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主权移交：十年中流砥柱在

【大纪元6月29日讯】（编者注﹕今年七月一日是香港主权移交十周年，新纪元特制作香港主权移交十周年专题，刊登在第25期封面故事）。文章分四篇，分别为﹕《香港主权移交﹕十年中流砥柱在》﹑《北京权斗阴影下的“高度自治”》﹑《法轮功八年抗暴屹立不摇》﹑《香港“一国两制”本来就是海市蜃楼》。

第一篇文章﹕

主权移交：十年中流砥柱在

文 ◎ 吴雪儿

在即将到来的七一前夕，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为《新纪元周刊》题字寄语港人：“反对倒退争取民主”。走过风风雨雨的十年历程，港人公民社会日益成熟，香港人一向都有拼搏精神，面对困难仍会勇往直前。主权移交10年来，中共政权逐步侵蚀香港的司法独立，又违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承诺，市民一次又一次上街表达不满，港人通过不断努力的抗争，一次次地抵挡住中共的侵蚀，未来在自己的手中掌握。

1997年7月1日，割让给英国政府超过100年之久的香港，主权移交中国。10年过去了，香港在国际舞台上跃升为“示威之都”，港人的公民意识日趋成熟。在即将到来的七一前夕，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为《新纪元周刊》题字寄语港人：“反对倒退争取民主”。

在过去的10年，“一国两制”承诺是兑现了还是失败了？当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及制订的〈基本法〉是否保障了香港人？香港主权移交10年的现状是中共的恩赐还是港人的争取？谁是香港的“中流砥柱”？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根据该声明，香港自1997年7月1日起，终于主权移交祖国。中共政权在声明中向全世界宣告：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及资本主义制度，将维持50年不变。1997年7月，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中共政权承诺香港人50年不变，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谓的“马照跑，舞照跳”。然而，还没过5年，中共就食言了，包括推翻终审法庭的裁决，先后三次解释〈基本法〉。

前香港人权监察主席夏博义回忆当年九七移交主权后香港的情况说：“主权移交后，香港的情况比很多人想像的要好，很多人以为〈基本法〉只会维持数个月，然后就会变成像大陆一样，走共产极权主义；我的好朋友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告诉我说，我可能是其中一个少数被逐出境的人，立法会议员李柱铭认为我会被监禁。我自己在想，当时我是一个人权组织的主席，他们肯定不会拘捕我，我的估计没有错。”

七一移交主权当天，夏博义担任一个人权组织的观察员，观察了当天由支联会发起的大游行，从香港岛的铜锣湾游行到中环，主题是“结束一党专政”。

他说：“游行一开始，气氛很紧张，因为这是主权移交后的第一次游行，一位很高级的警官走到游行队伍的前头与请愿人士握手。看到这个情景，让我感到游行会顺利进行，最起码在短期内香港主权移交前所享有的传统自由会延续。”10年后，夏博义说，自由是延续了，但正在遭到蚕食。

移交前五年的“平稳过渡”

主权移交初期，香港人并没有直接感受到来自北京的压力，首5个年头，有人说是“平稳过渡”。说是“平稳过渡”，也不是说没有风浪。

1997年7月2日，泰铢受对冲基金狙击，引发亚洲金融风暴，并引爆香港股灾，由房地产和股市支撑的泡沫经济爆破。香港经济由高峰迅速下滑，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同时急挫，加上当时特首董建华在1997年度香港行政长官施政报告提出的“八万五”建屋计划：每年私人楼宇单位、居者有其屋单位和夹心阶层住屋计划单位供应不少于8万5千个，希望10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共房屋的平均时间由6年半缩短至3年。结果，香港楼价在1997年10月 19日的最高峰后的一年间下跌了一半，其后在1999年曾反弹两成，但随着“八万五”时期所兴建的楼宇陆续落成，加上种种因素，楼价在其后3年多再下跌超过四成，在2003年8月24日更跌至谷底。在这5年零10个月，香港楼价下跌七成。

“八万五”建屋政策是董建华被批评得最多的政策之一，市民普遍认为，“八万五”建屋计划是楼价下滑的元凶。当时就有时事评论员嘲讽地说过：“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董建华则制造了负资产阶级。”

1998年的“胡仙案”，让舆论质疑司法当局的公正性。当时的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以公众利益为理由，决定不予起诉涉嫌串谋“笃数”虚报《英文虎报》印量的星岛集团前主席胡仙。胡仙案最不合理的地方，是梁爱诗对胡仙的“选择性不检控”，只检控胡仙的下属，而不检控同案的胡仙。过去中国是“刑不上大夫”，现在香港却是“法不控富人”。更惹人不满的是，当局对待学生案与胡仙案却截然相反，保安局对学生采取“选择性拘捕”，三百多宗没有申请的和平集会和请愿活动，只选择性地检控两宗，而对象都有大学生。

