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9日讯】具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为什么还是处于如此薄弱的状态呢？我们非但没有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构成强大的威胁，甚至连1999年才走上反对共产党道路的法轮功信众都不如。法轮功虽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但是由《大纪元》所写作的《九评共产党》的政治文章却已经“领”了反对共产党潮流之“风骚”；在对比之下，我们民运队伍中的那么多的知识份子和专家学者们的那么多的作品似乎显得苍白不堪。
也许正因为我们的队伍在组织上或者思想存在着重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中国政治上的一支最具有正义性的力量却是打不开专制社会的哪怕一个阵脚，我们中的最有英雄气概的领袖们想用实际的行为在专制政治的防线中冲开一个缺口，他们杀会中国，可谓勇者，但不幸身陷囹圄，接下来我们的队伍中有人又发出了用“组织民军”的方式搞“武装革命”的宣言，主张到“江河湖泊，崇山峻岭”中去“打游击”，……如此等等现象的背后无不暴露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作为现代化运动中的人却穿戴着过了时的“冷战时代”的“盔甲”，并且运用着已经被世界的文明进程所淘汰了的“冷战时代的武器”，因此，我们自己的行为就有些象唐诘呵德，显得古怪和离奇。的确上，在政治的问题上我们是在同“风车”作战，就在我们这样作的时候，今天，一直居住在台湾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却乘飞机去了南京、北京，打破了60年的海峡两岸隔离状态，此举被舆论评为“一笑泯恩仇”！把这样的情况和近期出现于我们民运队伍中的鼓励对共产党的复仇意识的动向联系起来思考，我们的问题到底属于什么性质，此间的问题岂不发人深省？
中国民主运动是在共产党压迫之下发生的，因此这样的运动带有“仇共”、“反共”的意识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说民主运动被人故意地要组织在上述的意识的基础之上，那么，就完全的偏离了民主的大方向，也正是“大方向”出现了问题，所以民主运动一蹶不振的现象就易于理解的了。
民主价值的矫正和重新安排：
在说到政治问题与一个人自身的成长问题时，法国的伟大政治家克雷孟梭曾经说过：“一个人30岁以前不相信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30岁以后继续相信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就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冷战时代”的概念还没有出笼，因此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就没有可能染上那个被我们现在叫作“冷战思维”模式的影响，只是当我们的中国民运人士在被共产党的变相的“流亡政策”象政治垃圾一样地“输送”到海外时，我们自己才被迫地立足于一个过时了的“冷战立场”上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这个被迫立上了的“冷战立场”不是我们的错误的话，那么造成错误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不愿意和不乐意脱离它，以至于我们之间的“中坚人物”认为只有站在这个立场上我们才有可能打败共产党。
笔者不承认上述观点的正确性，而认为要能够最终地打败共产党我们必须跳出上述立场，站立在真正的民主的立场之上，或者说把一个“仇恨主义”的立场转化为民主的立场，若不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最后成功是没有指望的。
站在公正和平的立场上看问题，情况有可能如下：如果你在过去的时间中经历了左翼运，也受到了左翼思潮的影响，而你自己却没有在其中拿到如何一点儿价值，以为所有的价值都在此前被糟蹋掉了，那么你的心智一定有问题；又如果你在过去的时间中拿到了手的价值是现成的，用不着任何的再造和改造，那么你也是没有拿到价值，因为你拿到的东西不过是价值的外客，就如蛇皮蝉蜕一样。
有了上述的一个最基本的估计，回过头去看我们的问题， 我们对待过去的那个“否定方式”虽然“否定”了共产党“一贯光荣伟大”的历史，但是也同时地“否定”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在批判共产党的“不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固然可以亮出自己的成绩，但是这样的“成绩”如果被迫我们立足于无历史之境地，那么它值得不值得肯定——也还是一个问题。从这样的事情中，我们如果能够使自己认识到民主价值的一般的特征的话，就有可能促使我们转变原先的观念，以接受新的思想。事实上在过去的时间中，我们接触到的民主价值是一个毛坯型的东西，它有着一个价值与非价值的结合。因此，当我们在政治上的成熟足以保证我们可以价值处置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摆脱那种“冷战时代”思维之羁绊，从而使我们在自由的事业上自己先得自由。
民主不能从零开始：
