋒也是一個高產作家。
與為生活奔波﹑“為五斗米折腰”的寫手們完全不同﹐凌鋒的寫作基本上是把經濟效益放在第二位的﹐比如他免費為《大參考》﹑《大紀元時報》﹑《新聞自由導報》﹑《新世紀》等多個媒體供稿。自一九七六年以來﹐寫作政治評論﹐已經成為凌鋒的主要生活方式﹐但他決不作無病呻吟狀﹐也決不為寫作而寫作﹐他是真正的“有感而發”－－不吐不快﹐並且有十分明確的目標。讀者看到的這本凌鋒自費出版《中共風雨八十年》的新著（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全球經銷）﹐就是為了在中共建黨八十週年的時候﹐對八十年來中共禍國殃民的史實做一個清算。可見﹐對中共專制無情地揭露和批評﹐就是凌鋒的生命。
附：
香港新聞自由的變遷和展望
——著名政論家凌鋒先生訪談錄
張偉國
香港著名政論家凌鋒先生，原名林保華，一九三八年生於重慶，出生二個月後就爆發了抗戰，爲躲避戰亂父母攜帶他舉家移民到印度尼西亞成爲那裏的華僑。從小受到共產黨在印尼地下党影響的凌鋒，在十七歲高中畢業時懷著報效偉大祖國的抱負返回中國，五六年在北京考入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革命史(黨史)專業。反右運動尚未結束，凌鋒因爲提意見就被視爲思想“右傾”，後來定爲“中右分子”，五七年下放到北京郊區勞動改造。大學畢業後分配到華東師範大學教學，文革期間一直在上海化工局一所技校勞動。
直到七六年文革結束前夕，凌鋒通過在印尼的父親的幫助，移居香港。他感到自己以前熱愛共產黨，但發覺被欺騙以後，就決定用自己的筆將中國內地的真相公諸于世，從此開始了在香港二十一年新聞、政治評論員的生涯。
一九八八年他隨諾貝爾經濟學獲者佛裏德曼、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一起訪問中國，並會見了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但在“六四”事件以後，凌鋒又兩次被中共當局沒收了回鄉證，已經被中共勢力全面滲透的香港使他爲自己的人生安全感到擔憂，有時上地鐵站候車他都十分當心，生怕有人從背後推他。在香港被中共接管前夕的今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和夫人楊月清一起又慘然離開了香港，來到了美國。
“六四”後，因爲“《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我和一些同事也遭受牢獄之災，或成爲“清查”物件，就在那個最困難的時刻，素不相識的凌鋒通過他的朋友給我和《世界經濟導報》其他同事送來了支援，使我和同事們深受鼓勵。去年他訪問洛杉磯的時候，我特地開車前去向他致謝，那時在前香港《文匯報》總編金堯如先生家我們才第一次見面。
前些天，他和太太在去紐約路過舊金山時，我算是略盡“地主”之宜，陪同會見了柏克萊加州大學新聞學院的教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並訪問了新近來到舊金山灣區定居的羅孚先生的新居，期間筆者也與凌鋒先生在他下塌的柏克萊夏塔克旅館作了一次訪談，凌鋒先生對香港新聞的變遷和展望，發表了他建立在自己獨特經歷上的意見，以下是根據錄音整理的訪談內容。
筆者：
在七月一日香港主權移交之前，與中共承諾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際社會出現了普遍的懷疑和憂慮，香港社會內部也有類似的反映，繼香港著名政論家胡菊人移民加拿大、羅孚移居美國之後，現在你和夫人也選擇在回歸前夕最後時刻離開了香港，當你踏足在美國土地上以後有些什麽感想?
