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7日讯】<--ads-->
14、中共不抗战，那么在做什么？
抗战开始后，在国民党军队在前线浴血奋战之时，在无数的国民党将官和士兵在抗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之时，高喊着抗日的中共却龟缩在一角，借机发展自身力量。诚如毛在建政后的庐山会议上亲口所说：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就是配合日军夹击抗日军民，促使日本多多占领中国土地。中共阴险的用心昭然若揭。中共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中国共产革命”新阶段。正如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抗日这顶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下，实现自私的勾当”。可以说，在以后的八年抗战中，中共的反蒋始终是不遗余力的，而其功效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中显露出来。中共所为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军事上，中共下令改编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坚持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要把群众工作当作中心任务；只能坚持敌后山地游击战，其主要任务是求得在敌后的发展和扩张；根本任务是建立敌后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即分裂中华民国的中共农村独裁政权”。正是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中共军队的主要活动基本局限在日本占领区，正面战场仅参加了太原会战(平型关战斗) 和百团大战，而且也并不是主动参与。正是在抗日的幌子下，中共大加招兵买马，只求“打”影响以争取群众，只为保存实力便游而不击，只为给自己抢粮、抢物资、抢武器而小规模的袭击日伪、主要是伪军，只因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战。与国民党战死200多名高级将领相比，中共无一高级将领死于与日军的交战中；而在中国毙命的129名日军高级将领中，死于中共之手的只有3人。当大量的国民党官兵牺牲在对日抗战的战场上时，西安事变时仅有二万人马的中共却于 1939年开始对内宣称“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广大的国土上”，而且，毛在同年10月自豪的说道：“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的大党”。
其次，在政治上，中共采取无赖加流氓的做法，颠倒黑白，并在舆论上攻击国民党。毛在此时对党内所做的指示，还有他写下的所谓“光辉著作”，如“共产党员发刊词”、“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均表现了中共反蒋而要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和革命的统一战线，根本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统一战线了。这无疑是对中共在西安事变后所做的所有承诺和保证的公然背叛和绝妙的讽刺。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的政治丑闻在重庆传开时，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的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国民政府也气愤的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正忙于抗战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为了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此时实力大增的中共为了避免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悲剧”重演，毛设计了一整套包括理论、策略和种种手段继续扩张和公然扩张的办法，并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下，采取明暗两手，以反击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对他们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卖国路线的揭露、反对和限制。毛公开指责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为此，毛提出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
第三、在经济上，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中共在陕北广泛种上了鸦片，并冠以“大生产运动”的美名。
第四、在思想上，一方面，毛苦心竭虑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主要是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从而为中共的种种卑鄙行径找到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份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的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由毛泽东再次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
中共的所作所为都表明在中华民族最危亡的时刻，它并非如其宣传的那样英勇抗日，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将民族的利益抛在脑后。无怪有史家认为：中共的江山非得自于中华民国，而是得自于日本的侵略。确实如此。
15、为中共积累统治经验的延安整风运动
中共打着抗日的幌子，借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时刻不忘记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除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诸多措施外，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泽东苦心竭虑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即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从而为中共的种种卑鄙行径找到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份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的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由毛再次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通过整风运动，毛彻底清除了党内可以与己抗衡的人物和力量，从而确立了自己绝对的领导权威。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2000年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着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太阳》）已然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该书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和众多的典型个案将延安“抢救运动”的酷刑和惨状及整风运动的活生生图景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真正了解了不同于中共党史学家所描述的整风内幕，以及更深刻的了解了中共血腥、残暴的历史。
在中共这场整风运动中，与毛持有异见的人如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还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错杀了至今尚无确切统计数字的无辜者。毛还通过这场整风运动为他建政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建构完整的政治运动模式。
中共积累的上述种种手段和经验，在其后五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中得以不断运用，甚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民在这样的统治下的生活情况可以想见是多么悲惨，但是更为悲惨的是中共的高压统治和愚民宣传让中国人民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意识不到自己悲惨的处境。
16、皖南事变真相
中共为了扩张，非但不打日军，而且专打友军，非但不向敌人占领地区进攻，甚至向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的己方进攻。中共一手挑起的皖南事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七七事变后，根据国共之前达成的协议，中共红军游击队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但根据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的消灭之；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这样，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从来只打友军和不打日军。中共宣传的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即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可以说，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
1941年1月29日，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象，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中共借口抗日以扩张，借口抗日以反蒋的种种行为，终于在皖南事变中得到了报应。但是中共却借此大叫冤枉，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天大谎言洒遍全国，并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变，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动推向了高潮，将分裂、扩张和卖国的罪行愈演愈烈。
17、您可知道《南泥湾》歌咏的是种鸦片的情景吗？