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些民运人士对民主的认识应该有一个突破的话，那么，民主不能从零开始的道理我们是应该明白的。正是这一点使我们认清了我们的前边有一个漫长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历史，而我们的作为——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是它的延长和继续。在这个意义上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诗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只因催灏在上头”的意思是值得我们品味的。现在，我们对于我们“上头”的“景”（历史）到底能够“道”出多少，的确成为问题，于此极不相应的是，我们许多人竟然不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成其为问题。
1989年底，我在写作《我们的经验与教训》的手稿时就已经提出了站在民主运动的立场上如何看待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的历史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我们虽然在一个突然的时间中以“革命造反派”的身份从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现实冲杀了出来， 但是我们对于被我们“造反”了的制度和社会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毛泽东允许的阶段。因此，在“造反运动”失败之后，我们对自己的行为的评价和批评就不出毛的那一套。于此相应的是当毛的那一套被邓小平的一口痰给“否定”之后，我们就把自己当年的行为捆绑在了毛的错误上了，以为我们普通人也犯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如果说也正是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内”，我们“用笔杆子造反”的行为是世界上最标准的民主行为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伟大行为的“动乱”式的批评和批判，已经把民主放到了“历史的错误”的那一栏中去了。这样，我们要求民主的行为就必然地面临着一个“从零开始”的问题，如果说这样的行为无意识地重复了共产党的“历史错误”的话，那么运用“共产党式的错误方式”反对“共产党的错误”不就竹蓝打水一场空吗？
站在总结历史经验的立场上，我们对于民主的理解如果仅仅是书本性质的或者是道听途说式的，那么，我们对于自己所经历的民主运动的性质把握不准，就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事情，只是这样的事情如果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得不到有效的解决的话，就有可能造成极为不利的后果。每一个人如果都把民主的事实后推到自己拿到了民主的选票的那一刻，民主的进程和民主的过程就不得不包括神话的内容了。可是，民主理论不是文学或者浪漫诗，它是一种政治的科学，是容不得我们任意发挥的，一个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是最基本的和最基础的东西。
在我们中国的近百年的历史上民主曾经与我们中国人民有过主要的这么几次交往， 第一次，我们叫它辛亥革命，是一场由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国民革命”，主要的形式是“枪杆子”式的，这样的革命在当时的“国民革命意识”尚处在蒙昧状态时，当然不会成功。于是这种革命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就难免会发生分裂，在革命的阵营里产生出各个相互独立的以军事实力构成单位的“新的军阀团体”就成为一个自然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革命的民主性质就不得不面临完全丧失的危险，诚如孙中山所言，打倒了一个皇帝之后，数十个小皇帝产生出来了。这样的局面在理所当然地搁置了革命的民主意义的时候，民主革命行为所引发出来的“社会大动乱”就情形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未来的性质。
就革命的意向而言，它是要造就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但是当革命已经引起的“社会大动”的灾难降临到中国的时候，革命的真实意义只存在于它的“理想”之中，因此，如果说在这样的时间中“革命理想”中的民主总是没有完全地失去作用的话，那么“新军阀战争”和“政党战争”被“民主革命”所“包装”的事情就不是我们所可以简单的“否定”的东西了。在这里如果我们用“假民主革命”的这个模式去分析它，肯定也是不成功的。
