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7日讯】一、引言
最近，台湾的知识界闻人李敖到大陆到处演讲，不但极力吹捧中共历史功绩无比，同时不时自我标榜他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
什么样的自由主义呢？
根据常识，我们得知自由主义大约有四种类型：心灵上的自由主义、生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
1、李敖不是心灵上的自由主义者
心灵获得自由，不受物欲控制，能够摆脱世俗性权力、金钱、荣誉的强烈牵制，甚至非常节制感官中固有的食色欲望，远离社会大众与社会事务，过一种性情恬淡、心灵平静的生活，时时注意保持心灵对物欲的自由，这样心灵上的自由主义，庄子、陶渊明应该是典型。了解李敖的人，都知道，他不是这种克己淳朴、淡泊名利的心灵自由主义者。他爱美色，爱金钱、爱荣誉、爱炫耀，而且自己也毫不掩饰，总之人世间一切感官享受，他都热烈追求，如醉如痴。
2、李敖关心的重点不在于经济自由主义
西方古典经济学派以来，自由主义学派提倡经济领域的放任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以便让经济领域的那个“看不见的手”，即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自行运动，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各得其所的合理化。
在中国大陆体制内的学者，近年来时常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无休止的论战。而体制外的很多异议人士，对这个问题不大关心，因为他们认为，中共国家机构无论干预还是不干预，目前权贵资本主义为主流的中国大陆经济领域，在民主宪政尚未建立之前，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
李敖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多，也没有系统的论著，因此还不能说他是个经济自由主义者。
3、李敖至多是个生活上的自由主义者
生活上的自由主义者，放浪形骸，不拘礼法，跟着感觉走，极力追求耳目声色的感官享受。历史上晋朝的所谓的“竹林七贤”，元朝末世的“玉山 草堂”顾阿瑛、杨维桢等等，就是典型。他们纵酒无度、宴会无度、追求美色无度，有的是官场失意后如此放浪，有的则是一边追求官场显贵，一边沉溺于感官纵欲。
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癫狂放肆，任性放浪。有次会客不穿衣服。客人自然觉得没有礼貌，责难他。他却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为何入我裤子中？”这样放浪不羁的藐视人类尊严与礼貌的风格，李敖是具备的。
顾阿瑛为了即时享乐，放弃仕途，中年而后营造玉山草堂，亭馆二十四座，迎春、消夏、送秋、品评书画、赏月观花、吟咏唱和、接待宾客等等， 各有其专用亭馆，他的园林和《三言》中诗酒傲视王侯的卢太学的园林，很可能是后来《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与之互文的母本。顾阿瑛经常邀击天下名士，聚会作 乐，几乎次次都少不了美女助兴，他供养姬很多姬妓，记载中有小鹬英、翠屏、素真、琼花、珠月、素云、小瑶池、金缕衣、等等。
杨维桢晚年老而愈加放浪，经常携带美女，泛舟于江浙，有时候宴席之上，恣意妄为，将他认为好看的绣花鞋自美女脚上脱下，用来当作酒杯托盘，轮番向朋友们敬酒。
李敖就是这类自由主义者，有些才情，感官发达，极端爱好感官生活，随心所欲追求耳目声色之好。这个方面，他是出色的，是典型的，不过能否像竹林七贤与玉山草堂的故事那样流传千古，还需要历史来验证。
二、李敖是假政治自由主义者
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学说应该是人权、民权、平公正、法治、自由、宪政等等。如果一个政权上下通体，动辄动用国家暴力，来压迫这些政治自由主义的必然内容，以人权与民权为敌人，为特权与腐败做后盾，而有人却要逆天下至理，赞美这样的政权和这样的暴政，那么他就是个假政治自由主义者。
我们再看清朝末期、民国初期的华夏思想家辜鸿铭先生的观点，十九世纪末期，他在一篇文章《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难题》中如此写道—