有郭兰英唱过一曲旋律很优美的歌《南泥湾》，歌颂中共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但您是否知道，歌中歌颂的大生产运动是种植鸦片吗？当年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中共的这一恶行：“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的生产鸦片 ──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还愤怒的记载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的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而此时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为了提高国民素质抗战，提倡并推广了新生活运动，中华民国政府则开始了严格的禁烟运动，此举曾深招日本的忌恨。然而，中共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买武器来对付国民党和准备内战，竟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竟将鸦片源源不断的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坑害同胞，事后又将鸦片生产美化为“为了抗日而进行的大生产运动”，这在道德上和行为上都只能堪称是“绝唱”。可以说，中共为了达到夺权的目地，可谓是不择手段。
18、抗日期间中共通敌卖国行径
抗战期间，中共曾与日军暗地里勾结，协助日军攻打国民党军队，甚至还进行秘密谈判。
根据现有资料，中共与日军的勾结始于1941年。1941年4月，当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协定，同时，斯大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当时，中共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因为事关重大，饶、杨、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当即决定潘汉年返回延安，当面请示毛泽东，并要求中央给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开始着手和冈村宁次以及在南京的汪伪政权谈判缔约。
当饶、杨、潘到达南京后，首先去找了汪精卫，当即遭到了汪的拒绝。深谙共产党邪恶本性的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12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中共代表被汪精卫拒绝后，竟直接接触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经多次谈判后，饶漱石和杨帆返回苏北驻地；留下以潘汉年为首的工作组，继续完成和日军谈判缔约的工作。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弗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记中也证实了中共勾结日军的行径。他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的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另外，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也披露了一则抗战后期，中共背着国民政府和四万万浴血抗战的同胞，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该书披露：1945年6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信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六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1945年8月发现的秘密。
难怪那位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的指责道：“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像的概念。”毛所领导的中共在其以后的统治岁月中，又何尝忘记“人民也只不过是其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为了一己私利，中共真正是不择手段。中不过随着抗战的迅速结束，中共与日本的勾结才停止。
19、是谁首先发起了内战？
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上写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率先发动了内战。事实是：中共在抗日胜利后，就开始积极抢夺胜利果实，迅速占领了东北和华北若干地区，为打内战积极的进行准备。而中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为了国家计，为了人民计，竭力避免内战。但当所付诸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时，国共内战不可避免的爆发了。具体经过如下：
早在1945年底，由于苏军支持中共阴谋抢占东北和武力抢占东北，而政府军政府军不得不从东北的大门外打起，节节打退中共军队的阻击。中国的内战实际上已经在东北公开爆发。到了1946年6月下旬，国共军队在湖北和河南交界处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长达三年多的内战全面开始。此时中共将军队的番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而国民党军队仍称国民革命军。从1946年6月到1947年3月的这一时期，国民党军队占有绝对优势，并取得了张家口等战役的胜利。中共军队被迫全线退守，将主力调回延安。同时，中共在国统区采用运动战，使国民党军队逐渐减员。同时，中共利用抗战时在国统区安插的地下党，发动第二条战线，即通过发动学生运动，挑起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从 1947年3月到1948年9月，国民党军队开始重点打击延安和山东中共的根据地。由于国民党战术失当，更由于中共实力的壮大，双方互有胜负。1947年 6月，中共军队渡过黄河，进入了大别山河豫西，从而构成了对南京的威胁。1948年7月至次年4月，60万中共军队对山西太原发动了七次总攻击。太原国民党守军15万余人全部牺牲，但中共军队亦损失35万余人。战事十分惨烈，史称太原保卫战。据说，当中共军队攻陷太原，逼近省府大楼时，代省主席梁敦厚与省妇女会理事长阎慧卿服毒自杀。此后，自杀殉难者共计500人。该事件震惊中外。
1948年9月后，中共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败如山倒。国民党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发生了大逆转。1949年1月，李宗仁与其旧桂系将领，勾结失意政客，通电要求政府与中共言和，实即逼迫蒋介石下野。迫于压力，蒋介石决心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之职。李宗仁寻求与中共和谈，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共的野心，最终求和失败。4月，中共军队渡过长江，攻陷了南京。10月，中共建立新政权。12月，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并一直据守至今日。
20、中共赢得内战的原因
中共赢得内战胜利的原因如下：
第一，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策略使其在物质和军事上都积蓄了实力。而中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十四年的浴血抗战中，元气大伤，战后迫切需要时间恢复经济发展和军事休整。所以有专家认为：中共的天下得自于日本人。
第二，中共在外援方面，通过与苏联签订卖国条约，继续得到苏联在军事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和平的幌子下，得到美国的支持，并“利用美国又反对美国”，进而以此制造舆论反对国民政府。
第三，中共在国统区开辟的“第二条战线”，即发动人民和策动学潮“反内战”，为其发动内战制造有利的舆论条件。
第四，在军事上，毛使用了绝不用来打日本的“运动仗”，即“人海战术”。然而，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虽曾亲自指示他的军队要练习打运动仗，却绝对不准许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用运动仗来抗日杀敌。因为，那是专为打国民党抢天下准备的。比如淮海战役以政府军死一人、中共军死五人为中共所赢得的胜利，就是中共“人肉战略和人肉战术”的胜利。中共为了彻底歼灭长春守城敌军，与为了逼迫敌军投降而不惜饿死十数万长春人民，并且连逃出城来的老百姓也要将之堵回去“饿死”的“战略和战术”，和中共在内战期间用枪口逼迫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打冲锋，甚至逼迫地主、富农家的妇女裸体打头阵的“战略和战术”，虽然为他自己的后辈军人所不齿，但是，中共却正是依靠这样的“战略和战术”，才打赢了那一场内战。
第五，中共二十余年实行的“挖心战术”，也是打败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抗战时期，中共利用合法进入各级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时机，布下了重重关系，用毛对重庆地下工作的指示来说，就是“隐蔽精干和长期埋伏”。中共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布下了“天罗地网”，暗结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这一条战线，既能直达蒋介石身边，如担任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了国民政府调动军队大权的中共地下党刘斐中将，又能涉及国民党的重要部门，从而为中共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这样，当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陷于窘境时，国民革命军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军事势力，就在中共的攻心下，叛变的叛变，反戈的反戈，“起义”的“起义”，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临极而生变，实际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时机罢了。
第六，国民党自身原因。国民党内部的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军事上策略失当，也是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中共就这样赢得了内战，但它带给中国人民的除了超过半个世纪的专制、血腥、苦难和黑暗外，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摧残和破坏，以及人们对神的信仰。@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