正因为存在着上述的第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国人民第二次与民主革命的交往可以在国共两党的战争中去寻找。在30年代之前，国共两党之间所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战争破坏了革命的“脉息”，但是40年代出现的国共合作又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革命的一丝元气。在这里，如果国共两党不是在战争中都已经变化成“新军阀团体”，那么你就会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发现我们现在所说的“多党制”或者“两党制”。就一般的方式和方法来看，这是一个民主失却的时代，但是“失却”中的民主不为国共两党所把握的事情并不就意味着它在全中国人民中间是一种“空白”；进一步讲，如果说这种由历史形成的“空白”在某个时期中表现不出意义的话，那么在另一个时间中它以人们不能够想像的方式表现它自己的存在，就是我所说的“第三次”交往，这个时间就是1966年（见拙文《论1966年》）。
现在，我们中国民运人士有能力处理民主同我们中国人民的“第一次交往”，但是却没有能力处理“第二次交往”和“第三次交往”就是今天民主运动“搞不上去”的最主要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没有被我们所鉴戒，因此在共产党已经“翻了车”的那个地方我们也几乎也要“翻车”。
关于共产党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之于我们的问题
按照最正常的观点看待问题，如果我们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我们的“敌人”（在这里我不谈“非敌人”性质的政治），那么我们自己如果作为战争中的指挥员，你应该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敌人”——情况不就是清楚的了吗？你必须要了解你面前的敌人的部队的番号、编制，它的历史以及它的成员的祖籍省份，战斗的经历、战斗的表现等等情况，甚至你还得要了解你的“敌人”的作战的特点，是善于打正规战，还是游击战，是善于在平原作战还是善于在山地作战，这一切都包括在“知己知彼”这条战争指导的铁法则之内。因此，战争对你的最起码的要求是不要轻视你的“敌人”，更忌讳把你的“敌人”“妖魔化”。但是，在目前我们和中国共产党所展开的这一场政治较量中，我们却犯了“兵法”上的大忌，千方百计地把我们的“敌人”“妖魔化”。
20世纪末，在中国人民反对共产党的队伍中出现了一支非常有实力的法轮功队伍，他们在反对共产党的事情上作出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我个人一直为他们的英勇行为所感动，也多次地鼓励我们身边的一些生活在韩国的朋友们象他们学习，但是，我所主张的学习是学习其精神，而不是其方式和方法。我认为法轮功反对共产党的方式和方法的最大缺点是把共产党“妖魔化”，而从以求达到“全面否定”共产党的目的。就表面上看，这样的目的肯定是很激进的，但是这个目的性的东西恰恰是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或者“借来的”。情况即就是这样，我还是要指出广大的法轮功信众走上这么一条路是共产党“被迫”的结果，也许不是他们的“主观选择”。谁都知道法轮功本身是一个组织得很好的气功团体，在其存在的时间中曾经受到到共产党官方的多次肯定甚至表扬，只是在1999年的事件中，法轮功信众以正常的民主方式要求一种意见的表达时，才受到了极不公正的镇压；也正是这种专制式的“镇压”才被迫他们走上了反对共产党之路。在这里正义的法则可以解读为“逼上梁山”。
共产党镇压法轮功的唯一的方式是把法轮功“妖魔化”，说它是“邪教”，并且以国家的力量动用现代媒体的手段，象动画片公司制造动画片一样地成功地制作出了法轮功“邪教”形象，也正是面对这样的侮辱，法轮功信众才迫不得已地“用其人之道以还治其身”，也把共产党也“妖魔化”，出现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反抗局面。因此我们认为即使这样他们的行为在民主的过程中也不会失去意义和价值的，特别是对非政治性质的社会团体来讲，情况更应该是这样。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民主运动中，反对共产党的方式和方法的多元化也允许这样的反对存在，所以我们作为要求民主的人，作为民主运动中的人对这样的反对也不应该发出怨言；相反我们应该看到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反对共产党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所有这一切如果意味着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在批评、批判共产党的事情上也应该采用上述的方式和方法，那就不对了。同法轮功对比，我们这个由政治人士所组成的政治团体担当着中国政治革新和改造的历史任务，也是历史道路上的人，和半路出道的法轮功组织不同，因此，我们如果也采用法轮功的那个方式和方法来反对共产党，我们要带领同路人走向民主的事情不就是变化成了另外的一件事情了吗？
民主的道理在这里表现为我们对法轮功行为的赞成、同意并不必须地要表现为我们应该照着他们的做法去作我们的事情，相反，我们的事业要求我们要有一个民族的胸怀、民族的责任、民族的思想及民族的情感，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某一个社会团体或者政治集团利益所能够定位的。因此，我们对我们所反对的物件——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就不应当因出于一时的义愤而忘记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坐大的历史如果有一种敏锐的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它同历史上许多的古典革命一样，都有一个“成事”的理由和一个“败事”的原因。