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术编辑的“真善忍”艺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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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华采访报导)64岁的邱兆金,退休前是山东省大众日报社的主任美术编辑。因修炼法轮功2000年被非法判处三年劳教,被折磨得医院都拒绝治疗后才被保释回家。凭借炼功,十天里老人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很难想像眼前这位皮肤白里透红,神采奕奕的国画老人,十年前竟是个又黑又瘦的长发抽象派画家。是什么改变了他的艺术之路,改写了他的生命轨迹呢?邱兆金说:“真善忍给了我全新的生活。”

在法轮功学员的营救和加拿大政府的帮助下,前不久邱兆金从山东济南来到了多伦多女儿家。邱先生全家修炼法轮功,95年妻子王延英最早开始,不久邱兆金也加入了,然后他们的女儿楠楠和儿子丘柏还有女婿都相继得法。下面是记者对邱兆金夫妇的部分采访记录。

问:我从资料中查到,您是很有名的现代派画家,不但山东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对您评价很高,在国际上,您的作品也多次被邀请去瑞士、德国、法国、美国等国举办个人画展。但96年正值您事业创造高峰期,您突然终止了现代派艺术的绘画,放弃追求了大半辈子的艺术生涯,能请您谈谈其中的原由吗?

答: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95年7月我学了法轮大法,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二是99年后我因说真话而遭迫害,差点死在劳教所里,被关两年多出来后,也一直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上挣扎,根本没机会拿起画笔搞创造。

我生长在山东农村,60年考上山东省艺术学校国画专业。我从小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三字经》背的很熟,对《西游记》“八仙过海”“崂山道士”“三仙姑”等传说印象十分深刻,对修佛修道之事一直都很向往。

后来我到了大众日报社做报纸的美术编辑,每天听的看的都是“为工农兵服务”“为党服务”等口号,特别是文革后期,我就开始反感这些不合实际的宣传和灌输,因为我觉得艺术应该是独立的,给人带来审美情趣的东西,不是拿来为政治服务的。于是在逆反心理作用下,我把大量时间用在了研究西方哲学和西方现代绘画艺术上,想借此来冲破党文化的单一性。


记得当我第一次听到港台歌星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我很吃惊,我从来没想过歌曲还能有这种唱法。当我第一次接触西方绘画艺术时,我也很震惊,无论是素描,水彩画还是油画,都是那麽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完全打破了过去我所认知的“党领导一切”的单调乏味的东西,于是我开始自学西方现代绘画方法,从印象派、后现代派到抽象派,我什么都学。我那时才发现,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有着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人性的表达是多么的千姿百态啊。

在报社我主要是上夜班,于是白天我就在家画画,我拚命的学啊,画啊,画了上万幅画。那时我很执著于这个追求,经常是饭不吃,觉不睡的画。慢慢的我就开始小有名气,国内的专家觉得我冲破了传统艺术的旧观念,很有创意,国外的专家又觉得我的作品揉和了中国传统特色,很新颖,于是我的画很受欢迎。

97年新年山东省博物馆为我举办了个人油画展,展出了600多幅现代油画作品,都是一两米高的大作品。展览结束后,我就把它们全部赠送给了该馆。后来我又把自己创作的7000多幅作品,包括各种国画、油画、水彩画、素描等各种绘画作品,共七千多幅,全部捐献给了山东省美术馆。


问:对画家来说,作品就是他最珍贵的财富。您为什么要把自己毕生的作品全部无偿送给博物馆和美术馆呢?