1999年1月29日，香港终审法庭裁定香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无需经中共公安部门审批，即可享有在香港的居留权。其后，香港政府向中共国务院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9年6月29日进行释法，指只有在出生时，父或母已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内地子女，才可拥有居港权。梁爱诗对以上事件的处理手法被批评导致香港法治向下滑泻。

2000年10月，董建华于其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接纳所有由教育统筹委员会提交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改革的范围包括课程、评核机制及不同教育阶段的收生制度。

层出不穷的教育改革推行了差不多7年，一直被香港市民和教育界诟病。从事教育工作40多年的司徒华形容教育改革“一塌糊涂”，他批评政府没有顺应香港出生率下降的趋势，推行小班教学，提高教育质素，反而不断兴建新校，另一方面又加速杀校，令家长、学生和教育工作者怨声载道。

学者撰文四万字回顾及总结

前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讲师、曾出任《信报》总编辑一职的练乙铮，曾于2005年6月中在《信报》撰写了17篇文章，名为《浮桴记》，记录他自1998年起担任港府中央政策组顾问，直至2004年7月5日被革除职务期间所观察到的问题。

他在《浮桴记》开宗明义：“我不认为这许多的政策失误，问题都出在董先生或特区政府身上。在政治方面，我认为错误的根源主要在于北京处理香港问题时，犯了历史性的路线错误”。

在经济失误上，练乙铮分析说：“港英时代的‘积极不干预’，好比古法筑桥，政府不必很懂香港和相关经济的特质、结构和政策参数，已经可以应付裕如……董先生的介入政策实乃匹夫之勇；他只能倚靠一些他由衷认为是爱国爱港、肯承担、道德情操高尚的血缘精英和商界奇才；结果董先生推行的经济政策不仅成少败多，还为后来‘官商勾结’的指控埋下伏线而不自知，真是可叹亦复可怜！”

北京处理失当

谈到在特区政府政治方面的失败，练乙铮认为：“特区政府的错误是次，北京的错误是主，因为影响太强劲了。内外两害交加在香港的错综复杂政治环境上，香港不受重伤才怪。”

他说：“不是董先生不卖力，而是北京把题目出得太难了。北大人只管板起脸使劲地吹香港的政治冷风 ……大陆上的经济政策变了，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服从稳定发展经济的需要而少搞、不搞了，但异见分子还是抓，香港报刊还是禁，传媒还是党垄断，互联网页还是审查，宗教还是打压，手段不同而已，政治意识形态里的命根子还是史达林那一套”。

虽然一般认为董建华任内最大失误是八万五，但练乙铮认为，董建华任内最大失误是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

香港人以行动数次遏止倒退

司徒华认为，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算是主权移交10年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也算是主权移交以来香港民意最重大的胜利。行动不单只是挽回了主权移交后6年的倒退，还维护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司徒华说：“香港市民很争气！主权移交10年中，香港市民都在反倒退中不断的壮大了公民力量，使香港社会不会出现大的倒退。”

司徒华又列举了港人反倒退的2个事例：超过25万人上街反对政府提出的政制发展方案，以及立法会议员梁家杰成功参加特首选举。

2005年12月4日，超过25万人上街要求一人一票普选特首。陈方安生也在游行人群之中，她表示，自己是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参加争取普选的游行。

司徒华说：“反对政改方案是另外一次港人反倒退行为。当时曾荫权提出政改方案，其实这个政改方案并非民选政制的进步，很多人看不到其中细节的阴谋，该次大游行支持了立法会内25票否决了政改方案。”

2007年2月14日，选举主任冯骅法官裁定，梁家杰获有效提名为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候选人。虽然梁家杰最后没有胜出，不过，司徒华认为整个参与过程在于揭露这个制度的不合理。同时，香港人也关注了香港的大事，公民力量提高了，又是主权移交以来一次港人反倒退的成功举措。“通过竞选过程，人才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可以迫使另一位候选人曾荫权说出他将来施政要做哪些符合香港人意愿的事。”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孔令瑜于2004年获得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选为40岁以下的亚洲英雄之一，皆因她和“民阵”于2003年发起了超过50万人上街的“七一大游行”，展示了不可思议的人民力量。

她回忆九七主权移交时，政府在社会上所营造的是一派庆祝的气氛：“香港脱离了殖民地的统治，我们回到了自己祖国的怀抱。”然而，孔令瑜却和很多香港人一样，没有感觉到那份喜悦，她还记得主权移交那一晚：“我有哭，我看到彭定康走的时候，我有不开心。我觉得我不想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这样一个政权，因为在‘六四’的时候，它杀了我们很多的同胞。”