凌鋒：
到美國來也是經過比較長時間考慮的，之所以做最後這個決定，我基於三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方面，我是擔心秋後算帳的，因爲，在這幾年來中共黨的喉舌在香港的《文匯報》，對我進行多次的批判，有一次甚至長達一個月，他們給我扣上各種不同的帽子，比如說“反華、反共”啊，什麽“親英反中亂港分子”啊，而且語氣之激烈，是在文革以後所看不到的。因此，我擔心如果九七不走，將來香港如果出現什麽事，他們就很可能認爲象我這類人進行扇動的，特別是他們兩次沒收了我的回鄉證，不讓我進大陸，就是很明顯的把我列入“階級敵人”的範疇，因此我爲了自身的安全起見，我想還是暫時離開香港爲妙。
第二點，我現在在大學裏有一份工作，另外也寫好多稿子，但是根據北京對待一些不同意見人士的手段來講，我擔心九七以後香港沒有老闆敢請我去打工，而且我以前在很多份報章上寫文章，但這幾年被封殺到僅僅剩下兩三家，以前每天都有文章好寫的小專欄，現在是一個都沒有了，因此我覺得我的生存權已經受到威脅，空間越來越縮小，可能就很難在香港生活下去了。
第三點，我們都知道北京借港督彭定康的政治改革爲名，搞一個另起爐竈，所謂“港人治港”都是北京重用的一些拍馬屁分子，即所謂的“突然愛國分子”，他們以前給英國人效勞，突然之間現在全部都成爲“愛國分子”，他們爲了把自己以前的黑底洗掉，表現比任何人都左，而且面目可憎，叫我在這些人統治之下過日子，對我來講，我覺得是很難接受的，因此我選擇在他們可以統治我以前，離開香港。
筆者：
憑你對香港新聞自由的瞭解和體驗，在北京當局接管香港以後，你認爲香港新聞自由方面會出現哪些問題，其前景你如何評估?
凌鋒:
其實，七月一日還沒有到之前，香港新聞自由已經受到很大威脅了，新聞自由的空間已經縮小很多，就象我剛才講的個人經歷來講，我以前每天有三、四個專欄可以寫的，如今一個都沒有，現在只剩下一個禮拜一篇了，大概也就是兩份報紙可以寫。之所以這樣有兩個因素，一方面是傳媒本身的一種自律，因爲知道中國的人瞭解，北京對輿論的控制是非常厲害的，因此爲了避免觸怒北京，所以這裏的民間媒體就自我約束，把一些他們認爲北京不喜歡的人寫的稿子抽掉。
第二點，北京特別是香港新華社也通過各種手段傳達一些資訊，像是“不希望看到那一類、那一類文章”，不希望看到那一種人來寫這些，他只要稍微作一點暗示，媒體的老闆或者裏面的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就會領會他們的精神對這些文章這些人採取行動，這個問題已經是很明白不過了，香港記者協會也提出了這方面的問題。
筆者：
中國大陸前些年探索新聞改革的時候，新聞從業人員一直有一個理想，希望中國大陸能夠有自己的民辦報紙，把民辦報紙作爲新聞自由的一個重要象徵和指標，香港應該講是一個以民辦報紙爲主的新聞市場了，在九七到來的時候卻出現了你剛才提到的新聞自律，包括在報導這次回歸過程中一邊倒的輿論，等等，你對這個現象怎麽解釋?
