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9日訊】第六件大事：「農業學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的一個大隊，原本是一個貧窮的小山村。合作化後，社員們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的帶領下，「政治掛帥，思想先行，自力更生，艱苦創業……」打出「先治坡，後治窩」的口號……開山鑿坡，將寸草不生的石頭山改造成層層梯田，使糧食畝產增長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長篇通訊《大寨之路》，介紹他們的先進事跡，併發表社論，號召全國人民學習大寨人的革命精神。
1964年3月，毛澤東對大寨經驗進行了充分的肯定；1966年8月12日，毛澤東正式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登上神壇的偉大領袖發出「最高指示」，「農業學大寨」運動遂在全國狂風暴雨般地展開……
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是：當年，報刊上介紹的農業「先進事例」非常多，「典型」不少，毛澤東為甚麼獨獨選中「大寨」呢？
一般認為，陳永貴這個普通農民，一個小小的基層黨支部書記，後來飛黃騰達，當上國務院副總理（文盲副宰相），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是毛澤東獎掖、提攜的結果。陳永貴「八字好」、「運氣佳」，生前享受殊榮，死後名垂黨史……
持這種看法的人，根本不瞭解當年的歷史背景。
上世紀50年代末，毛澤東瘋狂地推行「三面紅旗」，人為製造了人類歷史上承平時期最大的饑荒，餓死3500萬農民。闖下彌天大禍之後，他「退居二線」，去「研究馬列主義理論」，讓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陳雲等人替他「刮屁股」，收拾爛攤子……劉、鄧、周、陳實施「調整、充實、鞏固、提高」八字方針，在政策上退夠，挽回了經濟崩潰的局面……但為了保住暴君的面子，他們議定，文件和報刊雜誌上「三面紅旗不倒」。
「三面紅旗」表面上「不倒」，實質上倒了。以「人民公社」為例，解散食堂，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核算」，允許社員保有自留地……實際上退到了1954年「初級合作社」階段，剩下一塊空招牌的「人民公社」，面臨著巨大危機……
死不認錯的毛澤東自然不會甘心，名義上「退居二線」，實際上仍然大權在握，暗中窺測動向，策劃陰謀。
他心知肚明，「人民公社」這塊牌子已經臭了，但怎樣起死回生，保住自己的顏面呢？
這時，陳永貴的出現恰似「一根救命稻草」，大寨的經驗強調「政治掛帥，思想先行」，「精神變物質」……「人民公社」不是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嗎？
於是，陷入一片反對之聲這個汪洋大海的毛澤東，一把死死抱住這根「救命稻草」，於是，陳永貴便飛黃騰達了……
因此，歷史學家認為：當年「農業學大寨」，與其說是毛澤東獎掖、提攜了陳永貴，不如說是陳永貴挽救了毛澤東的面子。
我們的另一個問題是：「農業學大寨」給全國農民帶來了甚麼？
在當年極「左」政治思潮和中共極權專制官僚體制下，任何一場人造的「運動」，無論說得多麼好聽，多麼冠冕堂皇，最終不可避免地走樣，變形，直至演變成一場巨大的災難。「農業學大寨」運動也逃脫不了這一歷史規律，從受害範圍之廣、受害程度之深、受害年載之久來說，給中國農村帶來了無法估量的損失！
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回憶，70年代初，他的老家湖北浠水縣農村流傳一首民謠：
（中國）農村兩大害：
人民公社、學大寨。
「農業學大寨」運動中一系列做法，在各種宣傳機器的鼓噪下，不是學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而是搞形式主義，走過場，基層領導為了「政績」的需要，生吞活剝，胡作非為。
例如，不切實際地在江南山上大搞「大寨式梯田」，山上無水澆灌，梯田建成後根本不能產生經濟效益，反而把原來的青山綠水破壞了。
「農業學大寨」對植被的巨大破壞，是繼1958年大煉鋼鐵濫伐森林之後，中華大地又一次最嚴重的生態危機。
基層幹部下命令「戰天斗地」，迫使農民陷入無休止的苦役之中，而肚皮仍然吃不飽，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挫折。
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湖南、湖北一些農村中，出現了幾起18、9歲的少女因不堪重負而集體自殺的惡性事件……