港府向北京负责 向商界倾斜

孔令瑜觉得九七主权移交对香港的市民是一个忧虑，她说：“我们真的活生生地见到很多人的权利被剥削，而香港政府亦都真的不怕告诉你，它只不过是向（中共）中央政府负责任，它只不过是一个小圈子选举出来的政府，亦很大胆地告诉香港市民，它不是一个向市民负责任的政府。”

孔令瑜指出，2003年七一大游行后，北京政府派了很多人来香港“了解情况”。 2004年在筹备七一大游行有所谓“还政于民”口号上的争拗是“没事找事来争论，（有人）故意挑起事端”。接着有“爱国论”，有很多不同的中共中央官员，开始很老实不客气地批评香港的民间运动、香港的传媒等：“气氛开始非常紧张，而到2004年七一的时候，矛头也不再是讲是否有07、08普选，因为人大已经释法了，大家都好像妥协了，要面对现实了。民阵再喊07、08普选，好像人们不愿再听；也在争拗人数的问题，转移了我们争取普选。”

她续说：“其实（中共）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是最不尊重一国两制的。而香港市民和香港的民间运动，很多时都生活在一个威吓和自我审查的情况里面，讲每一个议题，都怕触动（中共）中央的神经。”

不过，孔令瑜指出，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政府其实助长了民间力量的兴起，亦因为这个政府，它们如此独裁，也如此小圈子、如此向商界倾斜，其实也令市民的自觉性和反思性强起来。”

孔令瑜观察到香港的民间社会在健康地成长起来：“正是因为压迫力越大，其实反抗力亦越大，亦都是市民对现在的政制的反省，对现在社会现状的反省，我相信很多市民也都是掌握得到。”

民间力量在反思中健康成长

正如孔令瑜所说，香港的民间力量正在崛起。九七后，特别是出现民间成功反对23条立法事件以后的几年间，很多香港人不惜“抛头露面”上街抗议，甚至公然抗命。其中较为轰动的有支持徐嘉慎律师与港府打官司，反对政府填维多利亚海港的保护海港协会，以及最近一群关心香港历史文化保育人士为保护天星码头被拆卸而进行抗争的市民。

如果没有发生港府不理会民意而强行拆卸有近50年历史的天星码头事件，也许没有很多人听过“何来”这个名字。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的何来，于去年12月12 日，因反对清拆天星码头，在钟楼附近示威。当日下午约3时，她从电话亭爬上天星码头的檐篷，用美劳刀割烂及用手撕破包裹着天星码头及钟楼的大帆布。她其后被拘捕。6月1日被裁定刑事毁坏罪名成立，判处120小时社会服务令。

这位“天星女斗士”说，如果要重新选择一次，她仍然选择这样做，她解释说：“因为我看到警察还是未动，如果他们是够机警的话，就应该即时分开工人和示威者……法律赋予我们有权去示威，那我们去示威时，行动是考虑到我们不影响公众秩序，既不伤害到人，又要表达到意见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想到做到最尽，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去做示威的责任。”

现时何来仍积极参与保育天星码头旁的皇后码头的工作。最近，政府成功申请拨款拆卸已被评为一级受保护文物的皇后码头。虽然政府表示将来会另觅地点重置码头，但并没有承诺时间表。由一些专业人士组成的民间团体向政府建议原址保留皇后码头的可行方案，却只有建议的份儿。

何来说：“所有的技术困难我们已经全帮它（港府）处理了。有什么技术困难呢？就是没有技术困难……他们（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官员）不会考虑。他们从头到尾的态度就是不会考虑这些方案……政府让市民去选的4个方案里面，全部都是重置……”

拟再拆25个殖民建筑古迹

何来透露，政府还准备拆卸另外25个类似的殖民地建筑物。何来指出，民间向政府争取保留古迹的最大阻碍力，是背后的政治取向：“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中环发展规划里面，另一个隐藏的议程是（兴建）解放军码头，让解放军的军舰可以停泊。他们连自己的咨询都没有拿来去问我们的居民，他们就去建这些。因为中英联合声明里面谈主权移交的时候，中环的将来发展是会包括这样一个码头。这是我们最近才知道的，他们最近才讲出来告诉公众。”

让香港人决定自己是什么人

谈到主权移交10年的感受，何来认为，主权移交后，香港人有一个身份定义上的思考：“我们香港人要自己找回自己的历史，香港人是一个什么模式的人种是香港人自己决定，不是（中共）中央政府帮他们决定的。”

何来认为，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应考虑到公民的权利，应该有抗衡政府去做错误决定的能力：“如果我们知道政府在做一件错事时，我们不可能容许以公众资源继续支撑一件错事做下去。”而香港作为国际城市，何来说，公民权利和政府运作架构之间应该建立一个可以平衡社会发展的机制：“当然这件事是很新。现在起码暂时未有，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做。”

