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5日訊】（大紀元記者文華採訪報導）64歲的邱兆金，退休前是山東省大衆日報社的主任美術編輯。因修煉法輪功2000年被非法判處三年勞教，被折磨得醫院都拒絕治療後才被保釋回家。憑藉煉功，十天裏老人奇蹟般的活了過來。很難想像眼前這位皮膚白裏透紅，神采奕奕的國畫老人，十年前竟是個又黑又瘦的長髮抽象派畫家。是什麽改變了他的藝術之路，改寫了他的生命軌跡呢？邱兆金說：「真善忍給了我全新的生活。」
在法輪功學員的營救和加拿大政府的幫助下，前不久邱兆金從山東濟南來到了多倫多女兒家。邱先生全家修煉法輪功，95年妻子王延英最早開始，不久邱兆金也加入了，然後他們的女兒楠楠和兒子丘柏還有女婿都相繼得法。下面是記者對邱兆金夫婦的部分採訪記錄。
問：我從資料中查到，您是很有名的現代派畫家，不但山東藝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中央民族學院的教授對您評價很高，在國際上，您的作品也多次被邀請去瑞士、德國、法國、美國等國舉辦個人畫展。但96年正值您事業創造高峰期，您突然終止了現代派藝術的繪畫，放弃追求了大半輩子的藝術生涯，能請您談談其中的原由嗎？
答：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95年7月我學了法輪大法，讓我懂得了什麽是真正的藝術，二是99年後我因說真話而遭迫害，差點死在勞教所裏，被關兩年多出來後，也一直在生死存亡的邊緣上掙扎，根本沒機會拿起畫筆搞創造。
我生長在山東農村，60年考上山東省藝術學校國畫專業。我從小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三字經》背的很熟，對《西遊記》「八仙過海」「嶗山道士」「三仙姑」等傳說印象十分深刻，對修佛修道之事一直都很嚮往。
後來我到了大衆日報社做報紙的美術編輯，每天聽的看的都是「爲工農兵服務」「爲黨服務」等口號，特別是文革後期，我就開始反感這些不合實際的宣傳和灌輸，因爲我覺得藝術應該是獨立的，給人帶來審美情趣的東西，不是拿來爲政治服務的。於是在逆反心理作用下，我把大量時間用在了研究西方哲學和西方現代繪畫藝術上，想藉此來衝破黨文化的單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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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當我第一次聽到港臺歌星張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國心》，我很吃驚，我從來沒想過歌曲還能有這種唱法。當我第一次接觸西方繪畫藝術時，我也很震驚，無論是素描，水彩畫還是油畫，都是那麽豐富多彩，引人入勝，完全打破了過去我所認知的「黨領導一切」的單調乏味的東西，於是我開始自學西方現代繪畫方法，從印象派、後現代派到抽象派，我什麽都學。我那時才發現，作爲一個人，我們應該有著多麽豐富多彩的生活，人性的表達是多麽的千姿百態啊。
在報社我主要是上夜班，於是白天我就在家畫畫，我拚命的學啊，畫啊，畫了上萬幅畫。那時我很執著於這個追求，經常是飯不吃，覺不睡的畫。慢慢的我就開始小有名氣，國內的專家覺得我衝破了傳統藝術的舊觀念，很有創意，國外的專家又覺得我的作品揉和了中國傳統特色，很新穎，于是我的畫很受歡迎。
97年新年山東省博物館爲我舉辦了個人油畫展，展出了600多幅現代油畫作品，都是一兩米高的大作品。展覽結束後，我就把它們全部贈送給了該館。後來我又把自己創作的7000多幅作品，包括各種國畫、油畫、水彩畫、素描等各種繪畫作品，共七千多幅，全部捐獻給了山東省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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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對畫家來說，作品就是他最珍貴的財富。您爲什麽要把自己畢生的作品全部無償送給博物館和美術館呢？
答：這就說到我修煉的法輪大法了。我是95年7月開始學煉法輪功的。學了《轉法輪》後，我覺得很震撼，師父用最淺白的語言把最深奧的哲理全講給了我們，從人是怎麽産生的，當人的目地是什麽，人爲什麽說在迷中，怎麽才能返本歸真返回去，宇宙的特性是什麽，怎樣做個好人等等，以前我看過很多西方哲學和中國古典哲學和各種宗教書籍，可是沒有人能象師父講得那麽透徹、清楚、明瞭，我學了後整個世界觀都改變了，我覺得自己徹底變了個人。
