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4日讯】（编按：大纪元编辑李谊整理自“新唐人电视台”2005.01.22台北专访台湾淡江大学大陆所教授张五岳）
要观察独裁专制国家的民主化，很重要的观察点不在于是不是开放党禁，而在于对媒体能不能有效的开放。不管是当年的台湾，还是一党专政的开发中国家，在迈向民主化过程当中，舆论跟媒体的开放措施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里程碑。
媒体报导赵紫阳 海内海外大不同
关于赵紫阳去世的报导，在中国大陆内部跟在海外，新闻媒体所呈现的完全不同。
在中国大陆，新华社只用短短的五十五个字，外带六个标点符号，来形容赵紫阳去世这个消息。而且一般来讲，北京的一些重要网站跟论坛，例如人民网跟新华网，平常都开设一些比较好的论坛，但却禁止人民在这个议题上自由讨论。所以，北京在处理赵紫阳去世这个讯息是非常谨慎的。
其实，赵紫阳离开北京政坛已十五年，对于他，基本上很多人是既熟悉又陌生。所谓熟悉，每个人大概都听过赵紫阳这个名字，陌生呢，他离开中国政坛、离开人们谈论的正常话题已经十五年了。
大家想到赵紫阳，总会想到，第一，六四是不是获得平反；第二，赵紫阳当年的政治主张虽然在今天若干程度慢慢落实，但似乎他是一个时代性的、悲剧性的人物。对北京来讲，这无可否认的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议题，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历经六四这么重大政治风波的赵紫阳，对于一个曾担任党跟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北京采用了这样一种高度戒备、审慎看待的新闻处理方式。
相较之下，在海外，不管是香港、台湾，乃至美国跟国际社会，仍然高度报导赵紫阳去世的讯息。特别是香港，对于六四问题一直是高度关切的。从1989年起，每年的六四，香港都举办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香港媒体对六四问题，也持着高度关切的立场。
胡受江路线制约 政改经改难配套
六四之后的十四年，是在江泽民跟李鹏的主政架构下，李鹏系统算是坚决反对六四的，而江泽民是六四之后政治上相对的获益者，因为若没有六四，就没有江泽民到北京担任总书记的事。因此，这几年来，大陆在处理六四问题上采取高度戒备。
随着李鹏、江泽民逐步淡出政坛，一般大陆民众对胡锦涛、温家宝这些人，仍然怀有部分期待，甚至寄予厚望。温家宝当年在六四的时候，也曾经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去看学生，那时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也在看胡、温怎么来看待赵紫阳的问题。
基本上大家一想到六四，就想到当时学生对于时政的不满，大学生主张用民主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理念。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普遍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跟经济体制改革，两者之间必须所谓双行、并行，并加以所谓适度的配套。
现在中国的社会环境跟1989年有一部分是截然不同的，譬如在89年，那个时候还存有两套不同的政治体制，左右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但现在显然大家一致向钱看，一片的市场改革开放经济。然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民众对采取相应配套措施、反对官倒、反对腐败的呼吁，对贫富差距的痛恨，依然没变。
胡锦涛、温家宝继承江泽民所遗留下的体制，而江泽民在二○○四年的全国人大才交出国家军委主席职务，加上他对政治路线的坚持，因此，短期间之内，要寄望六四问题、民主化问题出现重大的结构性改变，显然不够现实，除江泽民政治路线的制约之外，还有胡锦涛本身细腻、沈稳的性格所致。
贫富悬殊贪腐严重 民间抗争如火燎原
二○○三年四中全会通过所谓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显然是当前共产党执政能力出现了问题，其实，一般民众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像二○○三年一年当中，就有将近五万八千多起各式各样的民众抗议事件。
当大陆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日渐发达的同时，贫富差距跟腐败问题日益严重，也就是有相当多的人得到很大的经济利益，但同时却有更多数人相对是被剥夺的，而且是在一个不公平的竞赛中，变成被剥夺的一群。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正本清源地加以处理，一些体制外的力量就会慢慢的兴起。
大陆经济资源的掌握以前大部分是透过权力的贯彻，亦即用计划经济来落实的，而当计划经济慢慢趋向于式微，市场经济慢慢趋向于抬头，慢慢强到和国际接轨，而在政治上，它却要走自己独特建构的一套政治发展道路。怎么可能在文化上、在经济上、在一些资讯上强调要跟国际社会普遍的接轨，但是在政治的体制改革上，却要走自己一套独特的道路？
当中国大陆经济体制改革到达一定的程度，民众也会要求相对的被尊重。所以，当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无法跟经济体制改革相互配套，也不排除来自于原本体制内的精英会出走，也不排除来自于体制外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民间力量，伴随着市场经济慢慢的灵活的调度，发出一个比较自主性的声音。这自主性的声音如果无法循着合理的机制得到贯彻，当然他会选择一个体制外的，甚至可能采取抗争、对抗的方式。
不能采行民主之说 北京说辞自相矛盾
相较于经济体制上改革不断的被实践，但是在六四，北京所提出的包括像党政分离、党政分工等这些问题，事实上并没有再持续发展，这部分外界感觉比较讶异，怎么可能在强调民主、法治，但民众竟然不能够真正的当家做主。村委会的主任、村里长是唯一的民选所长。
北京方面经常说，中国不能够采行民主，特别是西方民主。其实，民主是不分东方、西方的。
北京经常用的几个理由是，第一，中国人口很多，但是印度一样人口很多，而其民主化的成就让其它国家刮目相看，香港人口很少，但香港一样不能采行民主。第二，经济不够发达，但是印度的国民所得比中国大陆所得来更低，却可以采行民主，同样的，香港的国民所得已高达二万六千块美金以上，已经比已开发国家还要高，但他仍然不能采行民主化的体制。而且，在大陆，较城市发展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却可以采行基层选举，显然跟北京所谓“民主选举是要以经济发展为条件”不符。
其实，民主选举很重要的在于能不能真的相信人民可以当家作主，它无关乎种族、肤色，也无关乎经济发达。更重要的，广大民众能不能体认自己真的可以当家作主。
其实，绝大多数的东、西方学者，以及绝大多数的大陆老百姓都很清楚的，要确保经改的成果、要处理经改所衍生的所有问题，包括腐败、贫富差距的问题，必须建全政治体制的改革，包括引进制度外的一些监督跟制衡力量，才能够让腐败的问题得到有效的管控。
松绑媒体适度平反 民主化里程观察点
赵紫阳当年有几个地方是值得肯定的，第一，他至少愿意透过对话；第二，他愿意用民主跟宽容来解决问题；第三，他相信要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或当经济改革面临困境，必须采取一个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
这几年来，北京历任的国家领导人中，大概也只有当年的胡耀邦跟当年的赵紫阳，对这个方向是很明确的，也显然是当今北京必须务实面对的。
目前在大陆，固然市场经济的发达带动媒体日益蓬勃，但北京似乎对媒体的管控采取更加严格的方式。如何循求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或者让民众可以比较乐观的期待，将是北京方面是不是体认民主，是不是实践民主的重要观察点。
六四这样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的重大伤痕，北京的领导人能不能做适度的平反，将是外界观察北京在民主化的里程碑上，以及包括对人权、对民主的普世价值上，是不是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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