主权移交10年，中共人大3次释法，当中包括否定了港人要求07/08双普选的诉求。今年主权移交前夕，中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于6月6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中共）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没有明确的，根据〈基本法〉第20条的规定，中央还可以授予，不存在所谓的‘剩余权力’问题。”

人权法律协会亚洲区执行长朱婉琪说：“吴邦国有这样一句话冒出来，他想再一次提醒这个所谓“一国两制”的一国的身份，一种主权上的宣示，而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提醒。他再一次要告诉香港人这个“一国两制”的本身，是中央给予香港人的一个恩惠，从香港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人权警讯。这个授权，再次显现中共想要侵入和破坏一国两制的企图。”

中共难阻七一大游行成焦点

主权移交周年在即，北京一方面努力营造一片歌舞升平的气氛，另一方面，派出大量特务到香港，打压香港的民主派，破坏法轮功学员派发《九评共产党》及协助中国大陆民众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服务中心，收紧中国大陆及台湾旅游人士在七一期间来港的签证申请；又向外输出中共党文化，派出解放军歌舞团在七一期间举办大型汇演，企图抹去港人对中共军队1989年六四屠城的愤懑；无神论的中共更为节目取名为《神圣》，让人啼笑皆非。

今年警方对七一大游行的主办单位“民阵”亦诸多刁难，除了游行宣传品在内地遭禁印且不让他们上街宣传外，警方至今仍不肯同意开放3条行车线给游行人士。更加难以接受的是，港府以早晚有主权移交活动为由，要限制游行在3个半小时内完成。孔令瑜相信，这一系列对七一游行的限制，都是因为受到中共的压力。

孔令瑜说：“（香港市面上）周围都是庆祝主权移交的东西，坐巴士你看到不停地在播放主权移交消息，电视新闻不断说，又有球队来了，游行期间他们来踢足球，然后晚上又放烟花。我们为什么唱这么大的反调呢？有时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应该要做的，就是要去做……今次始终是主权移交10年，而在香港的历史也是很重要的一刻。无论只有3个小时也好，3个半小时也好，我们一定要展示我们这一份力量。我亦很肯定，这些压力肯定是来自香港政府和（中共）中央政府。虽然有9千万（政府搞10 年主权移交庆祝活动所花费的公帑）的主权移交活动，但是我肯定他们的眼光和所有事的焦点，一定只是放在那3个小时的七一大游行。”
　

第二篇文章﹕

北京权斗阴影下的“高度自治”

文 ◎ 张海山

无论在五十年代或者是今天都是一样，香港的高度自治实际上是笼罩在北京权斗的阴影之下。最近，中共在香港大搞周恩来生平展，抬出香港左派的主师爷的牌匾，实际上是为中共建政后负责香港事务的第一位大佬上香。目前北京权斗白热化，鹿死谁手尚且难说，在北京阴影下香港的政界也充满变数。

2007年为纪念香港主权移交10周年，作为先奏，中共从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搬出100块展板，在香港公开展出，冠名为“为中华之崛起——周恩来生平业绩展”。 其实，05年12月，类似的《为中华之崛起——周恩来青年时代业绩展览》，就在香港潮州商会大厦搞过，当时不过3天而已，这是一般此类中共宣传洗脑性展览在相对自由化的香港的正常忍受期。

值香港主权移交10周年大纪念，中央又不厌其烦的把周的青年时代扩展为生平业绩展，从2月26日起在香港浸会大学揭幕，预定14天。到期后，又发布消息，“因观众反应热烈，主办机构特别安排延长展期”。虽然是个托词，但这一延就是延到了3月底，足足把14天的皮绳，拉长到了35天。

周恩来是中共在港澳事务中的首位真正的背后话事人，中共是在刻意祭出周恩来，抬出香港左派的主师爷的牌匾，实际上是为中共建政后负责香港事务的第一位大佬上香。

随着中共主宰香港事务部门的最高人事变动，有关的香港政策也跟着左摇右摆，无论在五十年代或者是今天都是一样，因此香港的高度自治实际上是笼罩在北京权斗的阴影之下。

港共随北京权棒而舞

香港真正的代言人随着中共的权力分配而不断更替，无论在主权移交前，还是主权移交主权移交后，香港的利益脉络一向是错综复杂，包括外交、统战、商业、国安、公安等十几个中央部委都在其中享有官方和个人的双重利益，真乃千头万绪，但最终拍板者，经历了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每一次大头领的变换，香港都无法避免一场大波动，所以说，以目前香港政治制度的条件，香港根本没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元神，其权力和政策都只不过是寄生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之下的一条化蛹。

中共建政后在香港的初期发展，以传统的“左派工会”为核心。1966年5月，文革在中国大陆展开。国务院原本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在8月指示不在香港搞文化大革命。