答:这就说到我修炼的法轮大法了。我是95年7月开始学炼法轮功的。学了《转法轮》后,我觉得很震撼,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把最深奥的哲理全讲给了我们,从人是怎么产生的,当人的目地是什么,人为什么说在迷中,怎么才能返本归真返回去,宇宙的特性是什么,怎样做个好人等等,以前我看过很多西方哲学和中国古典哲学和各种宗教书籍,可是没有人能象师父讲得那麽透彻、清楚、明了,我学了后整个世界观都改变了,我觉得自己彻底变了个人。

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谈到现代人道德观念的变异,回想自己的现代绘画创作,我认识到人类道德急速下滑的可怕和危险,而现代艺术正好是人类变异观念的充分暴露。回头看看自己过去那些印象派抽象派作品,我发现有很多嘈杂、纷乱,燥动不安的魔性在里面。无论画画的人,还是看画的人,都要处在那种阴暗晦涩的心境才能看懂现代派绘画的情绪宣泄,于是我决定从此终止我的现代艺术创作,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修炼中。等我净化好自己后,我再重新创作真正符合人类应有道德标准的纯正的艺术作品。可没曾想,还没等我准备好,迫害就开始了。

刚开始炼功时,由于年龄大骨头硬,我连单盘都盘不上,疼得要死,可我坚持炼下去,那时我们每天都到山上的炼功点集体炼功。一年后我能双盘了,两年后我能双盘3个小时也不疼了。在打坐中那种心如止水,而一切皆透彻如镜的美妙感受,是人类语言描述不出来的,也是没经历过的人想像不到的。

随着我定力的增加,我的心越来越纯洁、平和,我也就越来越不喜欢现代绘画风格了。刚好那时省博物馆为我举办个人作品展,我就提出捐献给他们,他们很高兴,要电视台、报社采访我,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找到更高更美的艺术了。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在博物馆和美术馆展出我修炼后的艺术创作,将体现纯正、美好的艺术作品呈现给观众。

问:720后您去北京上访,结果被判三年劳教,差点死在劳教所里,您能谈谈这段痛苦经历吗?

答:我修炼法轮功后,不但整个人生观改变了,艺术道路改变了,我的身体健康也改变了。由于长期上夜班,加上对现代艺术的执著与拚搏,我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肩周炎等疾病,痛苦难忍。单位每年都要给我报销4000多元的医药费,炼功后我一粒药都没吃过,身体却奇迹般变好了。以前我又黑又瘦,后来变得白里透红。到11层楼的办公室上班,以前坐电梯都不舒服,现在上上下下跑来跑去很轻松,单位公款吃喝等事我也不参加了,同事们都说我完全变了个人。

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共产党的污蔑和镇压,我怎么也想不通,于是就和儿子一起到北京上访,结果我家先后六次被警察非法抄家,被抢走现金和罚款一万多元,我们的护照,身份证等重要证件都被无理没收了。后来未经任何法律程序,我和儿子被判三年劳教。

在王村劳教所,我们被7、8根电棍同时电击,还被罚坐,一天11个小时坐在带楞的小板凳上,屁股的皮都磨破出血了,还被面壁罚站,一站十几个小时,还每天5次强迫唱歌,强迫看诬蔑法轮功的电视录影;晚上经常被带去谈话,睡眠时间极少,目的就是要“转化”我们。

我们不转化,他们就把我们送回济南刘长山劳教所强迫劳动。命令我们用砂纸打磨铁銹,天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又脏又累,干了一年多,还有就是包装卫生筷子和做出口塑胶扎花。那时我们顿顿吃的都是发霉、发黑的面食,加上清水煮白菜,没加油,更没有肉。


当时我儿子也被关在同一劳教所的另一个监室里。儿子年轻单纯,因受变异的现代观念影响,他觉得说说假话骗骗警察,在承受不住酷刑折磨时,顺水推舟的接受了歪理邪说的欺骗,他心里想:你不许我说法轮功好,那我就不说好,但出来后我还说法轮功好。于是儿子就这样似是而非的被转化了。

劳教所派了很多人来转化我,我就给他们谈我学大法的认识和体会,把他们都驳倒了,最后警察把儿子派来转化我。孩子见我面一句话也不说,我却借这个机会跟儿子谈了一天一夜。

比如我谈到关于电视插播大法真相的事,我告诉儿子为什么插播不是违法的。因为大法教我们完全做个好人,做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我给儿子讲起以前他买馒头时别人多给他一个,由于修炼后心性的提高,他立即将馒头送回的事。这样的功法带给社会的只能是好处,绝没有任何害处,特别是现在世风日下,道德败坏时期,更需要这样的功法来教人重德行善。可江泽民等人却编造出天安门自焚伪案来欺骗毒害世人,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干出这样下贱邪恶的勾当,有人站出来讲真相,告诉人们真实的情况,这有什么错呢?怎么是违法呢?儿子听后终于清醒过来了。

