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30日讯】
“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一个哲学的论题﹐即一个重要的职位﹐显赫的权威﹐
实为一种沉重的负担。”
“我宁可居住在我的森林边去放牧羊群﹐也不愿意掌管像这样的政府。”
1657年﹐克伦威尔58岁﹐作为政治家﹐这并不是一个衰老的年龄﹐他理应不该发出如此伤感的声音。因此﹐不由得有人怀疑地说﹕“他一生的发展轨迹﹐可已说是一帆风顺﹐1653年﹐当上了护国公﹐集政治﹑军事大权于一身﹐应该志得意满﹐为什么会有如此悲怆的心﹖别的独裁者的晚年是否也会产生类似的矛盾不安﹖”
信然。
秦始皇时代的李斯﹐在被腰斩于咸阳市前时﹐对他的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法国大革命时的丹东﹐当1794年春上断头台时﹐徒然向往于贫穷渔夫得与清风明月为伴的悠闲﹔
而彼得大帝时代的权臣孟什科夫﹐失势后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在寒夜孤灯下﹐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唏嘘。
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历代的帝王将相在自己人生的后期总会吐露出这样的叹息。与其说是死前的觉悟﹐倒不如说是对自己一生所指定方向的彻底否定来得更为恰当。
对于这种感觉﹐吴和黄仁宇都有过比较具体的描述。
吴在《朱元璋传》中写到朱元璋在晚年“孤零零一个人高高在上﹐遍找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寄托心腹的”﹐“时刻警惕着﹐提心吊胆﹐不让别人暗算”。
黄仁宇在写万历的时候则更为详尽地说﹕“这时﹐他感到空虚和烦躁。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即使有宫室的画栋雕梁和其他豪华装饰﹐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每至一定的节令﹐成百成千的宦官宫女﹐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又换成轻纱﹔又按照时间表把花卉从暖房中取出﹐或者是把落叶打扫﹐御沟疏通﹐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寂寞。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艳羡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很难有所改变。”
据统计﹐中国古代611个皇帝中﹐病死的有339人之多。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相信此中也应有相当一部分时因为权力顶端的孤寂与沉闷而死的﹐ 而像正德那样飞扬的皇帝在禁宫里早逝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想想看﹐皇帝在与自己的妻儿相见还不得不耐着性子接受他们的三拜九叩﹐即使难得有一个聚餐的机会﹐也不能够像寻常的百姓一样软偎轻抱﹑笑骂无拘﹐而跟臣下之间的距离﹐那就更远了﹐黄仁宇用平淡的语气说出“至于皇帝亲临龙渊阁﹐那在本朝已是160年前的事了”﹐那就不仅是个事实的玩笑了。一笑一颦﹐莫不离规矩﹐整个的生活也不得不依照那些死板的制度而进行﹐没有亲情友情爱情﹐不允许按自己的喜怒哀乐去行事﹐权力和地位带给他们的除了无上的支配之外﹐就只有这种死气沉沉的感觉。
权力一方面给了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思想转化成现实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抛给了他们舍弃个人欲望的要求﹐这个要求却是如此沉重以致于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做到﹐即使是以没有私生活着称的张居正也不例外。抱负和责任感的实现﹐需要以牺牲活生生的自由精神世界为代价﹐倘若意识到这一点的严重性﹐想必没有几个人会真心愿意去承担。事实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会立下崇高的誓言来指定自己的道路﹐是因为他们只看到权力后下的光芒和骄傲﹐而没有看到那后面所隐藏着的孤寂﹐他们不知道要坐在那么高的位置上﹐就得忍受那么冷的风﹐以及周围单薄的空气﹐
或许是真空。
不少人在中途退却了﹐退却的人是有幸的,他们自己也许会在以后看着那些高高坐着的人而追悔不已﹐可他们不知道﹐其中大半成功者的心里只有比他们更沉﹑更深的追悔。
偶尔﹐也会有一些人﹐明知会有那样的结果﹐却仍执拗地追求着﹐因此即使他们在那万米的高空冷得喘不过气来﹐也会拼命地咬着牙苦撑﹐而不会一任地埋怨﹑追悔。
古龙在《多情剑客无情剑》的结尾说﹕“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有目的﹐就要不顾一切去奋斗﹐至于奋斗的结果是不是成功﹖是不是快乐﹖他们并没有放在心上。”
其实他是错的﹐他们并不是不在乎﹐而是他们心里的责任感不让他们在乎﹐太高的责任感麻木了他们的身心﹐把他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傻子”。所以﹐那高处的风是依旧冷﹐可他们却是感觉不到那股刺人的寒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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