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凄丑”的故事
【大纪元12月19日讯】创作一个悲切感人的故事，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唤起人类良知，是另一类的艺术美，人们称之为“凄美”。我说的故事不是我创作的，而是毛泽东时代的真实经历，其凄凉有余，美感一点也没有。相反，却显得十分丑陋，所以我称之为“凄丑”的故事。
1960年初，饥饿袭击神州大地，虽然我的老家河北正定是石家庄地区最富饶的县份之一，却也不能幸免其难。即使在金秋季节，也会看到有人捧了一块生北瓜大嚼；能溜到玉米地里啃上几穗嫩玉米已经是不坏的运气了，被护秋民兵逮住是要劳改的。
村口有民兵巡逻，社员收工回家是要搜身的，他们翻了你的筐篓又捏你的衣裤。一些有经验的民兵，只要冲着老娘们的裤腰裆瞅一眼，就会恶狠狠地命令：“把你夹带的东西掏出来。”
那是一个遍地是贼的年月——大队长偷库，小队长偷场，老爷们背个大粪筐，老娘们缝个大裤裆。
夏天秋天怎么说也能混过去，冬末春初最不好熬。一个开除公职在村里监督改造的右派分子，饿得奄奄一息。他过去的一位朋友来探望，进门二话没说，从怀里掏出一包黑糖冲了一碗糖水，这黑糖是吃商品粮的国家职工的中国新年供应指标，朋友省下作为礼品带来。右派分子咕咚咕咚喝过了黑糖水，憋足劲才吐出一句话： “这糖水，真甜呀！”然后就咽气了。
另外一位老实巴交的社员，阶级成分不好，胆子又小，不敢偷公社的庄稼。吃代食品（糠菜的社会主义代名词）把个浮肿病拖到了晚期，他的最后愿望是喝一碗玉米面粥。他的老婆跑了不少家才借来一碗玉米面，熬成粥后，已经灌不进嘴里去了。这位忠厚的汉子死时不仅两袖清风，连肚子里也是满腹空气，算是做人“廉洁”到家了。
说那时候人人是贼也许打击面稍微宽了些，一些古板的右派分子、胆小怕事的地主富农，不愿或者不敢拉下脸来做贼，只能靠吃食堂饭生活，他们挨饿病死的机会就大了。
大队干部和护秋民兵的日子要好得多，经常悄悄聚在一起喝酒，酒筵的级别很低下。那酒是当地造的红薯干酒，肉是病死的牛肉或驴肉——那时候，生产队的牲口接二连三地死亡。
饥饿的人们鼻子特别灵，隔半条街人们就能闻到酒肉香味。社员们只能抽抽鼻子，在背后嘀咕：“狗日的又喝上了！”“这算个什么世道！”
我刚上初中，学校食堂一天给我吃六个饼子，据说是一斤面粉蒸七个。一顿一碗菜汤。到了春天，菜汤里连个菜叶也少见，基本上是用黑酱油染了一下色的白开水。炊事班长老王专职给校党委书记兼校长主持小灶，备好饭菜就热气腾腾地端到校长办公室。一次班上的贾润生同学从小灶出来，对我们说：“奶奶的，把校长小锅里的一半油放到大锅里，就香死全校师生！” 大家议论：他一个校长定量能有多少，这么个吃法还不是吃同学们的！这不算贪污算什么！
按说正规的饼子是玉米面蒸的，正确的颜色是金黄色——土黄色也行。可学校的饼子掺了大量红薯面、一个个粘糊糊黑不溜秋，未经消化就已经像狗屎了，但吃起来总算是正经粮食味。我不能吃的是蒲草根面的饼子。
蒲草是生长在沙滩上的野草，学校发动同学到滹沱河沙滩刨蒲草根。同学们走上十几里路，才到河边，用钉耙扒开沙土，地面下半尺深的地方埋着筷子粗细的草根。这草根用机器粉碎，打细打烂，掺入玉米、红薯面粉，上笼屉蒸成饼，能顶住饥饿。那蒲草根毕竟不是粮食，你再粉碎它，它成不了粉，只能变成短一些的小刺。掺的量多，蒸出来的饼子就像一窝毛绒绒的灰老鼠，很特别。上年纪的人们说：“蒲草根的刺软，挂不到肠胃上。民国初年闹大饥荒，吃蒲草根的熬过来了，吃高粱秸、玉米秸的死了。”这些老辈的人，对于“亩产万斤丰产田”的管理，拿不出任何有效措施，对于怎样度饥荒却还是有一些见解。
我不是不吃蒲草根面的饼子，只是吃过就吐。这样闹了一个星期，我撑不住了，在数学课上直冒冷汗，身体虚脱，在座位上滑落到地上，被同学七手八脚地抬出去。
饿得虚脱不算出丑，出丑的时候是在吃了谷糠面的饼子之后。谷糠面粗糙，嚼在嘴里沙沙的，吞咽时嗓子眼有被打磨擦锉的感觉，过了嗓子眼感觉才正常。
