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平：曹思源与他的“三只手”
【大纪元3月6日讯】曹思源是江西景德镇人。他告诉朋友，景德镇手工业发达，是资本主义萌芽比较早的地方，明清时期陶瓷业就很有规模。“解放”后全面落伍，现在更是落后得一塌糊涂。几次“瓷都”评选，桂冠为外地所摘。
据我观察，曹思源有四大特点，一曰眼镜片奇厚，以致眼睛凭空放大数倍，好不“吓人”；二曰嗓门大，声若洪钟；三曰性情诙谐洒脱。虽然年已花甲，但说到高兴处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四曰名字多。先叫曹海泉，后叫曹思源，然后又有“曹破产”、“曹私有”、“曹修宪”、“曹宪政”等名号。
据说，曹海泉所以决心改名，是因为叫“海泉”者太众。“思源”有三层涵义：一，思考问题要深入根源；二，父母是裁缝，养大自己不容易，不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三，表达一个中国人不忘根本的思想。
刻苦研读，探求真理
曹思源小学时就嗜“读”成僻，常常在别的孩子玩耍之际抱着报纸不放。大人们对这个小不点的读报热情如此之高，既惊讶又新奇，十分不解。望子成龙的父母颇感安慰。
中学时期，曹思源当选为校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分发报纸杂志。这项工作可太对他的心思了。本来半个小时就能完成分发工作，曹思源为了满足自己强烈的阅读欲望，声称非二小时不行，于是班主任老师特许他自由支配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这一状况一直维持到高中毕业。他后来对朋友们说，这一时期为他打下了广博的知识基础，提高了阅读能力和自学能力，受益非浅。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处在高潮，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大规模武斗遍及城乡，社会气氛极度恐怖。为什么会发生文革？为什么那么多善良的人会无缘无故遭到揪斗？他百思不得其解，由此萌生了探究文革产生根源的强烈愿望。这时，曹思源提前一年大学毕业，参加所谓重中之重的“三线”建设。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曹思源知道，要想搞清楚正在发生的一切的原委，必须从历史入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他很清楚，当时所有的历史书籍都是以阶级斗争的观念写成的，不仅简单化，而且绝对化。为了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无论是《世界通史》还是《中国通史》，他都将新旧、中外三个版本对照着看。然后，他研究中国和西方思想史，最后通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那时，他最缺的就是时间。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干部曹思源主动要求下车间当工人。他告诉友人，自己十分厌恶阶级斗争，如果做干部，今天这个运动，明天那个运动，他还不烦死了。另外，他所在的工厂是一家制药企业，他要求去的一车间负责混料反应。操作工投料、密闭、抽真空后便无事可做，五、六个小时后才出料到下一工序。很多人这时睡大觉或者打扑克，曹思源则大看其书。上班时间能够看书，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吗？对曹思源而言当然没有。
随着学习的深入，曹思源逐步认识到文革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人一旦有重大发现与心得，就会有强烈的交流欲望。俗话说得好，“求其友声”。但他得不到朋友们的理解。一天，他漫无目的的在景德镇街头徘徊到半夜，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将小小的景德镇走了好几遍。他发现，自己一个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同学朋友无数，居然找不到一个对话者，更不用说知音了。由于内在强烈的交流冲动无法在现实环境中实现，写作意愿油然而生。
1974年，曹思源调到景德镇市委党校工作。这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利用下乡的机会，在农家完成了批判毛泽东的文章《左倾领导路线必须清算》。文革后期，中国的政治环境越发黑暗残酷，他的行为有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曹思源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改变了他的命运。1979年，他报考于光远先生的研究生。过五关斩六将，他入围了最终的候选名单，但是他的外语十分弱，在最后的竞争中没有优势，是这篇批毛的文章令于老网开一面，破格录取了他。曹思源常常对朋友们说，若非于老，他就进不了北京，他终身感激于光远先生。
破产法、私有化的政治意义
曹思源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全部问题是政治制度问题，他将自己的任务确定为批判现实制度。批判制度既可以从思想上政治上入手，也可以从经济基础出发。曹思源认为，从经济角度批判更为深入扎实。他借用马克思的话说，你认为一个制度不合理，仅仅说它上半身不合理是不够的，还必须论证它的经济基础不合理，它会导致生产的倒退、社会的破坏。这才是论证的根本方式。所以，尽管他的思想深处是对整个制度的根本性批判，但表现出来用以说服大众的方式却是纯经济的。曹思源认为，这样才能挖出它的根。