廖承志之父廖仲恺乃蒋介石的“同志”，国民党左派元老，与共产党极为亲密，壮年遇害。1949年中共建国，第一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乃廖承志之母何香凝，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员。至1978年恢复更名为侨务办公室，廖任主任。廖承志是周恩来手下的红人，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期间，便非常欣赏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青人”。

1967年1月，廖承志被红卫兵夺权。香港左派在大陆文革的影响下，随即展开对抗港英政府的斗争。1967年香港爆发反英抗暴暴动，史称为六七暴动，亦称五月风暴，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期的暗杀、放置炸弹。结果51人直接在暴动中死亡，另外超过800人受伤。期间香港出现传言，指北京打算收回香港。后由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指示，对香港“不动武”。

整个事件持续到当年12月中，由周恩来向香港的左派下达直接命令停止炸弹风潮，六七暴动亦告终结。

杨光是香港在1960年代左派工会的领导人。他被指在1967年左派工会暴动期间担任工会的领导人，应该对暴动期间所造成的无数人命损失负责。所以，当香港主权移交后于2001年获颁授大紫荆勋章（GBM）时，引起全香港哗然，认为有人意图粉饰过去的历史。

邓小平压廖挺姬掌握香港事务

邓小平掌权后，廖与邓理念不合，邓有意打压廖，香港便发生了“罗孚冤案”。罗孚任香港具有“党报”功能的左派《大公报》副总编、《新晚报》（《大公报》创办）总编、全国政协委员，有半个多世纪党龄，毕生的报纸生涯，忽然一夜之间，就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罗孚被控有“间谍”之罪名，从1982年到1993 年，被“困”北京10年之久。

当时以罗孚署名的文章与新晚报（偏中性）一起，是唯一被香港社会所接受的来自中方的“党的喉舌”。这样一种身份和报纸，使罗孚在共产党对香港高层、特别是文化人的统战工作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罗孚被控罪后并未入监，而是被圈在家中，且明确告之，不是真有其罪，就是拿他开刀而已。

廖、邓这一仗并没有真打起来，廖在次年就去世了，但是罗孚在“狱”中经历了六四事件后，彻底醒悟，走向了与中共对立，出来后成为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知识份子。

廖去世后，由姬鹏飞接手，正好赶上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互换批准书生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姬鹏飞以其多年的外交实践和经验，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姬鹏飞辛苦5年，搞出了草案，受到邓小平的嘉奖。

江泽民辣手摧姬

姬鹏飞没有料到的是，他这样的元老级人物却栽在了江泽民的手里。据说，有两个人一直被江泽民惦记着，一个是姬鹏飞，另一个是刘华清。这两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里人脉都非常深，也都没拿江泽民当回事。说起来不能怪这两位老人不尊重钦定的“核心”，是因为江确实平庸无能，样样不通。江泽民鼠肚鸡肠，谁要说一句看不起他的话，他是非要报复的。

姬鹏飞是中共外事系统实权派，也曾是接管香港的首脑人物。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港澳办主任、人大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权高位重。姬胜德是姬鹏飞的独子，提起江泽民来也是出口不逊，这让江泽民脸色更难看。姬胜德是总参情报机构联络部的部长，和远华走私安主犯赖昌星私交甚好。而刘华清的女儿是姬胜德的下级，所以江泽民把他们串起来打。

1999年3月中旬，姬胜德在珠海接获通知，让他赶回北京玉泉山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姬胜德赶到会场一看，发现气氛不对劲，无人跟他打招呼。接着就被抓起来了，当时大有判死刑之势。姬胜德出事后，正在北京香山养老的姬鹏飞曾先后四次写信给江泽民等请求宽恕独子姬胜德，免其一死，但遭到拒绝。姬鹏飞绝望之下于 2000年2月10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关于姬鹏飞的死讯，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只发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江泽民没有出席他的追悼会，中央军委、军方的四总部、国防部也没有送花圈。但姬胜德母亲许寒冰终于通过元老与遗孀路线为儿子争得死缓。被关在总参监护所的姬胜德参加完父亲葬礼后，感觉前途更加无望，于8月13日用牙刷柄割脉，并吞服70多片利眠宁（安眠药），但自杀未遂。姬鹏飞的妻子许寒冰要求江泽民准予其子姬胜德以高血压症为由保外就医被拒，又提出每周探望三次、送食品不受限制的要求。又遭拒之后，许悲愤难抑，于2001年9月14日晚吞服安眠药自杀，后在三O一医院被抢救了过来。

九七之后新旧左派矛盾大

邓进行改革开放以后，香港富豪看到了大陆的商机，随后纷纷摇身成为红顶商人。尤其是在九七前后，出现了一批被传统左派称为“忽然爱国”的资本家，他们与中共各级官员和太子党一族在大陆权钱互动，敛财无数。由于紧密的利益关系，港商们迅速建立起一条条直通中央的关系网。

