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0月05日讯】作为中共喉舌的《人民日报》，自其1946年创刊以来，一直散发着各种各样的谎言，欺骗着广大的中国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曾任《人民日报》社长的胡绩伟对《人民日报》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评价：“除了报头上的出版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2014年3月号《动向》杂志刊登的程凯撰写的“我的《人民日报》情结”一文也透露，“《人民日报》还有‘红头文件’起不到的功能，就是对民众撒谎欺骗。”“悟性高的中国人读《人民日报》都反着读：如果报上说大好，那就一定是很糟；如果说光明，那就一定是暗淡。”对此读报秘诀，大家切记，可对应当下所有的官媒。
不过，很多人不知晓的是，在1957年反右前，曾有记者公开曝光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那就是身为中共党魁的毛泽东也不爱看《人民日报》，这足以说明《人民日报》是如何臭不可闻了，连自己的党魁、党媒记者都很嫌弃。
曾与彭德怀、邓小平等高层有交往的前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曾在人民大学工作的李新，在其回忆录《流逝的岁月》中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先说说当时的背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斯大林去世后，继任的赫鲁晓夫于1956年初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内称斯大林是暴君、独裁者，进而掀起了揭发、批判斯大林的运动。苏联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东欧国家的变化，其中以匈牙利知识分子为主导的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最为激烈。苏联为此出兵镇压，而中共则支持镇压。镇压导致2万多匈牙利人死亡。
与此同时，毛和中共对政治、文化的高压和快速实行经济国有化、农业集体化造成的问题，引发了人民的不满，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不满。毛不想放弃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因此担心中国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 ,是以决心消灭不满情绪，特别是来自知识分子的不满。
毛于是通过采取“引蛇出洞”，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方式，将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引爆，并随后于1957年6月发起了“反右”运动.
可叹的是，那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和民众都很天真，都真诚地相信毛和中共是真心想听听人民的意见。当年在人民大学工作的李新也是其中一个。当时他被借调到高教部编教材，但听说人大想借机将他打成右派，他便想写信就一些事情辩驳，好在发信前，他去找了人大首任校长、时任中国史学会副主席的吴玉章。在吴的一句话点拨下，他没有将信发出，从而避免了被打成“右派”的厄运。
此后，李新在吴玉章的建议下，还积极参加了人大的“反右”斗争，并被分配到新闻系和档案系指导运动。对于档案系运动的情况，李新在回忆录中表示已记不清楚了，但新闻系一次会议的情景却记忆犹新，而且始终感到内疚。
李新记述说，那天是由新闻系召开北京新闻界的座谈会。系主任安岗要他主持会议，于是他请大家对中共的新闻工作发表意见。因为到会的新闻系统的人员都不知道中共“引蛇出洞”的策略，他们的发言非常激烈，对中共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
在会场热烈情绪的鼓舞下，安岗也忍不住起而发言了。他说：“毛XX就不断说，他最不爱看《人民日报》，死板板地……”。李新连忙暗地里扯了他两次衣服，希望他及时停止发言，但他的兴头很大，一直讲个不停。不得已，李新只好宣布休会一刻钟，随后再继续开会。在休会时，他把安岗拉到一旁，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
1918年出生的安岗年轻时就受中共蛊惑和欺骗，加入了中共，曾任晋东南战地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部长，《胜利报》、《晋冀豫日报》总编辑，《新华日报》太行版副总编辑，新华通讯社晋冀鲁豫前线总分社社长兼新华总社特派记者，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按照中共的说法，也是“老革命”了，是中共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中共建政后，安岗先是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记者，1955年4月起任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教授。1959年再度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社务委员。由这样一个对中共办报内容、风格了如指掌，且在《人民日报》待过的人，说出毛不爱看《人民日报》，可信度是很高的。
不过，在毛的“引蛇出洞”中，因为李新的“帮助”，以及其自身是系主任，所以上报的记录对安岗的发言内容记录得很少，他也因此躲过了被打成“右派”的命运。但在文革中，安岗还是被打倒。直到1976年后才恢复职务，继续从事欺骗民众的办报事业。他1995年退休，2013年以95岁高龄去世。
彼时的安岗是幸运的，但另外一个记者却没那么幸运了。李新的回忆录记述说，等到续会时，他故意问安岗是否继续发言，接到李新暗示的安岗便说自己的意见已经讲完了，李新于是请其他人发言，尤其是来自校外人员发言。曾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当记者、1954年起编《旅行家》杂志的彭子冈遂站起来发言。
被称为民国新闻界四大名旦之一的彭子冈，1914年出生在江苏吴县，1934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英语专业。1936年春到上海，任《妇女生活》月刊助理编辑并采写专稿。抗战爆发后，她撤退到武汉，进入《大公报》任外勤记者。1938年加入中共。后随《大公报》撤退到重庆。曾发表新闻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这篇文章一时人人争读，成为《大公报》的名作。
在这篇文章中，她将毛描写成了一个“土包子”。文章写道：“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时，我看到他的鞋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陌生”，“他”是毛泽东。“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据彭子冈的儿子徐城北回忆，“母亲活得很真实，反而让人不设防，由着她写。”除了《大公报》记者的地位影响外，她在国统区之所以“吃得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性格。她常对儿子说：“写文章要忠于自己的感受，而不是简单地服从于政治立场。”
基于这样的性格，在人大新闻系的会议上，彭子冈才有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据李新记载，她首先批评《人民日报》，说它拥有那么多的人，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却完全脱离群众。她问道：“现在，谁还喜欢《人民日报》呢？连毛XX也不爱看了。”说到这里，会场上为她鼓起了掌声。她随即又说：“《大公报》人手不多，经费又少，但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有许多文章，很快就流传全国……。”她越说越有劲，还是她的丈夫徐盈劝阻了她，她才结束了发言。
因为这次发言，彭子冈后来被打成了“右派”，而她的另一条罪状就是她将毛写成了“土包子”，是“恶毒诬蔑领袖”的罪状。不服气的彭子冈辩解说，自己是在有意表现毛是“多么谦虚、平易近人”，但毛和其身边的佞臣懂吗？
彭子冈被打成“右派”后，与同为“右派”的丈夫分别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后来摘掉“右派”帽子后，她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当年并肩采访的《新民报》女记者浦熙修，隔桌相对，成了“向后看”的旧闻整理者。
文革期间，彭子冈夫妇再次受到冲击。据其儿子回忆，1971年，下放回街道的彭子冈真成了一名“家庭主妇”。她不愿再出事，尤其是不愿儿女再出事，于是逐渐习惯了用家务来麻痹自己，虽然如萧乾所说，“忙乎半天，实际上是把一种混乱转化成另一种混乱”。她1988年去世。
彭子冈的弟弟彭华是中共外交人员，历任中共驻瑞士公使馆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驻几内亚大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室主任。他曾与李新在抗战时期共事过，因此李新有些遗憾自己没有提前给她打个招呼，因此始终感到内疚。
另据李新的回忆录，彼时人大有400人被打成了“右派”。有的系领导纯粹是为了借机整人。例如经济系有个青年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但系领导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几次送到学校常委会讨论都以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反党，应好好地教育他、教训他为由驳回，但系领导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此外，李新在1957年秋季还参加了反对社会学领域中的“右派”批斗，他后来承认，对于将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打成“右派”的罪责中，自己也有一份责任。
中共党内人士最了解中共，李新的亲身经历再一次告诉中国人，中共根本没有一丝可以值得相信的地方。就在无数人每天被《人民日报》等党媒洗脑时，毛乃至中共高官却根本不爱看，因为他们知道写的都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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