“任何一个研究欧洲现代制度之精神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最近一百年来，在通常所谓的‘自由主义’名义下，欧洲一直滋长着一种新的道德文 化意识，和一种迥异于那种可以称作为古代中世纪文化与秩序的新社会秩序观念。在本世纪末，即第一次法国大革命之前，一个名叫杜.克罗斯(Du Clos)法国人说:‘在法国，有一种理性的胚胎正开始增长。’无疑，一般认为，严格说来，今日所谓自由主义的那些思想和概念都是由本世纪法国哲学家们首 次真正认识到并传播开来。但值得奇怪的是，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人知道也估计不了这些法国哲学家们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们对耶稣会士带到欧洲 的有关中国典章制度所作的研究。现在，无论何人，只要他不厌其烦地去阅读伏尔泰、狄德罗的作品，特别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就会认识到中国典章制度的 知识，对他们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如果它对杜.克罗斯所谓的‘理性胚胎’的兴起没起什么作用，至少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思想之迅速与传播起过促进作用。众所周知，那种‘理性胚胎’最终发展成为自由主义思想，它在本世纪带来了欧洲中世纪制度的全面解体或彻底崩溃。”
“总而言之，我们相信现代自由主义的真正道德文化，如果不那么严格，恐怕是一种比来源于基督教《圣经》的欧洲中世纪文化更为博大的文化。 一方面过去的道德文化在人一般主要依赖于希冀和敬畏的情绪，而在另一方面，新的道德文化在依赖于人性的整个理智力量：求助于他的理性和情感。在旧的文化 中，那种关于人性的理论是‘性本恶’（人生来就处在原罪中），即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说是坏的。可现代道德文化的理论则认为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说是好的（‘性本 善’），而且如果它得到适度的发展并求助于它自身，在世界上就会产生健全的德行和社会秩序。旧文化的方法起源于‘敬畏上帝乃智慧之发端’，现代文化教育方 法则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起源于基督教《圣经》的古代文化的语言是象征性语言，即形象、符号、隐喻性的语言。现代道德文化的语言则是具体实在的语言，即科学语言。一种语言是这样说：‘对于他，正确使交谈有条不紊会显示出上帝的恩赐。’而另一种语言则说：‘要想治国，必先齐家，要想齐家，必先修身’。”
“以上便是我从人性论、教育方法和语言上，对古代中世纪道德文化与我们称之为欧洲现代道德文化之间不同点的一个概述。我相信，欧洲古代的 和现代的文化，对于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社会法律制度的影响也将是不同的。古代道德文化使得人们对权利和权威盲目和消极的服从；现代道德文化的影响即如麦 嘉温博士谈及中国人的特征所说的那样：‘国民自治自赖乃有国家’。欧洲中世纪道德文化的结果，用一句话来说，是封建统治。而自由主义旗号下的现代道德文化的结果，则将是嘉温博博士所说的‘理性民主’，即自由制度的统治。”
我们不厌其烦引用辜鸿铭先生著作，原因是“自由主义”不那么简单。辜先生所谈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政治自由主义。他的目的是为了谴责假自由主义之下的欧洲军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对类似于当时中国那样被侵略国家的伤害。他没有像李敖那样，为专制强权高唱赞歌。辜先生对那种伪自由主义予以强烈批评，他继续写道—
“因此对于欧洲人民来说，要想逃脱被其军国主义负担所压垮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为了获得我们称之为那种普遍自由主义名义之下的新的道德文化而斗争。 但是欧洲人民要实现这一点，很难说清要花多长时间。就我个人看来，上世纪欧洲的那种自由主义确已衰退。比康滋菲尔德伯爵在谈到他那个时代英国的自由主义 时，说他惊奇地发现其已经变成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独裁。我以为今天欧洲那种自由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独裁：一种‘养尊处优集团’的独裁。前一世纪的欧洲自由主 义是有文化教养的，今日的自由主义则失去了文化教养。过去的自由主义读书并懂得思想；现代的自由主义为自身利益却只看报纸，断章取义、只言片语地利用过去那美妙的惯用语。前一世纪的自由主义是为公理和正而奋斗，今天的假自由主义则为法权和贸易特权而战。过去的自由主义为人性而斗争， 今天的假自由主义只是卖力地促进资本家和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如果能设想一个在上个世纪不得不杀死国王、险些推翻王权暴举的十足的自由主义者再生今日，那 么他肯定会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布鲁图斯’（Brutus）的话来告戒今天的假自由主义者：‘难道我们打击世间的一流人物
只是为了助纣为虐吗？难道我们现在
以卑鄙的行贿玷污我们的手指
出卖我们廉耻的广阔空间
只是为了换取可能得到的这么一堆垃圾吗？
我宁愿做条狗去吠月
也决不做这样一个罗马人’。”
“然后我们却不必绝望。我相信目前的所谓的‘殖民政策’运动在欧洲的最后终结，将会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复兴。”