传统左派和红顶商人因向中央争宠而互斗互踩，而随着“一切向钱看”的世俗观的大流行，这些新左派挟财走动，效果当然显着，传统左派的理想主义逐渐被置入冷宫。红色资本家集团成为香港最具实力的阶层，现实主义、利益至上权衡一切。

加上，香港富豪个个通天，香港政商界重量级人物都直接与港澳办联系，向上传话，较少与中联办横向沟通，令中联办的运作有些像老鼠拉龟，无从下手；活动圈子逐渐缩小到传统左派的范围内，至消息不灵，误判形势，香港50万人上街，23条立法受挫。

最后中联办被收回权力，重新纳入港澳办管理。同样情形，港商界对董建华治港的经济状况不满，私下弹劾，致使2005年3月12日，行政长官董建华突然宣布因健康问题而辞职，时任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于6月21日获中央政府正式任命出任特首。

曾几何时，传统左派九七前一度弹冠相庆，但中共收回香港后，并没有出现大量传统左派人物得势的情形。这使传统左派非常不满且怨言颇多。

胡锦涛香港政策的新动向

香港九七主权移交后，曾庆红在帮着江谋划权力的同时，逐渐成为香港的新大佬，港界人等纷纷进京拜码头，曾庆红后来干脆把其弟弟曾庆淮作为文化部特派员送到香港帮着照看，曾以其惯用的特务手法对香港进行红黑两道大融合。

香港知名记者，也属于传统左派阵营的程翔替胡锦涛人马在香港搞调查，在曾的头上动土，结果“罗孚冤案”事件重演。2005年4月程翔被控涉嫌间谍罪在中国广州被捕，至翌年8月31日被判监禁5年，因而受香港传媒关注，对左派的信心更是彻底的打击。

江退位后，胡温以反腐为名，成功的削弱了江家帮势力，据传，曾庆红亦表示将在十七大全退，香港事务面临着重组与填充。另一方面，面对党心涣散，军心动摇，摇摇欲坠的政体，胡似乎于心不甘，急欲重建共产理论基础，几次上中共老区示范。

有消息透露，胡若真正执掌香港事务之后，将重新重用传统左派人物，传统左派理想主义的心理情结，对胡来讲无论在大陆或香港都有其利用价值，加上传统左派近年严重受伤，急盼胡出掌抚顺，重新得宠。

近日坊间有关传统左派人物曾德成将进入香港特区政府“内阁”的消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来的。

香港政策利益事关中共各派厉害关系，各省市部委在香港都有自己的利益打算和代表人物，最终的结果也不可能是胡的一厢情愿。目前北京权斗白热化，鹿死谁手尚且难说。但从胡在香港10周年大抬传统左派的红色掌门周恩来来看，至少胡中央在做姿态性试探，水深水浅有待进一步观察，但香港被笼罩在中共权争阴影下的局面，恐怕还将继续维持。

第三篇文章﹕

法轮功八年抗暴屹立不摇

文 ◎ 梁珍 图 ◎ 新纪元

香港法轮功堪称是一国两制的最大观察指标。经历了八年多的风风雨雨，香港法轮功学员没有被中共打压下去，反而在香港历史上写下了不少和平抗暴的战勣。

人权法律协会（Human Rights Law Foundation）亚洲区执行长、人权律师朱婉琪最近在台湾面见了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专员、荷兰国际人权专家范博文﹐该官员第一句问朱婉琪：“香港法轮功怎么样了？”

谈到香港主权移交10年，少不了要提到在“一国两制”安排下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法轮功在香港，以及他们在香港的活动，都是国际社会的好奇焦点。

一个在中国被残酷镇压的群体，却是中国境内的一个特区的合法团体，他们的活动，他们所遭受的待遇都在见证着“一国两制”有否落实的一个重要指标。

记录香港十年大事晴雨表

今年适逢主权移交10周年，翻开香港大事记，不难发现特别是1999年之后，很多大事都和法轮功紧密相关，法轮功也成为考核香港“一国两制”的温度计。

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中共在港喉舌一再警告要在香港取缔法轮功。2001年初，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辞职，据称和中共钦定的董建华关系不和，其中包括当年将香港大会堂场地租给香港法轮功做修炼心得交流会用途，以及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澳门主权移交中国活动被法轮功抗议事件。

前港府中央政策组顾问练乙铮在《浮桴记》认为：“陈方安生与中共关系的转捩点，是1999年底‘法轮功’事件……当时陈方安生仍是政务司司长，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法轮功在香港既是合法组织，其一切活动，如不违反香港法律，都在许可之列。这就构成陈的‘死罪’。”