師父在《轉法輪》卷二中談到現代人道德觀念的變異，回想自己的現代繪畫創作，我認識到人類道德急速下滑的可怕和危險，而現代藝術正好是人類變異觀念的充分暴露。回頭看看自己過去那些印象派抽象派作品，我發現有很多嘈雜、紛亂，燥動不安的魔性在裏面。無論畫畫的人，還是看畫的人，都要處在那種陰暗晦澀的心境才能看懂現代派繪畫的情緒宣泄，於是我决定從此終止我的現代藝術創作，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修煉中。等我淨化好自己後，我再重新創作真正符合人類應有道德標準的純正的藝術作品。可沒曾想，還沒等我準備好，迫害就開始了。
剛開始煉功時，由於年齡大骨頭硬，我連單盤都盤不上，疼得要死，可我堅持煉下去，那時我們每天都到山上的煉功點集體煉功。一年後我能雙盤了，兩年後我能雙盤3個小時也不疼了。在打坐中那種心如止水，而一切皆透徹如鏡的美妙感受，是人類語言描述不出來的，也是沒經歷過的人想像不到的。
隨著我定力的增加，我的心越來越純潔、平和，我也就越來越不喜歡現代繪畫風格了。剛好那時省博物館爲我舉辦個人作品展，我就提出捐獻給他們，他們很高興，要電視臺、報社採訪我，我都拒絕了，因爲我找到更高更美的藝術了。我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在博物館和美術館展出我修煉後的藝術創作，將體現純正、美好的藝術作品呈現給觀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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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720後您去北京上訪，結果被判三年勞教，差點死在勞教所裏，您能談談這段痛苦經歷嗎？
答：我修煉法輪功後，不但整個人生觀改變了，藝術道路改變了，我的身體健康也改變了。由於長期上夜班，加上對現代藝術的執著與拚搏，我患上了嚴重的胃病和肩周炎等疾病，痛苦難忍。單位每年都要給我報銷4000多元的醫藥費，煉功後我一粒藥都沒吃過，身體却奇蹟般變好了。以前我又黑又瘦，後來變得白裏透紅。到11層樓的辦公室上班，以前坐電梯都不舒服，現在上上下下跑來跑去很輕鬆，單位公款吃喝等事我也不參加了，同事們都說我完全變了個人。
這麽好的功法却遭共産黨的污蔑和鎮壓，我怎麽也想不通，於是就和兒子一起到北京上訪，結果我家先後六次被警察非法抄家，被搶走現金和罰款一萬多元，我們的護照，身份證等重要證件都被無理沒收了。後來未經任何法律程序，我和兒子被判三年勞教。
在王村勞教所，我們被7、8根電棍同時電擊，還被罰坐，一天11個小時坐在帶楞的小板凳上，屁股的皮都磨破出血了，還被面壁罰站，一站十幾個小時，還每天5次强迫唱歌，强迫看誣衊法輪功的電視錄影；晚上經常被帶去談話，睡眠時間極少，目的就是要「轉化」我們。
我們不轉化，他們就把我們送回濟南劉長山勞教所强迫勞動。命令我們用砂紙打磨鐵銹，天天勞動十幾個小時，又髒又累，幹了一年多，還有就是包裝衛生筷子和做出口塑膠扎花。那時我們頓頓吃的都是發黴、發黑的麵食，加上清水煮白菜，沒加油，更沒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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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兒子也被關在同一勞教所的另一個監室裏。兒子年輕單純，因受變異的現代觀念影響，他覺得說說假話騙騙警察，在承受不住酷刑折磨時，順水推舟的接受了歪理邪說的欺騙，他心裏想：你不許我說法輪功好，那我就不說好，但出來後我還說法輪功好。於是兒子就這樣似是而非的被轉化了。
勞教所派了很多人來轉化我，我就給他們談我學大法的認識和體會，把他們都駁倒了，最後警察把兒子派來轉化我。孩子見我面一句話也不說，我却借這個機會跟兒子談了一天一夜。