凌鋒：
我想這個問題我們覺得非常的無奈，中國的媒體是在向民辦、開放的方向發展，而香港則向封閉、自我約束，向所謂“一言堂”方面倒退，大概兩個結合、相互接近才叫“平穩過渡”吧!所以，表面上講是一國兩制，可以有兩個不同的制度，中國有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有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其實不然，這兩個制度相差太遠的話，肯定引起矛盾衝突，所以中國在進步，香港在倒退，這樣子我才覺得符合“平穩過渡”的精神。(笑)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無奈的事情，對基本法規定的“言論自由”這些空洞口號，就我感覺來講，就象中國憲法裏面所規定的“言論自由”一樣，實際上是很空洞的。當然，香港平常已經習慣于言論自由，也不可能一下子收得太緊，但是慢慢的會萎縮下來，一方面是自律，一方面是中共一些機構的壓力。
我忘了提到一點，雖然香港新聞媒體有民辦、自由競爭的形式，但是香港新華社從來是將香港的媒體加以排隊，基本上分作四類，然後規定中資企業在這四類媒體中，哪一類是一定要給廣告支援的，哪一類是絕對不可以的，哪一類多一點哪一類少一點都分得很清楚。而到了七月一日以後，我很擔心他這種規定，要延伸到一般的民間企業、一些公司，因爲中國完全可以這樣子說，如果你們這些企業再給他們“反動報紙”刊登廣告，可能會阻礙這些公司和中國的貿易，在威逼之下這些公司可能取消給中國不喜歡報紙媒體的廣告，迫使這些媒體“關門大吉”。
筆者：
據你對新聞同業人員的瞭解和對中共壓力的親身感受，憑你的經驗和自己的想象，未來香港的新聞界有什麽樣的辦法，可以維持住或者能夠有進一步新聞自由的發展?
凌鋒：
我想香港新聞界應該學習國內的“老大哥”，就是要學會“打擦邊球”，特別是七月一日剛過，如果自己趕快就收縮了以後，以後再想打出去就難了，因此我們現在應該儘量的不要來自我約束、不要自律，而且應該不斷的用“打擦邊球”的方式，把言論自由的空間再進一步擴大，除非北京或者特區政府有反應，在沒有反應的情況下，應該儘量抗爭、爭取大一點的空間。這樣言論自由才能夠比較得到保障、空間不會縮小的太快。
筆者：
我們看到，這次香港主權轉移的過程當中，全世界八千多個新聞記者雲集香港，成爲新聞的焦點，你感覺到國際輿論以這種狀況關注香港，對香港本身的社會發展、新聞自由會有什麽樣的影響?或者換一個角度講，你認爲外界特別是國際媒體在報導香港問題上面，是不是客觀、是不是有什麽誤區，能否憑你的經驗給他們一些忠告?
凌鋒：
國際媒體這次有八千記者關心香港，我覺得是對香港新聞界一個很大的聲援，也是對香港民主派的很大聲援，因爲由於媒體的關注，所以使得中共本來想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說對遊行示威的壓制，因爲有媒體的關注，可能就稍微收斂一點，舉例來講，七月一日以後支聯會能否舉辦一些活動，北京領導人一向是回避的態度，說是特區政府的事，特區政府一些官員的講話也是含糊不清，根本就很難掌握到它的分寸在哪里。到七月一日那天，支聯會舉行了“愛國愛港愛民大遊行”，提出要求發揚民主“結束一黨專政”，在八千新聞記者的嚴密注視下，特區政府不敢公然進行鎮壓，只是通過警方說支聯會的遊行超過原先申報的人數，但是還不敢採取什麽行動。因爲既然這個遊行已經開始了，而且警方沒有鎮壓，就是表明：這樣要求北京結束一黨專政的遊行是合法的，已經開了一個先例，將來他要再借這個理由認爲這個活動是一個顛覆、或者分裂國家的行爲和進行鎮壓的話，他就沒有道理了，你要鎮壓，你第一次就要鎮壓了，不應該是以後才鎮壓。
所以，我覺得大家這樣關注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以後在缺少世界傳媒關注之下，很可能也會收緊尺度，對一些民主派的活動進行阻撓，這些我相信是可能的。
至於世界媒體對香港最近一些的發展報導，按照北京和香港一些親共人士的話來講，是一種“誤導”，都報導香港的負面因素，這個我不是太同意的。當然，國際上的報導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確，他們到底是從外地來的，有些媒體根本對香港就不瞭解，但是我覺得，世界媒體報導“香港在政治上是倒退”：香港民主倒退、言論自由倒退，這種報導我覺得是完全正確的，至於在經濟繁榮上面，世界媒體的報導不是太多，所以因此使人感覺到七月一日過渡以後，好象香港的問題很多，也就是說政治上的問題是比較多的，經濟上的問題相對來說可能比較少一點。
