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9日讯】第六件大事：“农业学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合作化后，社员们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政治挂帅，思想先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打出“先治坡，后治窝”的口号……开山凿坡，将寸草不生的石头山改造成层层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介绍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
1964年3月，毛泽东对大寨经验进行了充分的肯定；1966年8月12日，毛泽东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登上神坛的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示”，“农业学大寨”运动遂在全国狂风暴雨般地展开……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当年，报刊上介绍的农业“先进事例”非常多，“典型”不少，毛泽东为什么独独选中“大寨”呢？
一般认为，陈永贵这个普通农民，一个小小的基层党支部书记，后来飞黄腾达，当上国务院副总理（文盲副宰相），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是毛泽东奖掖、提携的结果。陈永贵“八字好”、“运气佳”，生前享受殊荣，死后名垂党史……
持这种看法的人，根本不了解当年的历史背景。
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疯狂地推行“三面红旗”，人为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承平时期最大的饥荒，饿死3500万农民。闯下弥天大祸之后，他“退居二线”，去“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让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等人替他“刮屁股”，收拾烂摊子……刘、邓、周、陈实施“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在政策上退够，挽回了经济崩溃的局面……但为了保住暴君的面子，他们议定，文件和报刊杂志上“三面红旗不倒”。
“三面红旗”表面上“不倒”，实质上倒了。以“人民公社”为例，解散食堂，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核算”，允许社员保有自留地……实际上退到了1954年“初级合作社”阶段，剩下一块空招牌的“人民公社”，面临着巨大危机……
死不认错的毛泽东自然不会甘心，名义上“退居二线”，实际上仍然大权在握，暗中窥测动向，策划阴谋。
他心知肚明，“人民公社”这块牌子已经臭了，但怎样起死回生，保住自己的颜面呢？
这时，陈永贵的出现恰似“一根救命稻草”，大寨的经验强调“政治挂帅，思想先行”，“精神变物质”……“人民公社”不是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吗？
于是，陷入一片反对之声这个汪洋大海的毛泽东，一把死死抱住这根“救命稻草”，于是，陈永贵便飞黄腾达了……
因此，历史学家认为：当年“农业学大寨”，与其说是毛泽东奖掖、提携了陈永贵，不如说是陈永贵挽救了毛泽东的面子。
我们的另一个问题是：“农业学大寨”给全国农民带来了什么？
在当年极“左”政治思潮和中共极权专制官僚体制下，任何一场人造的“运动”，无论说得多么好听，多么冠冕堂皇，最终不可避免地走样，变形，直至演变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农业学大寨”运动也逃脱不了这一历史规律，从受害范围之广、受害程度之深、受害年载之久来说，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回忆，70年代初，他的老家湖北浠水县农村流传一首民谣：
（中国）农村两大害：
人民公社、学大寨。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系列做法，在各种宣传机器的鼓噪下，不是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而是搞形式主义，走过场，基层领导为了“政绩”的需要，生吞活剥，胡作非为。
例如，不切实际地在江南山上大搞“大寨式梯田”，山上无水浇灌，梯田建成后根本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反而把原来的青山绿水破坏了。
“农业学大寨”对植被的巨大破坏，是继1958年大炼钢铁滥伐森林之后，中华大地又一次最严重的生态危机。
基层干部下命令“战天斗地”，迫使农民陷入无休止的苦役之中，而肚皮仍然吃不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折。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湖南、湖北一些农村中，出现了几起18、9岁的少女因不堪重负而集体自杀的恶性事件……
以陈永贵采用“家长式”霸道作风强行上马的“西水东调”工程为例，他一时头脑发热，妄想从昔阳县境西部截住流入黄河水系的漾河水，通过人工开凿的隧洞，穿过太行山，从地下引向东流，经过昔阳县5个公社，改入海河水系……
这项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500万个，耗资数千万元，每年占用山西省水利经费的十分之一……估计工程全部完成后，每亩田浇水成本高达1000多元……毛泽东死后，1977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的报导。这项不惜工本、不惜民力，劳民伤财的长官意志工程，终于下马了。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遍及全国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各地官僚胡吹乱侃，胡乱指挥，什么“修梯田”、“造平原”、“围海造田”、“围湖造田”、“拦河打坝”……使祖国山河遭受的巨大破坏，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农业学大寨”不是经过专家论证、符合科学规律的发展规划，而是满足领袖某种私欲的一个十分糟糕的农业模式。这个运动不仅没有为中国农业找到出路，反而强化了人民公社固有的弊病，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钱粮，把生产队搞空了，搞穷了，使农民负担加重，收入下降，陷入了普遍的困境，走入了穷途末路。根据大大缩小数字的官方文件透露：从1957到1977年，20年间农民收入几乎没有提高； 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降低4斤，人均年收入在60元人民币以下的产生队占38%，全国1.4亿农村人口处于半饥饿状态……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发[1980]83号）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极“左”路线，由此造成了严重后果。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搞生搬硬套，强迫命令，瞎指挥，一哄而起，形式主义。这样的错误绝对不能再犯了。
喧嚣了十五、六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终于人亡事废、寿终正寝了。
毛泽东制造的又一场人为灾难过去这么多年了，但灾难何以发生以及如何杜绝人为灾难的重演，值得中国人民深思啊！
毛泽东这位“大灾星”，从建党开始到死亡，一辈子没有为中国人民做一件好事。“农民运动”、“土地革命”、“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这六件亘古未有、欺骗利用农民的大事，给中国农民带来的后果是：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和至今仍然落后的农业，贫穷的农村。