就“成事”的那一段历史来看，共产党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时间内调整了自己的做法和政策，回到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基础上的事情我们就没有注意到。因此，在这个阶段上出现的“毛泽东思想”没有受到我们的认真的研究和认真地对待，这样的情况决定了我们在反对共产党的时候，就只能简单地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用同共产党不同的调子来反对共产党。今天，在民运人士中间出现的主流的思想就是这方面的代表的例子；而恰恰是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抛弃了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学来的“马列主义”，在“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下现实了向中国“三民主义”的全面的靠拢，如果说这样的靠拢行为打着美国罗斯福总统赫尔利特使的“联合政府”的幌子的话，那么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式的“大红旗”被毛泽东为首的一伙人换成了美国色彩的资产阶级的“杏黄旗”的行为就意味着共产党对中国民主的“回归”；正在这种“回归”才造成了共产党不断坐大的历史。
在“回归”的路上，毛泽东抛开了同中国国民党的恩恩怨怨，明确表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具有“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的性质，以便从理论上证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亲兄弟”而非死对头。所以共产党把国民党作为“革命的对象”的事情是发生在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之后的事情，如果说在这个事情中共产党把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和被统治的中国变成了一会事的话，那个“风扫残云”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宽容性才决定了共产党的历史进入了“败事”阶段。也就是说，在“成事”阶段，共产党的包容、忍让接受了“大动乱时代”的可怜巴巴的价值（这本身就是一个缺乏价值的时代），而在“败事”的阶段它几乎否定了国民党时代的所有的价值，不仅如此，它在1966年它还对于自己在1949年之后的历史采取了一种“全面否定”的态度和做法，也正在这个时间上，人民政治大造反运动的兴起才把中国共产党做为一个“反动的阶级”几乎是“全面”地给“打倒”了。
在这里我其所以不耐其烦地要提及这样的事情，是遵照“殷鉴不远”的古训，我们从共产党“翻车”的地方起事的情况决定了我们一定要吸取共产党“翻车”的教训。但是非常遗憾，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对于这样十分迫切的问题却没有一个认真的态度，好象以为人类的历史在我们的身上似乎会表现出格外的恩惠，全然不知道历史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政党都是一视同仁的。现在我们不能够成功地从共产党“成事”的历史中学到经验的事情又正好验证了我们有可能跌在了共产党“败事”的阶段。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将要最后地消灭政治上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却死死地抱住一个死板的“敌人的观念”不放，仿佛丢了它就好象丢了法宝似的，这样的行为能够证明我们是可以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吗？
民主之路存在于不民主的历史之中
我们如果对于历史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的话，那就应该懂得民主之路存在于不民主的历史之中这样的最简单的道理。就认准了这个道理，我们在搞中国民主运动的时候就不至于迷失方向。你不能仅仅站在反对专制的立场上给出民主一个破坏的意义，民主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说，有着一个比破坏意义更高的建设性的意义，所以如果认识不到我们在发展民主、推进民主方面所肩负的任务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就同我们所担当于肩上的任务有了矛盾。因此在民主的话语权的运用和发挥问题上，我们只能出示非常消极的内容。