以陳永貴採用「家長式」霸道作風強行上馬的「西水東調」工程為例，他一時頭腦發熱，妄想從昔陽縣境西部截住流入黃河水系的漾河水，通過人工開鑿的隧洞，穿過太行山，從地下引向東流，經過昔陽縣5個公社，改入海河水系……
這項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500萬個，耗資數千萬元，每年佔用山西省水利經費的十分之一……估計工程全部完成後，每畝田澆水成本高達1000多元……毛澤東死後，1977年6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西水東調」工程緩建》的報導。這項不惜工本、不惜民力，勞民傷財的長官意志工程，終於下馬了。
「農業學大寨」運動中遍及全國的「農田基本建設大會戰」，各地官僚胡吹亂侃，胡亂指揮，甚麼「修梯田」、「造平原」、「圍海造田」、「圍湖造田」、「攔河打壩」……使祖國山河遭受的巨大破壞，令人觸目驚心，慘不忍睹。
「農業學大寨」不是經過專家論證、符合科學規律的發展規劃，而是滿足領袖某種私慾的一個十分糟糕的農業模式。這個運動不僅沒有為中國農業找到出路，反而強化了人民公社固有的弊病，大量平調生產隊的勞力和錢糧，把生產隊搞空了，搞窮了，使農民負擔加重，收入下降，陷入了普遍的困境，走入了窮途末路。根據大大縮小數字的官方文件透露：從1957到1977年，20年間農民收入幾乎沒有提高； 1976年全國農村人均口糧比1957年降低4斤，人均年收入在60元人民幣以下的產生隊占38%，全國1.4億農村人口處於半飢餓狀態……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轉發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中發[1980]83號）指出：「文化大革命」以來，在大寨和昔陽縣推行極「左」路線，由此造成了嚴重後果。不分東南西北，不分自然條件和耕作習慣，用大寨這樣一個典型的經驗硬性指導農村所有地區和不同行業的各項工作，搞生搬硬套，強迫命令，瞎指揮，一哄而起，形式主義。這樣的錯誤絕對不能再犯了。
喧囂了十五、六年的「農業學大寨」運動，終於人亡事廢、壽終正寢了。
毛澤東製造的又一場人為災難過去這麼多年了，但災難何以發生以及如何杜絕人為災難的重演，值得中國人民深思啊！
毛澤東這位「大災星」，從建黨開始到死亡，一輩子沒有為中國人民做一件好事。「農民運動」、「土地革命」、「解放戰爭」、「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和「農業學大寨」這六件亙古未有、欺騙利用農民的大事，給中國農民帶來的後果是：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和至今仍然落後的農業，貧窮的農村。
這位喪失人性、沒有理性的暴君，至死也不肯正視他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無點滴懺悔之心。在纍纍罪行面前，雖然心知肚明，卻厚顏無恥、咬牙切齒地宣稱：「我就是不下『罪己詔』。」——活脫暴露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流氓嘴臉。
1976年9月9日下午，傳來驚人消息：毛澤東逝世了！請讀一位朋友當時的感想。這是毛死後第一篇《討伐毛澤東的檄文》，腹稿於1976年9月9日下午5時，發表於2003年3月。
1976年9月9日下午4時多，一位黨員好友特地跑來告訴我：從上級領導那裏傳來消息，毛澤東死了！——我心裏一驚！
我沒吱聲，兩人面無表情，相互望一眼，會心地點點頭，便分開了。
我立即放下手頭一切工作，趕緊跑回自己的臥室，關著門，閉上眼睛，一個人靜靜地坐著，任別人看不見、摸不著的思緒在腦子裡奔騰。我排除雜念，萬念歸宗地思考「毛澤東」這個人。
啊，這個嗜權如命的「偉人」，這個「漂亮話說盡，兇殘事做絕」的暴君，終於停止呼吸了！
雖然，地理位置相距遙遠，他深居北京中南海，我謀生在江南農村小鎮；雖然，我沒有那麼幸運，一輩子無緣「一睹龍顏」，但他這個人對我們每一個人的影響實在太大了。他的一言一語，一顰一笑，一次皺眉頭，一次發脾氣，一篇文章，一首詩，一揮手……都對我們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時不時產生滅頂之災。他無法猜度的跳躍思維，怪癖的行為舉止，對國家產生無窮的後患，對人民帶來無盡的災難。今天，他終於停止了呼吸，不能再用他那無法理喻的狂想來殘害我們了。
原來，雖然我們距離遙遠，雖然從來沒有見過面，但嗜血成性的他可以像捏死一隻螞蟻那樣，隨時捏死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但現在，他不能了，終於不能了。
原來，我們在同一個大氣層裡呼吸，所謂「同呼吸而不共命運」，今天，他終於不能在這個大氣層裡吐故納新了。
原來，大家都在心裏詛咒「時日盍喪，予及汝偕亡！」，現在，「時日已喪」，我們不必跟他一起同歸於盡了……
於是，我長長地噓了一口氣，感到輕鬆和暢快，心情無比愉悅。直覺告訴我，「毛澤東時代」結束了，新的時代即將來臨。變化是肯定的，而且肯定會變得比較好，比較寬鬆。但究竟如何變？須靜觀局勢，拭目以待。