比如我談到關於電視插播大法真相的事，我告訴兒子爲什麽插播不是違法的。因爲大法教我們完全做個好人，做個爲別人著想的好人。我給兒子講起以前他買饅頭時別人多給他一個，由於修煉後心性的提高，他立即將饅頭送回的事。這樣的功法帶給社會的只能是好處，絕沒有任何害處，特別是現在世風日下，道德敗壞時期，更需要這樣的功法來教人重德行善。可江澤民等人却編造出天安門自焚僞案來欺騙毒害世人，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一個政府幹出這樣下賤邪惡的勾當，有人站出來講真相，告訴人們真實的情况，這有什麽錯呢？怎麽是違法呢？兒子聽後終於清醒過來了。
當時兒子的同學劉健也被關在劉長山勞教所。劉健很堅定，從綁架開始他就一直絕食抗議，直到他被警察害死。起初劉健被關在緊閉室裏，我曾偷偷去看過他。由於長期絕食，他人很瘦，但精神很好，他鼓勵我去勸說更多的學員不要接受轉化，要堅持到最後。後來他被轉移到三樓隔離室，由兩個刑事人犯時刻監視著。我經常看見警察拿著灌食用的白塑料管上三樓。
2001年12月28日那天，劉健上厠所時，被人從三樓厠所窗戶推下摔死。事後我聽說，此事是經劉所長秘密布置，二大隊王隊長親自安排人幹的。事發後，王即被調離工作崗位，那兩位隨時監視劉健的犯人也被秘密提前釋放了。兒子遭遇同學的慘死後，對共産黨的邪惡認識更深了，也不再被共産黨的謊言欺騙了。
到2002年1月，我被迫害得每天發燒，高燒40度、哮喘、肺積水、心臟積水、胸膜炎、高血壓及高血糖，很多病都累出來了。最後濟南市結核病醫院檢查說：這個人已經無法治療了，只能等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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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聽說您的提前解教與海外的營救有很大關係，能請您夫人詳細談談嗎？
王延英答：那時啊我還在新加坡。得知丈夫和兒子都被關進了人稱「人間地獄」的王村勞教所，我的心都碎了，每天提心吊膽的生活著，每天都在擔心，因爲每天明慧網都報道出那麽多迫害致死案例。
「以前在家時，我和丈夫總是一起學法一起煉功，現在他被關在勞教所了，我却在這裏叫天天不應，喚地地不靈，我心裏真是難受啊，那時我只要一煉功，眼淚就止不住的流，可能是夫妻感應心心相通的緣故吧，他吃的苦太大了。」說到這，痛苦的回憶讓老人有些泣不成聲。
爲了營救丈夫兒子，我輾轉來到了加拿大。爲幫助我們，加拿大的法輪功學員開展了很多營救活動，如給議院寫信，開新聞發布會，街頭徵簽，汽車巡迴呼籲，給國內打電話發傳真等，後來加拿大總理還專門給中國政府寫信，敦促解决這一問題。有同修還專門給勞教所打電話，提醒他們善惡有報的天理。
後來我丈夫終於被允許保外就醫，我兒子也被提前一年釋放了。再此，我想對所有善良的人們表示感謝，我們每個人的一份努力，彙集起來就能改變整個世界。當時加拿大曾營救出十幾位這樣的大陸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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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出來後是怎麽治好疾病，死裏逃生的呢？
答：我於2002年9月18日回到家中，身高1.75的我只有35公斤。儘管被醫院判了死刑，單位還是每天派兩個人監視我，書記還帶著保衛科長和衛生所所長來看過我，帶來了一大包藥讓我吃。
我沒吃他們給的藥。回家後我就恢復了在勞教所時被迫停止的學法和煉功。10天後我身上的衆多病症就基本消退了，一個月後我就完全恢復了健康，連單位領導都覺得太神奇了。
我一有機會就給人們講我的親身經歷，單位領導說我根本沒轉化，反而是越勞教越堅定。我就跟他們講，人明白真理之後，是捨命而不足惜的。後來在我準備來加拿大與妻子團聚時，我也是通過講真相讓單位同意放我走的。可街道辦事處却從中阻攔，不給我出具結婚證明等，最後我只好向加拿大簽證官解釋我的情况，結果沒有這些手續他們也給我辦了簽證。
現在儘管我出來自由了，可我知道，國內千千萬萬的功友還在苦苦抗爭著。前不久聽到蘇家屯殺人集中營的罪行，我就去了渥太華國會山莊絕食請願，呼籲加拿大政府關注並制止在中國發生的慘無人道的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我想無論在哪，真善忍對我的要求都是一樣的，真善忍都會指引我做好我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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