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3日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共产党人对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有筚路蓝缕之功，然而他们双双不见容于“第三代核心”，先后被罢免。1989年以来人们在同情、感叹胡、赵的命运、遭遇，怀念胡赵体制的同时，关于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也有许多传闻，如吴江《十年的路》一书就认为胡耀邦的下台是赵紫阳的一封信起了“关键”作用。《开放》杂志曾刊登过这封信的全文，是1984年5月26日赵紫阳写给邓小平并抄送陈云的，其中要点是赵向两位政治老人提议，请他们考虑“指定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那时离胡耀邦下台还有两年零七个月。吴江的说法是站不住的。
最近，我读了与赵紫阳有着六十多年交情的共产党老干部宗凤鸣的回忆录《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顾与反思兼和赵紫阳谈话的一些回忆》（香港新风出版社2004 年5月版，以下简称《理想》），除了首次披露赵紫阳晚年在软禁当中的思考，而且还澄清了外界有关胡、赵关系的一些说法。
有传闻说1986、1987年之交，在党内左派保守势力“倒胡”时，赵紫阳没有给胡以支持，导致“胡倒赵孤”，甚至有人认为赵在“倒胡”时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对此，赵紫阳亲口告诉他的老友宗凤鸣：“耀邦下台，当时我没有为他说话，也没有落井下石。”“胡不作总书记一职，乃是组织上已定下的问题，当时，不可能再提什么了，提了也没有用。”赵本人做了这样一番解释：“在最高层领导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只是征求一下意见，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一致意见，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来。还有他的话你必须听。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 赵紫阳以平实的语言道破了中国政治的本质——老人政治。
不过宗凤鸣也讲到，在批胡的生活会议上，“估计赵也提出过与胡有不好共事、合作的一段工作过程。据我所知，赵紫阳当时既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的一面；也讲了胡好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有弱点的一面。对胡作了些批评，大概是事实。赵没有力主留胡，大概也是事实。” （333页）这些都得到了赵紫阳本人的证实。
胡、赵在工作上确有分歧，这已不是秘密，“胡主张经济增长快一点，指标高一点，赵主张留有余地。如果超标完成了，可以更好地提高积极性；赵感到胡对经济工作好表态，有些想法不切实际，弄得国务院不好工作。这个分歧，经邓小平找胡耀邦、赵紫阳到他家里，当面谈清楚了。又经赵紫阳采取又国务院向书记处报经济情况、进行沟通的做法而得到解决。后又成立了财经领导小组，邓小平明确提出：经济工作以后由赵紫阳任组长的财经小组决策，由该小组负责。这样一来，胡就不再干预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赵说，自此他们两人的分歧，也就解决了。”
在反对“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上，他们更是达成了共识。赵提出经济领域不反精神污染，胡认为这是赵对他的支持，“尤其当邓力群散发批胡的材料（赵紫阳批评这是“无组织行为”）被赵紫阳制止、收回后，胡更感到赵还是支持他的。胡曾亲自到赵家，与赵促膝谈心。据称，赵明确地对胡说：‘咱俩过去乃是工作上的分歧，咱俩是同舟共济。’赵还说到：‘在这个年龄段的，只有你作总书记最合适，再没有第二人。’大概是胡耀邦摸到了赵紫阳的底，就高高兴兴地辞别了。”（331页）
最后，胡、赵两位受到后世好评的中共总书记都因其个性、人格和政治理念，不见容于特别强调“听话”的东方政治，最终都以悲剧收场。这一点邓小平1989年9月16日会见李政道夫妇时讲得最清楚不过了：“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犯了错误，就是不讲四个坚持，主要是不讲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俩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胡耀邦那段时间，不去反对腐败现象，不健康的文艺活动他不管，提倡高消费。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一、二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俩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好在有我和一些老同志在处理不难。”
透过这番话我们也不难看出，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位共产党总书记的“共识”所在，他们都是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逐出政治舞台，他们的思想、追求本身诚然都不是没有局限的，他们性格中也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在共产党领袖阵营中，他们无疑是出类拔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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