当时儿子的同学刘健也被关在刘长山劳教所。刘健很坚定,从绑架开始他就一直绝食抗议,直到他被警察害死。起初刘健被关在紧闭室里,我曾偷偷去看过他。由于长期绝食,他人很瘦,但精神很好,他鼓励我去劝说更多的学员不要接受转化,要坚持到最后。后来他被转移到三楼隔离室,由两个刑事人犯时刻监视着。我经常看见警察拿着灌食用的白塑料管上三楼。

2001年12月28日那天,刘健上厕所时,被人从三楼厕所窗户推下摔死。事后我听说,此事是经刘所长秘密布置,二大队王队长亲自安排人干的。事发后,王即被调离工作岗位,那两位随时监视刘健的犯人也被秘密提前释放了。儿子遭遇同学的惨死后,对共产党的邪恶认识更深了,也不再被共产党的谎言欺骗了。

到2002年1月,我被迫害得每天发烧,高烧40度、哮喘、肺积水、心脏积水、胸膜炎、高血压及高血糖,很多病都累出来了。最后济南市结核病医院检查说:这个人已经无法治疗了,只能等死了。


问:听说您的提前解教与海外的营救有很大关系,能请您夫人详细谈谈吗?

王延英答:那时啊我还在新加坡。得知丈夫和儿子都被关进了人称“人间地狱”的王村劳教所,我的心都碎了,每天提心吊胆的生活着,每天都在担心,因为每天明慧网都报道出那麽多迫害致死案例。

“以前在家时,我和丈夫总是一起学法一起炼功,现在他被关在劳教所了,我却在这里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我心里真是难受啊,那时我只要一炼功,眼泪就止不住的流,可能是夫妻感应心心相通的缘故吧,他吃的苦太大了。”说到这,痛苦的回忆让老人有些泣不成声。

为了营救丈夫儿子,我辗转来到了加拿大。为帮助我们,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开展了很多营救活动,如给议院写信,开新闻发布会,街头征签,汽车巡回呼吁,给国内打电话发传真等,后来加拿大总理还专门给中国政府写信,敦促解决这一问题。有同修还专门给劳教所打电话,提醒他们善恶有报的天理。

后来我丈夫终于被允许保外就医,我儿子也被提前一年释放了。再此,我想对所有善良的人们表示感谢,我们每个人的一份努力,汇集起来就能改变整个世界。当时加拿大曾营救出十几位这样的大陆学员。


问:您出来后是怎么治好疾病,死里逃生的呢?

答:我于2002年9月18日回到家中,身高1.75的我只有35公斤。尽管被医院判了死刑,单位还是每天派两个人监视我,书记还带着保卫科长和卫生所所长来看过我,带来了一大包药让我吃。

我没吃他们给的药。回家后我就恢复了在劳教所时被迫停止的学法和炼功。10天后我身上的众多病症就基本消退了,一个月后我就完全恢复了健康,连单位领导都觉得太神奇了。

我一有机会就给人们讲我的亲身经历,单位领导说我根本没转化,反而是越劳教越坚定。我就跟他们讲,人明白真理之后,是舍命而不足惜的。后来在我准备来加拿大与妻子团聚时,我也是通过讲真相让单位同意放我走的。可街道办事处却从中阻拦,不给我出具结婚证明等,最后我只好向加拿大签证官解释我的情况,结果没有这些手续他们也给我办了签证。

现在尽管我出来自由了,可我知道,国内千千万万的功友还在苦苦抗争着。前不久听到苏家屯杀人集中营的罪行,我就去了渥太华国会山庄绝食请愿,呼吁加拿大政府关注并制止在中国发生的惨无人道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想无论在哪,真善忍对我的要求都是一样的,真善忍都会指引我做好我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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