但是，我們都知道媒體的責任，本身就是要揭發社會的陰暗面，使得這種陰暗面不能發展下去?因此，我覺得他們這種報導也是一種好事情，是一種對社會的監察。何況現在即使包括國際好多投資者認爲香港的前景因素如何如何樂觀、香港的股市炒得這麽高，這個問題我認爲既要看到它樂觀的一面、看到好的一面，也要注意某些問題，炒得太過分而形成泡沫經濟的話，比如樓價炒得太高、股市炒得太高，遲早有破滅的一天，那就象日本一樣經濟陷入好多年低迷的情景。因此，少報導這種樂觀氣氛，我覺得並沒有什麽不好，將來如果出問題，反倒對香港是打擊。
在經濟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官商勾結的情況，將來會相當嚴重的。官商勾結使香港失去一種公平競爭的機會，這對香港經濟未來的健康發展也是不利的，因此，現在乘早提出這些問題，不等於是給香港“摸黑”、不等於是著重報導香港的負面現象，而是使當政者更好考慮香港未來的經濟走勢，對香港市民和對整個中國是有好處的。
筆者：
香港曾經實際上到現在爲止還是世界上華人生活的社區中新聞自由最發達的地方，在九七以後你剛才預言了可能會碰到很多壓制，然後産生萎縮，相反我們看到在另外一邊是臺灣的發展，隨著它政治制度的演變，新聞自由開放最近幾年也有很大的長進，你作爲這方面的行家來看，臺灣的這種發展，是否能取代海外華人新聞自由方面的某些功能?
凌鋒：
我覺得臺灣新聞自由的發展在某種程度甚至比香港還要自由，那就是在法律上的約束，沒有香港那樣明顯，比如說他們在報上攻擊李登輝，攻擊得相當利害，這點在香港還不容易看到，但是是否因此說，臺灣在新聞自由的地位將來能在全世界華人社區中做得最好，這個問題我倒也並不是太樂觀。這並不是說臺灣政府會對新聞自由進行壓制，而是我覺得臺灣本身老百姓並不太關心臺灣以外的事務，因此雖然那邊有新聞自由，但是資訊還是比較缺乏的，沒有香港的地位——中西文化、貫通中國跟世界經濟交彙的地方，所以資訊來自四面八方，各種各樣，包括中國的、西方國家的、東南亞的、甚至非洲各方面都可以看到，在臺灣媒體上就很少可以看到這樣全面資訊。所以香港新聞自由的地位萎縮以後，對整個華人社會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筆者：
我想你在大陸生活了二十多年，在香港從事新聞政治評論又這麽多年，而且對臺灣的新聞也有所瞭解，現在又到了美國，你感到在海外的中國新聞從業人員或者其他各界人士，能夠爲中國大陸新聞改革和探索新聞自由做一些什麽?
凌鋒：
我覺得中國大陸新聞自由主要當然靠中國大陸的新聞工作者，我也知道如果不是當局的壓制，中國大陸新聞應該會相當開放的，在八九年民運那一陣已經看到苗頭了，但是由於“六四”鎮壓，一直到現在對新聞控制得很緊，甚至於是越來越緊。根據我們在外面講的，這個似乎是共產黨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這道防線破了的話，中共的統治就會出現動搖。
對這個問題，我們海外能夠做到的，我覺得並不多，但是現在可以主要從兩個方面來做，一方面是關心中國大陸我們一些同業的命運，支援他們對抗新聞封鎖的一切努力，我們一定要聲援，對北京鎮壓這些新聞工作者的事情，我們一定要提出抗議;第二方面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如象Internet的發展，希望通過這些與中國大陸的同業多多聯絡，但這方面有一個缺點，因爲使用這種電腦在大陸並不普及，主要是一些知識份子，你想一般的老百姓、一般農民也能掌握其中的資訊，還是比較困難的。但是能夠把這個資訊打進去，只要知識份子掌握、瞭解這個資訊以後，對全國老百姓多多少少也會使更多的人知道這些情況，這樣就可以打破北京的新聞封鎖。
筆者：
我們看到中國由於官方控制輿論工具，民意有的時候往往被操縱、扭曲，象最近在香港回歸過程當中，無論是在中國大陸內部，還是在海外的僑胞當中，相當高漲的所謂“愛國主義”情緒，甚至發展到了一種失去理性的地步。對中共控制意識形態工具和中國實際民意之間的關係，你有什麽樣的研究或看法?