到今天为止，我们在这里一方面作得很不够，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充其量把自己作为一个消极的共产党制度和共产党人事的破坏者，经我们之口说出的话，是一朝非常消极的否定性的语言，以至于我们的话语权所可能包含的内容好象是一坛酸白菜似的东西，又苦又酸。这样的情况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纠正，那么我们所能够带给中国人民的精神和思想品味就只能是酸苦味的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也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因此，我们如果真正地想要为这个国家和人民作事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目前所扮演的否定性角色适合不适合这这项事业之需要，就不能不成为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中国民主之路——不是我们个人的路，也不是我们当中的一部分志向相同的人的路，而应该是我们民族之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因此，如果我们仅仅站在个人的立场和角度上看待民主的问题，那肯定是不好的。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在民主的运动中个人的立场不是没有价值，也不是从个人立场上就没有民主可言，而是要组织民主运动这样的事情必然要迫使我们去体验和研究“人民”这个概念中所包含的内容，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作不了民运人士。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专家学者或者一般人的区别就在于民运人士以创造中国的民主运动为己任！
就权利的观点来看，任何人都有权说民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标准式”的民主理论，任何一家之言都有成立的理由，只是当民主的运动需要一种有组织的因素的时候，民运人士的言论才有可能表现出独立的价值。就从这一点谈起，民运人士就必须服从于一种约束，生活在一个自律性很强的秩序之中。也正是这种事情决定了民运人士要研究那些与他们自己的爱好、偏好极不投合的问题和事情。本文中所说的中国民主之路的就属于这一类，当然类似的问题在民运人士中间何至一两个？说到这里，我并不认为这类的问题对于其他的人也有同样的重要性，下面我就以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来论述。
法轮功作为一个民间气功组织的出现，是在中国的前毛泽东时代的统治“皮筋”被邓小平的政策“放松”之后的环境下的产物，因此它的出现根本就没有一个反对共产党的故意或者意图，相反它的“出世”行为已经为“放松政策”作了一个肯定性质的注脚；这种“注脚”的内容如果被我们可以解读出来的话，那么它作为一个非政治的社会团体在这个“放松”的环境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就是一个事实；这样的“事实”肯定不会发生在前毛泽东时代统治“皮筋”硼得很紧的空间中，因此它的存在意义可以用“共产党进步”了这样的方式作出来就一点儿也不错误。在这里我并不否认现在的法轮功是坚决反对共产党的，但是，我认为法轮功其所以走到了这一步是由1999年7月共产党镇压法轮功的行为所致。作如下的一个假设恐怕并不难：共产党若对法轮功的镇压推后5年或者6年，那么法轮功反对共产党的时间也会自然地后退5、6年。
问题就在于我们如果可以通过分析，整理出法轮功反对共产党的线索的话，我们对民主意义的多元化就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就是说在反对共产党、要求民主这样的事情上，法轮功也有着自己的一个历史，也有着自己的一条道路，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能够促使我们民运人士对于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之道路的卓有成效的探索的话，那么在反对共产党的事情上，我们作为一群政治人物却落后于法轮功信众的现象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呢？
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不是任意或者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政党所能够“占有”的，它在原则上说来，是我们民族的运动，因此也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如果说这个历史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话，那么我们民族要求民主的行为就不单是一个反对共产党的内容所能够囊括的，它是我们民族 100年来的那个“民主之梦”的继续，它要永远永远地做下去，即使在我们中国建立了民主制度之后，这样的“梦”也不会结束，而只会作得更好、更圆满！
在过去的时间里，人们认为梦可以从零开始，但是随着精神分析学的问世，人们发现了梦原来也有一套意义的装置，在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梦中，人们似乎可以发现隐蔽着的意义。如果说从这样的事情上对我们的精神能够有所启发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人民已经作过的那些追求民主的“梦”的意义到底有没有被我们解读出来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
200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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