2002年底，港府强推〈基本法〉23条立法，当时愤而走上街头抗议的45条关注组成员之一的立法会议员余若薇毫不掩饰她的担心，她说，条例中最受关注的禁制组织条例一旦通过，法轮功首当其冲将会遭取缔。香港天主教教区主教陈日君以“今天镇压法轮功，明天轮到天主教”呼吁教徒上街力抗恶法。

与此同时，香港律师界、新闻界等也纷纷出来表达对23条立法侵犯人权的担忧，最终酿成2003年七一超过50万人上街游行反对23条立法。在民意压力下，23条立法被无限期搁置。

另外，香港法轮功学员在过去争取法律赋予他们的自身权利过程中就曾经发生过法轮功阻街案、台港遣返案，这些案件不单成为了重要人权案例，其中阻街案更成为港人在争取示威自由方面漂亮的一仗。

台港法轮功学员2003年联合状告港府非法遣返入境香港的台湾法轮功学员，图为其中两名原告，台湾人权律师朱婉琪连同香港法轮佛学会负责人简鸿章向港府递交公开声明，呼吁港府与法庭还台湾民众一个人权公道。

法轮功胜诉保障示威自由

2002年3月14日，16名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中联办外和平请愿，紧急呼吁制止江泽民的屠杀国内法轮功学员的命令。但在中联办向港府施压下，法轮功学员遭香港警察暴力非法拘捕，更被诬告以“阻街”等多项罪名。

经过3年多的抗争，2005年5月香港终审法庭撤销所有“阻街”罪名。当时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华在《苹果日报》撰文，对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的和平抗争表示衷心敬佩，认为他们真正实践了“真、善、忍”信仰中的“忍”字。他并赞扬“法轮功学员为香港示威自由打了场不小的胜仗”。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则认为，这对近年来香港当局不断收窄的请愿空间做出了贡献，意义相当深远。

身为阻街案被告之一的法轮功学员刘惠卿表示，“阻街案”重新肯定了香港市民根据〈基本法〉、根据〈人权法〉的条例，享有和平集会与示威的自由。经阻街案一仗，香港示威环境明显变得宽松，现在每月举行的香港市民声援中国大陆勇士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游行能够在港九繁华市区举办，也是彰显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法治精神。

台港遣返案考验一国两制

另一宗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案例是，台湾和香港5名法轮功学员于2003年控告香港入境处非法遣返台湾法轮功学员的司法复核案。这宗案件被认为是台港首宗跨境人权案。案件背景是当年有近80名台湾法轮功学员持签证准备参加香港举行的修炼心得交流会，遭港府拒绝入境，部分人更遭暴力遣返。法轮功学员要求讨还公道，促港府交出入境黑名单。

台湾副总统吕秀莲于2003年3月2日在总统府主动召开声援被遣返的台湾法轮功学员记者会上表示，这个遣返事件是香港实施“一国两制”5年来，人权沦陷的重大警讯与悲哀，并强调台湾人应重视香港政府幕后黑手──中共领导人──迫害人权。

香港高等法院于今年3月裁定法轮功学员败诉，目前案例正在上诉过程中。阻街案代表律师夏博义（Paul Harris）对法庭裁决表示失望，并指裁决显示香港法律对保障国际人权有漏洞：“港府在处理外国人士入境安排上，认为人权公约是不适用的，反映香港法律不能够跟上国际标准。”

原告之一的台湾法轮功学员、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上诉的意义在于给香港司法“补考”的机会。她说：“高等法院要面对的，不只是香港的原告，不只是台湾的原告或台湾的政府，你更要面对你做出一个退缩法治的决定，怎么对得起千千万万在香港土地上曾经为了要抗拒〈基本法〉第23条立法而走出来的香港人民？’　

中共害怕法轮功传播真相

虽然在“一国两制”保护伞下，目前香港法轮功学员炼功合法权利受到保障，但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只不过由公开转为地下，包括香港《大纪元时报》印刷厂被砸，出动中共国安绑架报社工作人员胁迫做特务等。

就在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七一访港之前，5月的一个月内有2名香港法轮功学员和一名法轮功学员家属在入境深圳时遭到抓捕，有国安人员扬言对法轮功学员“见一个抓一个”，而尖沙咀的展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及派发相关资料的真相点亦遭凶徒泼红油漆破坏。

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说，这显示中共特务的末日疯狂，他们非常惧怕法轮功学员传播特别是揭露中共邪恶的《九评共产党》等资料，“他们害怕民众知道有超过2,300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消息，以及中共野蛮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残酷事实。这其中任何一个真相如果昭示天下，在中国大陆变成广为人知，都足以导致中共迅速解体”。

中共眼皮下的退党中心

无论是九龙红磡火车站的“全球起诉江泽民” 的大横幅，或者黄大仙庙旁边导游口中的“法轮功大道” ，又或者港岛山顶旅游点的电视萤幕，以及设在各个真相点的退党服务中心，每天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驻足观看。