这位丧失人性、没有理性的暴君，至死也不肯正视他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无点滴忏悔之心。在累累罪行面前，虽然心知肚明，却厚颜无耻、咬牙切齿地宣称：“我就是不下‘罪己诏’。”——活脱暴露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流氓嘴脸。
1976年9月9日下午，传来惊人消息：毛泽东逝世了！请读一位朋友当时的感想。这是毛死后第一篇《讨伐毛泽东的檄文》，腹稿于1976年9月9日下午5时，发表于2003年3月。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多，一位党员好友特地跑来告诉我：从上级领导那里传来消息，毛泽东死了！——我心里一惊！
我没吱声，两人面无表情，相互望一眼，会心地点点头，便分开了。
我立即放下手头一切工作，赶紧跑回自己的卧室，关着门，闭上眼睛，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任别人看不见、摸不着的思绪在脑子里奔腾。我排除杂念，万念归宗地思考“毛泽东”这个人。
啊，这个嗜权如命的“伟人”，这个“漂亮话说尽，凶残事做绝”的暴君，终于停止呼吸了！
虽然，地理位置相距遥远，他深居北京中南海，我谋生在江南农村小镇；虽然，我没有那么幸运，一辈子无缘“一睹龙颜”，但他这个人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的一言一语，一颦一笑，一次皱眉头，一次发脾气，一篇文章，一首诗，一挥手……都对我们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时不时产生灭顶之灾。他无法猜度的跳跃思维，怪癖的行为举止，对国家产生无穷的后患，对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今天，他终于停止了呼吸，不能再用他那无法理喻的狂想来残害我们了。
原来，虽然我们距离遥远，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嗜血成性的他可以像捏死一只蚂蚁那样，随时捏死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但现在，他不能了，终于不能了。
原来，我们在同一个大气层里呼吸，所谓“同呼吸而不共命运”，今天，他终于不能在这个大气层里吐故纳新了。
原来，大家都在心里诅咒“时日盍丧，予及汝偕亡！”，现在，“时日已丧”，我们不必跟他一起同归于尽了……
于是，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感到轻松和畅快，心情无比愉悦。直觉告诉我，“毛泽东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变化是肯定的，而且肯定会变得比较好，比较宽松。但究竟如何变？须静观局势，拭目以待。
用宿命论来解释“毛泽东”三个字，非常巧合。1893年诞生之初，“乃翁”“兆锡”他嘉名“泽东”，似乎含有“泽润东方”、“泽被东方”的意思。但由于他错姓了“毛”，意义便恰巧相反了。在湖南方言中，“没有”的读音就是“mao”，字形是“有”字去掉下面“月”中的两短横（《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了这个字，电脑字库中没有）。这三个字连接起来读音“mao ze dong”，意思就是“没有泽润东方”！——这大概是毛泽东一出世就命中注定了的。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异数”，也是中华民族的“宿命”。其思维特别怪异、飘忽；其性格特别乖戾、执拗。别看他说大话时豪气冲天，其实心胸特别窄狭，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他认定的事，不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而是“撞了南墙也决不回头”！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泽东不亡，国无宁日！
我静静地思考，用一句什么样简短的话语，用一个什么样简短的词组，来形容他，总结他的一生，给他盖棺论定呢？
他的一生“丰功伟绩”实在太多了，给国家带来的灾难，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真是“决东海之波，流毒不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他离奇的怪思、卑劣的恶癖、变幻莫测的诡异，莫名其妙的突发奇想，翻云覆雨的策略，阴险恶毒的诡计，白日梦呓般的语言，绝灭人性的冷漠、冥顽不化，丧心病狂……一切的一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正的空前而又绝后。
毛泽东没有人性，也不讲理性，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十分残暴、荒诞的“皇帝”。在“革命”中看惯了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的他，在“阶级斗争”、“革命总会有牺牲”的借口下，“杀”字当头，逐渐变成铁石心肠的冷血动物，毫无恻隐同情之心，毫无宽容仁义之举。从中共诞生开始，至今天寿终正寝，为他夺权、掌权，经历他的“革命”、统治，经过他发动、指挥、命令、号召，遭到杀戮、战死（双方）、饥荒、瘐死、自杀、内部残酷斗争以及其他各种途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高达八、九千万，接近9位数（亿）。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单独一个人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视他人生命为草芥，消灭和损失别人生命最多的暴君。创造了“个人致他人死亡”的世界之最，真是天良丧尽，罪大恶极！
然而，我们总结他的一生，却不能单单用死多少人来衡量他的罪恶。不能因为他执政，掌管军权，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采用“人海战术”，打死加自损数千万人，来总结他的一生；我们不能仅仅用1949年之后，他杀掉200多万地主，镇反、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累计整死、逼死、枪毙成百万、成千万条无辜生命，来界定他的罪恶；我们也不能仅仅用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他个人制造的灾难，饿死数千万人（主要是农民），来给他盖棺定论。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晚年昏聩、固执而又残忍的他，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反修防修”为名，实则是内部“狗咬狗”的争权夺利，疯狂地悍然发动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优良道德传统破坏殆尽。文化的精髓被他教唆的狂徒撕裂得支离破碎，道德的堤防被他放出的祸水冲决得荡然无存；愚昧冥顽之徒横行中华大地，各种卑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文革中，也有人趁乱，揭开他本人的被窝，发现里面脏臭不可闻，而对他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嗤之以鼻。许多人，因看破“西洋镜”、勘破人生而放弃自己的操守，走向贪赃枉法的另一极端。
对中华民族传统优良文化、道德的破坏，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罪恶，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行！这种破坏，把祖国和民族拖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从此以后，在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道德沦丧和灾变，都源于此。因此，用一句最简短的话，用一个最简短的词组，来总结他的一生，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找不到别的词语比这四个字更恰当，更准确，更贴切，那就是：
千古罪人！
2005-11-17修改(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