（以上均引自黄兴涛等译，海南出版社，一九九六八月第一版《辜鸿铭文集》上 P.169-185之《文明和无政府状态 或 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难题》一文）
现代政治自由主义必然包括对特权、专制、暴政的否定，和对人道、自由、人权、民权的认可与提倡。李敖认为中共富强了中国大陆，认为中共统治是汉唐以来的太平盛世，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假政治自由主义者的论调。
中共造反，在大陆战胜了中华民国政府，将它的统治权压缩到几个岛屿，破坏了中国现代化正常的进程，后来野蛮落后的统治造成的杀戮、死亡、贫困、饥饿、 愚昧、生产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严重分配不公、贪污腐败横行、人心普遍低劣等等，都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中国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是倒数位 置，金融黑洞悬在国民的头上，随时会如同山洪迸发出来，危害国民和社会。人民普遍地贫困，如何能够说中国大陆富裕？而中共的军事力量，表面上看，先进武器 的名称应有尽有，实际上由于军队的腐败更加黑恶，贿赂公行，有才智者不得重用，有金钱权力靠山者，可以加官进爵，军官多数忙于投机钻营，请客送礼，行贿受 贿，士兵也因此而怠惰懒散，心怀不满，总之官兵都无心于真正的军事训练，加上它的武器系统品质上的平庸，不但在强大的自由民主世界的军事力量面前，是不堪 一击的，就是在拥有威胁中华安全传统的日本军事力量面前，也不占优势。昔日伊拉克战场的战争，就是民主世界先进军事制度、先进武器系统和苏式中式的军事制度和落伍的武器系统的较量，那种极大的悬殊，举世尽知。如何能够说中共强大了中国呢？
废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更不是中共的功劳，那是中华民国的功劳，历史自有记录。
目前中国大陆到处横行国家恐怖主义，官府的权力，有官场后台的黑道势力，随时侵犯人权、民权，这样的大陆如何是兴旺发达？人权和民权没有保障，这样的兴旺进步，只是特权群体和腐败群体的利益上的进步和专政手段上的进步。
李敖甚至含沙射影说六四事件中“是人民逼迫执政者杀人”。这是何等荒谬的诬陷！当时人民不过是行使一些基本的人权—游行、 示威、请援要求对话、要求惩办官倒等等，统治者就动用武装力量，动用包括国际公约在交战国之间也禁用的开花弹，大肆杀戮。那场杀戮是专制势力缺少非暴力思 维、不能顺应世界大势、一贯藐视生民性命、习惯暴力对付民众的结果。如何能够说是国民逼迫政府开枪呢？持这样观点的人能够是真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不会，绝 对不会。他从前对国民党的谩骂，并非他真的热爱真理，而是处于极端狭隘的个人仇恨。如果他真的热爱真理和正义，为何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实施如此明显的 双重标准呢？
三、李敖是个悲观主义者与犬儒主义者
刘宗正先生说过，李敖的作品里，没有丝毫对人类的爱，除了几本有点历史资料价值的著作外，其它多为玩世不恭之作。
我等以为，一个人，哪怕他口头上说自己是乐观主义者，但是他蔑视道德法则，邪正之间缺少公正，嘲笑任何伟大事物而又极力赞美感官享受，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漠不关心，那么他的灵魂深处，仍然是个悲观主义者。
如果一个天性温和的悲观主义者，那么他或许还能够避免堕落为犬儒主义者；如果一个天性外倾好斗的人沦落为悲观主义者，那么他就很容易转变为犬儒主义者，几乎嘲笑人间一切，几乎攻击一切，除了他自己之外，似乎人类历史没有任何正确和创造。
李敖就是这样的天性好斗的悲观主义者与犬儒主义者。
有位千里夫先生在他的《犬儒主义的起源》介绍道：“‘犬儒主义’的称呼无论是怎样的由来，这一主义信奉者的行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反正是挺歪的”。这些人的行为无拘无束，我行我素，无所顾忌，不知羞耻，无动于衷，粗俗无礼，虚荣自负，傲视一切，自我欣赏。”
辜鸿铭先生说过：
“悲观主义者是抛弃和扭曲了智识的人；犬儒则是抛弃了高贵品格之后，又抛弃了‘道德法律’的人。”
“悲观主义和犬儒，当起实际上抛弃高贵品格—抛弃道德法律的时候，却认为他们正以其坦率在挽救自己的高贵品格，挽救道德法律，而不像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那样，是通过自欺欺人。”
在李敖那里，他的智识是扭曲的，玩世不恭是扭曲的最大标志；除了对中共之外，他对人世间任何事物，都持犬儒主义的态度。一个犬儒主义者，如何能够是名副其实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呢？他到处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事实上他决不是个政治自由主义者，至多是个生活上的自由主义者罢了。赞美专制腐败为主流的中国大陆，怎么会是政治自由主义者呢？当然自封的就另当别论了。
杨天水于南京东山
2005年9月27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