凌鋒：
中國對民意的控制，不要說大陸的民意，就是香港的民意他都敢公然歪曲。因爲我是經常看《人民日報》的，反正以前香港社會上有些什麽論爭的時候，我只要一看到《人民日報》，就知道他說的“香港輿論”如何如何支援北京的任何主張，而他所謂代表香港輿論的，列出來的，第一個是《文匯報》社論怎麽講的，第二個是《大公報》的社論怎麽講的，第三個是《商報》的社論怎麽講的，實際上我們知道，香港所謂的“四報兩刊”是黨的喉舌，中共出錢辦的，因此他們說的所謂“香港輿論”，實際上就是中共的輿論，就等於自己在給自己吹噓，所以我看到這種報導是非常憎惡的，是公然對香港民意的歪曲。象現在製造香港市民如何歡慶回歸，北京他願意在大陸怎麽鼓吹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這是北京的事情，將來他會自食惡果，但對香港來講也是完全歪曲的。
現在香港有些機構最近做了調查，有兩個調查的數位表明，真正歡迎回歸的、而且對回歸是一種希望、有某種期待的這部分人都沒有超過三成，只有兩成七，而大部分人是麻木不仁，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並不希望香港回歸的，希望香港保持原來這個樣子，這是今年五月、六月所做的調查，也就是北京從一九八四年簽訂中英協定準備收回香港以後，已經在香港社會做了十幾年的所謂“統戰”，而且用經濟利益收買一些工商界人士，甚至於把股票炒高，使得香港幾十萬股民從中得到利益，但就在這個情況之下，仍然有那樣多人對回歸表現得冷漠，或者不贊成。這個充分表現了香港的民意是什麽，跟北京所宣傳的並不一樣。而且香港大部分人感到麻木冷漠，並不是說反對回歸，這種冷漠是出於無奈，可能本來並不贊成回歸，但是中國這樣強大，香港地方這樣的小，你不贊成、表示不同意見，也都無濟於事，因此就陷於這種無奈和麻木之中。所以這種麻木本身是偏向於不贊成回歸的。
民意差距這樣大，跟北京所作的宣傳完全不同。但是北京封鎖資訊的成功，不讓香港的報紙進到內地，所以才使內地老百姓誤以爲香港人是如何的喜歡北京來統治他們，因此就認爲英國人在香港的統治如何不受歡迎。其實根據最近的調查來看，認爲英國在香港統治功大於過的，還是占多數，對港督彭定康的評分也比對特區首長董建華的評分要高，如果把香港新華社社長周南拿來一起評分的話，周南的得分就非常可憐。也正因爲這樣，如果中國不打破新聞封鎖，我覺得中國要進步是相當困難，因爲(中共)完全歪曲了民意，中國所做的事情也就不能象我想象的符合香港人民利益和中國人民的利益。
筆者：
從香港媒體的報導看，你的個人經歷非常坎坷也很特別，能否介紹一下你自己的生平簡歷、來到海外以後的一個大概設想、安排?
