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的眼睛：诗的栖息地
【大纪元10月9日讯】一位好友送了全套的《文殇》和《太阳在落日中》给我，欣喜之极，未及多思，在手中只捧了10分钟，就让一个自称愿帮我负重效劳之人拿走，从此，半年多，人不见踪影，书更是不知去向，电话追问又被告之书已被转手易人……无奈，只好借来《文殇》一读，为解自己好书之渴，也为还欠下的一份文债。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充满了苦难和悲伤，一次次大的社会动荡加上内扰外侵，多重社会复合力的作用下，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几乎终止了对自身迷失已久的诗性成分的寻觅，被政治侵蚀后人和文学都迷失了自身，而成了为政治呐喊、替政治控诉的工具。中国文学的读者们，早已习惯了将政治诉求图解，将口号扩写之后的所谓“文学”。
袁红冰的《文殇》，第一次让人们看到：原来还有政治无法扭曲的文笔，即使文学在作家笔下的近半个世纪中似乎已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大地，坎坷和贫瘠令天空也变得空碎，然而，袁红冰的眼睛，却深藏着诗的栖息地。当诗折断了想像的翅膀和行吟的双足，他们飞进了这快栖息地，在这里疗伤，作家以自己青铜色的刚毅灵魂，执著的营造着他自己的人造天堂，虽然在那个年代，经历了几十年的人性厮杀和恐惧，社会主义的天堂早已变成废墟，荒原和死域。
我曾经不止一次，试图在袁红冰的眼中，寻找那一段段高压政治下挣裂开的深紫色伤痕，然而，让我看到更多的，还是充满着他特有诗性的冷峻和孤傲，就像他的书中、他的笔下：
他们冒着茫茫的风雪，脚步沉重地行走在没有人迹的街道旁，谁也不愿意说话。只有厚厚的积雪在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好像冻结着殷红深情的时间，在悲叹中破碎。柴治国送袁红冰一直到袁红冰住所的门前。他们久久地相向而立，两双岩石般的眼睛，透过无声飘落的雪片，互相逼近地注视着，谁也不肯首先离去。袁红冰发现，柴治国的眼睛深处骤然闪烁起冰凌般的泪光，而他铁石的心被那寒光闪闪的、坚硬的泪光划伤了。 “我再送你回去。”袁红冰简短地说，他的声音犹如一缕卷裹着飞雪的冷峻的风。于是，漫天的风雪又伴随他们缓缓顺来路返回。
这是两个忧国忧民的知识份子，在生命苦难中相互支撑着彼此被蹂躏灵魂的一幕真实描述。袁红冰和柴治国在白雪茫茫中沉重的来回彷徨着，他们盼望清洁的精神从生活的泥沼中浮出水面，不幸的是，他们正屡屡面对已被专制政权剥蚀得面目全非的身心家园。短短一百多字，作者以诗的语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深重的伤悲，还有他们真纯的自然性情，迷狂中的寻觅，在现实中栖息和希望之心的归宿。这是充满着文化和政治的双重“苦思”，背负着了启蒙和自救的双重重负，这种终极寻觅显示出的脆弱与无助让人感到悲哀、沉痛又沉重，却以一双诗的眼睛在洞见。袁红冰的英雄主义人格也许就是在此时此刻圆满了。
《文殇》从内容上思考着当代政治的暴虐和崇高英雄人格的存亡，几乎写尽了作家独特而偏执的爱，他狂野的怒火，他悲悼的清泪和恶毒的戏谑，他的文化隐匿走到了终极。另一方面，写作语言的运用也极其独特，除了全书几乎都以史诗般的语言，节奏上更常常像一首渐进曲，高潮前后，都以文本以外的某种速度逐渐沉静再沉静，融入更深的悲凉和忧伤之中，等待着下一个章节的向上推进再推进。一段描写89年天安门事件前奏的段落就十分典型：
这时，袁红冰看到，陈坡匆匆从远处走来。陈坡脸色灰白，神情震惊而悲痛。他在袁红冰面前停下，声音像布满干枯的血銹似的说：“耀邦去世了，就在今天－－我是从国防大学得到这个消息的。” 袁红冰没有说一句话，他冷漠地注视了陈坡片刻，便向未名湖边走去。很长时间中，袁红冰的意识里只有一片干枯、灰色的沉寂。直到残破的晚霞映在未名湖银灰色的湖水中时，一声惨烈的悲号才撕裂了袁红冰意识中灰色的沉寂：“苍天呵，你为什么赐给独裁者以长寿，却使高尚的生命过早消失－－民主的朝阳将因此而继续长久地在专制的暗夜中，苦苦寻觅属于晨光的地平线！”
读者可以想像，在那“一声惨烈的悲号”之后，作者必定将压抑到极点的自由之理念，变成涌动的激情，喷薄于草原，山川与河流，袁红冰一定会将痛楚难言的对民主的抗争与守望最终扩张到天安门广场。后来的日日夜夜，记载了袁红冰着意于为心灵自由而抗争，极其精彩的一页，也成就了他日后作为自由知识份子对抗共产集权而写入历史的转折。
如今，当不少中国百姓希望远离政治，却不幸又跌入物欲横流之中时，物质文明又一次对大自然和人类灵魂进行了双重破坏，在一方本应栖息诗性的土地上，文学正杂生着它难耐的死寂，不堪的庸俗当然也不乏些须期待。已经进入蒙古草原角色的袁红冰面对真理和自由在物质文明扩张中的消亡当然无法释怀，《文殇》以轰然倒塌之势完成了文学的叙事转移，开始了对诗性栖息地沦落过程的文化回归。作为自由民主理念和本真人性的守望者，袁红冰孤苦的十多年奋争使他获得了强大的免疫力，《文殇》为中国小说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样板。当然，最弥足珍贵的，应当是栖息在他自己眼中的那份充满了诗性的文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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