用宿命論來解釋「毛澤東」三個字，非常巧合。1893年誕生之初，「乃翁」“兆錫」他嘉名「澤東」，似乎含有「澤潤東方」、「澤被東方」的意思。但由於他錯姓了「毛」，意義便恰巧相反了。在湖南方言中，「沒有」的讀音就是「mao」，字形是「有」字去掉下面「月」中的兩短橫（《現代漢語詞典》中收錄了這個字，電腦字庫中沒有）。這三個字連接起來讀音「mao ze dong」，意思就是「沒有澤潤東方」！——這大概是毛澤東一出世就命中注定了的。
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異數」，也是中華民族的「宿命」。其思維特別怪異、飄忽；其性格特別乖戾、執拗。別看他說大話時豪氣沖天，其實心胸特別窄狹，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他認定的事，不是「不撞南牆不回頭」，而是「撞了南牆也決不回頭」！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澤東不亡，國無寧日！
我靜靜地思考，用一句甚麼樣簡短的話語，用一個甚麼樣簡短的詞組，來形容他，總結他的一生，給他蓋棺論定呢？
他的一生「豐功偉績」實在太多了，給國家帶來的災難，給人民帶來的痛苦，真是「決東海之波，流毒不盡；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他離奇的怪思、卑劣的惡癖、變幻莫測的詭異，莫名其妙的突發奇想，翻雲覆雨的策略，陰險惡毒的詭計，白日夢囈般的語言，絕滅人性的冷漠、冥頑不化，喪心病狂……一切的一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真正的空前而又絕後。
毛澤東沒有人性，也不講理性，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十分殘暴、荒誕的「皇帝」。在「革命」中看慣了人頭滾滾、血流成河的他，在「階級鬥爭」、「革命總會有犧牲」的藉口下，「殺」字當頭，逐漸變成鐵石心腸的冷血動物，毫無惻隱同情之心，毫無寬容仁義之舉。從中共誕生開始，至今天壽終正寢，為他奪權、掌權，經歷他的「革命」、統治，經過他發動、指揮、命令、號召，遭到殺戮、戰死（雙方）、饑荒、瘐死、自殺、內部殘酷鬥爭以及其他各種途徑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高達八、九千萬，接近9位數（億）。這是人類有史以來，單獨一個人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視他人生命為草芥，消滅和損失別人生命最多的暴君。創造了「個人致他人死亡」的世界之最，真是天良喪盡，罪大惡極！
然而，我們總結他的一生，卻不能單單用死多少人來衡量他的罪惡。不能因為他執政，掌管軍權，在歷次國內「革命戰爭」中，採用「人海戰術」，打死加自損數千萬人，來總結他的一生；我們不能僅僅用1949年之後，他殺掉200多萬地主，鎮反、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累計整死、逼死、槍斃成百萬、成千萬條無辜生命，來界定他的罪惡；我們也不能僅僅用人民公社、大躍進等他個人製造的災難，餓死數千萬人（主要是農民），來給他蓋棺定論。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晚年昏聵、固執而又殘忍的他，以「階級鬥爭」為綱，以「反修防修」為名，實則是內部「狗咬狗」的爭權奪利，瘋狂地悍然發動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將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積澱的優秀文化傳統和優良道德傳統破壞殆盡。文化的精髓被他教唆的狂徒撕裂得支離破碎，道德的堤防被他放出的禍水沖決得蕩然無存；愚昧冥頑之徒橫行中華大地，各種卑劣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文革中，也有人趁亂，揭開他本人的被窩，發現裡面髒臭不可聞，而對他那些冠冕堂皇的說教嗤之以鼻。許多人，因看破「西洋鏡」、勘破人生而放棄自己的操守，走向貪贓枉法的另一極端。
對中華民族傳統優良文化、道德的破壞，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罪惡，是最不可饒恕的罪行！這種破壞，把祖國和民族拖進了萬劫不復的深淵。從此以後，在中華大地上所發生的一切道德淪喪和災變，都源於此。因此，用一句最簡短的話，用一個最簡短的詞組，來總結他的一生，我想來想去，想來想去，找不到別的詞語比這四個字更恰當，更準確，更貼切，那就是：
千古罪人！
2005-11-17修改(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