凌鋒：
我也算走南闖北了，我是抗戰時期一九三八年在重慶出生的，出生兩個月以後父母親爲逃避戰火就把我帶到印尼去了。就是在印尼，我們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都在活動，所以我從小學時候就接受共產黨的教育，直到高中畢業一九五五年就很自然的就回到中國大陸去學習。
回中國以後，考上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那時叫中國革命史專業，到六零年畢業，畢業以後分配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工作，但是我的脾氣一向是看到什麽就喜歡講什麽，所以我進大學第一年就碰上反右運動受到衝擊，那時被列爲“中右分子”，在三年所謂“困難時期”，大概我講話也是很隨便的，所以隔了幾年毛主席抓階級鬥爭的時候，學校裏就把我踢走了，不能再在大學裏教書了，跑到化工局的一個技工學校，然後整個文革我都在那個學校裏勞動了八年，到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以後，毛澤東去世以前，那個最黑暗的時刻我來到香港。
我們知道，在國內，消息一直是封鎖的，我們有時候從《參考消息》可以看到一些，包括韓素英之流啊，還有西方一些所謂“美籍華人”啊，象楊振寧和李振道這些，講了很多中囯共產黨的好話，爲他們塗脂抹粉，我當時就看了很討厭，所以我一出來以後，就立刻在報紙上開始寫文章，把中國的真實情況向香港人公開、向全世界公開。
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我在香港報紙上寫了二十一年的稿子，所寫文章以政治評論爲主，還有一些雜文。香港黨的喉舌當然不會找我寫，凡是香港的民辦報紙除了有一家沒有寫過以外其他全都寫過。當然現在沒有機會寫了，或者機會越來越少，我到了美國到了海外，能不能繼續寫下去，我都不太清楚。因爲我這次離開香港的時候，也接受好多傳媒的訪問，當時已經有人很擔心，因爲我這個訪問可能進一步起副作用，就是原來在香港能夠保存下來的一些雜誌、報紙，到時候就可能怕得罪中共不讓我再寫下去。
在美國、加拿大雖然也有新聞自由，但是這幾年來，中國的駐外使節有做了很多的統戰工作，因爲這些僑領裏面很多都跟中國大陸做生意，他們爲了賺錢，所以在政治取向上傾向中共，明明北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們要講是好的，就爲了自己能夠賺錢，因此這種政治取向對海外的中文媒體也多多少少會有一些影響。就說這次香港回歸的情況，海外的一些華人民族主義情緒也相當高漲，有些媒體的報導也是相當一面倒的。
這種情況使我想起，我在讀中學的時候印尼的情況也是如此，這時候我們雖然是僑居印尼，但是各種政治活動都搞得相當熱烈，比如說十一國慶節，我們好多所謂進步學校，都會組織一些相當大型的活動，比如講“萬人操”，甚至會組織遊行隊伍到街上遊行，我覺得這種活動都是很不尊重當地的政府。所以，後來一九六五年“九.三十事變”，印尼右派軍人發動政變，一些華僑也被殺了，作爲我曾經也是華僑來講，站在華僑的立場上來看問題，當時我覺得印尼政府這些做法是不對的，但是你冷靜想一想，我們華僑僑居在人家國家裏面，爲什麽要做這一些和他們政府不相干的事情、甚至於和他們政府統治有害的活動呢?!