曹思源认为，不论写多少立论市场经济的文章，都赶不上做好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淘汰机制这篇文章。他所以大力提倡破产立法，是因为它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他表示，工人说起来是所谓国家与工厂的主人，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关心国家与工厂的命运。因为他们有大锅饭可吃，差一点的有大锅粥，再差一点的有大锅稀汤。总之，别人有他也有，而且基本相当。所以他们认为国家与工厂的事情与己无关，根本不上心。而如果企业能够破产，饱食终日者突然连大锅稀汤都喝不上了，他们就会研究企业垮掉的原因。他们将会发现是这个体制砸碎了自己的饭碗，是这个制度搞得自己不得不饿肚子。这就唤醒了老百姓的政治意识，唤醒了他们公民的责任心。这是国家发展与振兴的前提。世间之事，重要者莫过于此。
在曹思源持之以恒的努力下，破产立法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并由他担任起草工作小组组长。有友人问，别人是否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得意地哈哈大笑：没有。曹思源同时认识到，一分财产一分责任。只有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够拥有财产，即生产资料私有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锅饭和奴役制度。他表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等于无人所有，等于官有，实际上老百姓如同一无所有的奴隶。于是他又积极推动私有化。
“曹修宪”
1981年，曹思源就提出宪法应该做根本修改。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宪法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据朋友介绍，曹思源认为，今天的中国宪法“有所进步，尚未到位”。他表示，说它进步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一，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了宪法，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虽然写进宪法是一回事，落实宪法是另一回事，但毕竟保护私有财产有了宪法依据，开启了捍卫私有财产权的历程。二，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他认为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因为毕竟它将过去一再反对的东西写进去了。虽然写进去之前、写进去之时与写进去之后所发生的事件证明，那只是假惺惺的表态。但只要宪法写进了这一条款，人们就可以“循名责实”。这就为维权运动奠定了基础。
宪法的主要问题在于，依然保留着专政条款。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说，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过程中，进入社会主义它就应该废止。他又说，有专政就没有人道、就没有人权。专政与法治是截然对立的。它是不讲任何法律根据的镇压，它将人分为“自己人”与“异己分子”，只讲身份不讲法治，它不是针对行为而是针对人采取行动，理论上完全站不住。专政同样是一个历史范畴，应该与时俱进、有其终点，不能万岁万岁万万岁。另外，违宪审查制度仍然没有建立。最重要的，政治权力没有分立，依然是独裁政治体制。他表示，不管是伟大的独裁还是善良的独裁，都不能代表民意，都解决不了权利的归属与权力的制衡问题，就是神仙独裁也不行。
曹思源一只手抓破产法，一只手抓经济私有化，一只手抓修改宪法。故笔者称其为“三只手”。
乐天派
2003年6月，曹思源在青岛主持召开了一次大规模民间修宪研讨会，提出修宪“双十建议”。三年多来，不仅他本人遭到当局全面监控，公司活动也受到当局骚扰，以致很多业务望危而逃，公司在萎缩性再生产中艰难度日。
不过，曹思源与警方的“友谊”却不是始自近日。早在1989年，他即以组织与策划“反革命暴乱”的罪名被投入秦城监狱。按他自己的话说，到秦城转了一年。当局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没有查出违法行为。这一结论充分暴露出当局的无能与无知——既无法证明曹思源有罪，又坚持不承认他无罪。
针对公司的经营现状，有朋友置疑他继续维持公司存在的意义。他表示，有这个平台多少还能够做一点事，而且坚持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等待时机。他认为，政治改革已经无法继续滞后，不可能再拖很久。他说自己是学马列的，虽然早已超越马列主义，但马列主义对自己仍有一定影响。他坚信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告诉友人，如果将眼睛仅仅盯住船板，结论必然十分悲观；但实际上水在流，船在走，中国的宪政大业希望无限。
2006年1月15日星期日于北京香山
（原载于《开放》三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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