我在连续吃过谷糠面饼子之后，发觉有些不对劲，过了两天没有大便。直到三天后才有便意。蹲在茅坑挣得脸红脖子粗也没有大便出来。痛苦折腾足有半小时。我想起父亲给我讲过，民国初年闹天灾，人们吃树皮草根，最后拉不出屎来，大伙蹲在墙角，互相用小棍从屁眼里掏屎。
于是我请进来小便的康全国同学给我折一段小树棍来，自己给自己做排便手术。我把筷子粗细的木棍小心插进肛门，作圆周搅拌运动，绞碎的硬屎块簌簌坠落，有的掉在手背上。也许绞了两三寸长一段吧，后面一段在腹肌的压迫下，“噗”地坠入茅坑。
那屎团硬而干燥，奇怪的是，整个屎团被一层白色粉末包围，就像柿饼包裹了一层柿霜，如果你对柿饼不熟悉，可以想像严寒冬天的早晨，一块鹅卵石上蒙了霜雪的情况。
因为肛门被挣破，屎团的一侧带着一缕鲜血。
在吃谷糠面饼子期间，我进厕所大便之前，先备好一段小树枝。这样的排便手术以后又进行过一次。很快，我总结出经验，每天我不管有没有便意，也要强行大便，蹲在茅坑揉肚子攒拳头，总要挤出一点，防止大便滞留在直肠硬结，此招颇有效，不必携带小树枝入厕了。
以后我学过无机化学，又学过有机化学。但总没猜透那包围在屎团周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属于什么分子结构。而我又不想拿自己做重复试验，就留下了这样一个生物化学之谜。有一点可以肯定，从此我落下个肛裂的后遗症。每逢我大便用力猛了，肛门便会破裂鲜血滴入马桶。
我亲近的同事知道我这一隐私，有人戏虐称呼我“孙裂肛”。我苦笑着说：“‘裂肛’难听了些，不如把‘裂’改为烈士的‘烈’，‘肛’改为刚强的‘刚’，还容易让我接受些。” 以后就有人呼我“孙烈刚”。
一天，我那当年五岁的女儿也忽然当面喊了一声“孙烈刚”，让我大为尴尬，我挥起手照她屁股上拍一巴掌，不知是责备她呢，还是为她小小年纪便学会了幽爸爸一默而高兴呢？
讲完我这“凄丑”的故事，我忍不住要发点议论。博客网站有人著文批判当前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的风气，这我一百个赞成，但又提到要恢复毛泽东执政时期的清廉，把毛某吹捧成廉洁之神，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我就一百个反对了。我要问：你们回到毛时代要做哪种人呢？如果做那个下放右派或者那个老实巴交的社员，人是清廉了，但是下等公民的待遇你能受得了吗？做农村干部，虽然有红薯干酒喝，有病牛肉吃，那也是从百姓口里夺的活命食，丧尽天良啊！就是当个校长，几年下来，充其量只不过多吃了几桶油，在营养不良的学生眼里那也是贪污呀！想做一个我这样的农村穷学生吗？那你就准备好也裂肛吧！
我真不知道该举起巴掌照著作者屁股上揍一巴掌，还是把这些怪论当作政治幽默一笑了之。
我不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官僚体系是清廉的（尽管有一些清廉官员，也多数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虽然那个时代贪污的绝对数量与今天的相比是很小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毛时代的经济规模也很小，无余钱可贪。官员所作无非从民众口中夺活命食 ，数量虽少，情节恶劣。
另一个原因是，一个专制政权在不同历史时期其腐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突出政治时代，可以看到官僚们在政治权力领域里的勾结舞弊；在突出经济建设的时代看到官僚们在金钱上的损公肥私。从本质上来说，这两种贪渎行为是相通的。早在毛泽东时代，就生成了贪腐霉菌。
民国初期人们反对袁世凯称帝，但并不表明恢复溥仪清帝地位是天经地义的。袁世凯和溥仪都是历史淘汰的对象。
如果谁要想返回毛泽东时代，你自己回去好了，别拉上贫下中农，我以贫下中农子弟的名义郑重声明，贫下中农受毛泽东的罪，受够了。
12-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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