我們能不能想象到，如果外國人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搞遊行示威，慶祝他們國家的國慶，或者搞一些北京不喜歡的活動，有可能嗎?特別是一些加入了外國籍的中國人——華裔中國人，你既然已經效忠你已經入籍的國家，你愛的國家就應該是這個國家，而不應該愛你原來的中國，如果你入了其他國家的國籍，所作的事情卻還在爲原來的國家效勞，講得難聽一點，我覺得是一種“吃裏爬外”的行爲，將來這些國家出現一些所謂“反華排華”的行爲、或者出現一些種族歧視、或者扇動民族情緒，那個時候我們在海外的中國人你想再挽回恐怕就相當困難了。就比如象現在東南亞，象印尼動不動出現“排華反華”情緒，出現一些騷亂，騷亂本身我們當然是很不贊成、也是反對的，但是有些事情我們中國人也是應該負些責任的。
最近我們也看到，中國收回香港以後，香港兩、三百萬人擁有的BNO護照，本來印尼和馬來西亞是免簽證的，最近馬來西亞政府和印尼政府已經宣佈，取消免簽證待遇。實際上就表明，這些國家對中國收回香港以後，他們開始防範，就怕中國利用香港、利用香港人，在他們這些國家搞一些不利於他們國家的活動。所以，我覺得中國政府在海外製造有關中國的民族狂熱的時候，應該要很好考慮這一點，不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否則，將來倒楣的是在這一些國家的中國人。
筆者：
講到你剛才提到的這個事情，我還想問一個問題，我們看到一個現象，馬來西亞的富商和印度尼西亞的富商，現在很積極的幫助中共在收購一些香港的主要媒體，然後最近美國正在調查的政治獻金案中，也發現有海外親華富商的影子，面對這種他們賺了錢以後反過來購買媒體、迫使媒體轉變立場的現象，你如何評價?
凌鋒：
這個現象並不正常。象印尼的富商、馬來西亞的富商向中共靠攏，這個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諒解的，因爲在這些國家裏面他們自己缺乏安全感，可能和現在的統治者合作一塊、大家有利益共同賺錢，但是萬一那裏的政局出現變化，他們的利益可能受損，這樣他們和中*國關係友好的話，一種他們可以把資金轉移到中國，包括香港，另一方面他們因爲跟中國關係比較好，可能會促使那些地方所謂的“反華排華”勢力在對付他們的時候有些顧忌，所以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們如果這樣子作爲報答北京——幫北京收購一些香港的媒體，甚至於幫北京在美國的政治獻金案裏面來收買美國的政客，我覺得也會走向反面的。香港人覺得你們在幫中共來扼殺我們的言論自由，而對美國人來講，你們到美國來，我們也歡迎你們來，美國是世界上對移民最開放的國家，但是你們來到美國以後不是促使美國的種族和解、不是發揚這個美國精神、不是去發揚美國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價值觀念，而是以北京的那一套來影響美國，要使美國這一個民主國家倒退到接近象中國這樣一個獨裁專制國家的觀念，叫美國人會怎麽想呢?雖然，做這種事情是極少數的華人所爲，但是如果美國人裏面不是有一種層次很高的、可以全面看問題的，對大部分美國人來講他們會對中國人感到憎惡，整個中國、整個華人象形受損。
比如澳洲，最近有議員宣傳“白澳理論”，反對亞洲移民，有些矛頭就是指向中國人，我覺得這是一小部分中國人自己做得很不檢點，就比如說，當年爭取二０００年奧運會，北京和悉尼爭得很厲害，作爲入了澳洲籍的華人應該是支援悉尼來主辦主辦奧運會，但是在北京統戰之下，有些澳洲華人去支援北京主辦奧運會而不支援悉尼來主辦，你想奧洲人對當地的華人會怎麽看法?就認爲你們雖然入了澳洲國籍，但你們愛的國家是中國而不是澳洲，澳洲人怎麽能夠認同中國人?不能認同的話，就要有些政客出來，進行一些排斥亞裔的宣傳，就很容易得到相當一部分澳洲人的支援。我很擔心將來美國、加拿大也會出現這種情況，這樣會使當地的華人處於很不利的地位。
香港有一份雜誌說：凌鋒上半生在共産中國受盡壓力，下半生在資本主義的香港則受到經濟壓力，但願他晚年可以在海外可以好好活下去，繼續爲他爲完成的中國夢奮鬥。其實，凌鋒的大半生，代表著中國知識份子追尋自由的軌迹，而下半生的飄泊，也代表了現代中國人的宿命。 （原載1997年《動向》雜誌/《民主中國》）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