有美国官员向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高大维查询关于香港退党服务中心的情况，因为他们对在中国大陆境内都有退党服务中心感到不可思议。

法轮功学员在港九闹市区举办退党游行活动，揭露中共暴政的种种恶行，吸引了不少大陆游客的注目。有游客赞叹香港言论自由，游行人士讲出大陆人不敢讲的话。

在著名景点黄大仙庙的停车场通道上，法轮功学员长期风雨无阻地在此向大批大陆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导游称之为媲美尖沙咀的星光大道的“法轮大道”。

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七一访港之前，尖沙咀的展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及派发相关资料的真相点亦遭凶徒泼红油漆破坏。

挡不住的退党团队浪潮

黄大仙退党服务中心的张女士表示，每天都有数十名大陆游客在那里退党（退出中共）、退团（退出共青团）、退队（退出少先队）（即“三退”），有的甚至是整车整团退。退党服务中心去年曾收到一份大陆民众带出来写有1千名退党团队的名单，让他们很受鼓舞。也有大陆民众特意找到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哭诉大陆民众被中共迫害的事实：“有大陆基督徒对我们讲述家庭教会被打压的事情，还带出了20多名退党名单。他们说，很高兴香港能够有言论自由，他们在共产党的残暴统治下，敢怒不敢言。”

而一则以香港讲真相活动为背景的劝“三退”录像在YOUTUBE网页上点击量接近10万次。录像中，法轮功学员用扩音器向乘船的中国大陆游客劝“三退”：“中共就要解体了，由于中共封锁消息，你们在国内听不到，我们就是把真相告诉你们，希望你们把这个资讯带回去，带给你们的家人亲朋好友，会给你们带来福分。”

向游客喊话的法轮功学员邬太太表示，很多游客听到“三退”消息感到震惊，他们在默默思考。她说：“有的人听完后，转过头来就塞了张纸条要三退。有一个先生和我说，中共太坏了，要当场退党。他太太不同意，把《九评共产党》资料抢走了，后来这位先生对我说，我太太不好，我一定要退，我还要回去以后帮她退。”

今年七一也是“全球退党日”3周年的日子，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高大维特别呼吁中共党徒看看《九评共产党》，不要对中共再抱幻想，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退党大潮。

他说：“每天都有中共党徒在中国大陆因做尽坏事而遭到恶报，这种被天地惩罚的，真实的，触目惊心的案例，希望中共体制内的人士看看这些案例，在历史关键时刻走正自己的路，不要和中共邪恶为伍。”

他特别对香港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香港作为中共邪党的一个管辖范围，能够把对中共邪党说不的声音把它讲了出来，能够把揭露它本质的《九评共产党》，一批批的送到跪倒中共邪灵面前的中国同胞手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壮举。”

第四篇文章﹕

香港“一国两制”本来就是海市蜃楼

文 ◎ 吴惠林

香港的“一国两制”只是表象。中共之所以让香港“一国两制”，主要在诱惑台湾人民，期待台湾民众受到迷惑而倒向中国怀抱，台湾人民实应清醒的睁大眼睛拒绝任何统战伎俩，更不能对“一国两制”抱任何幻想！

有关香港自1997年7月1日主权移交中国后开始实施的“一国两制”，10年来的评论不曾中断过，大致上可分成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立论。由于中国早就向自由经济倾斜，因而经济面可说一直以来都是“一国一制”，而政治上香港不准“普选”，一切都听命于中共，与中国内部各省也没大区别，不也是“一国一制”吗？所以，我们不是可以说香港不论在政治或经济，10年来从未有过“一国两制”吗？

我们知道，所谓的香港“一国两制”，指的是维持主权移交后香港社会制度与中国社会制度的区隔，以保障香港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白话的说，就是邓小平所说的“香港舞照跳，马照跑”。不过，即便是这种定义的“一国两制”，实质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香港欲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生活方式不变，必须仰仗中国政府恪守承诺，对香港内部事务不加干预。虽然表面上中国让港人治理香港，但特区政府领导人却由北京首肯，以北京领导人马首是瞻，世人早已心知肚明。2007年6月6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香港〈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会上就公开强调，“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来自北京授权”，已证明一切！

这几年，香港政府已有“不准法轮功学员入境”、“马英九赴港签证不准”等等实例出现，而香港内部，香港名嘴被袭击、被恐吓要封咪事件；在香港出版的《大纪元时报》曾于2005年因为印刷商在中共施压下拒绝继续承印而差点被迫停刊；2006年2月香港大纪元办公室被中共雇派流氓进行恶意破坏，新购入的底片冲印机被砸坏；2006年8月，一直公开为法轮功团体争取公平待遇的香港民主党副主席兼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闹市被袭……。这与主权移交前的香港迥然不同，但与中国则颇类似。何俊仁就曾感慨说“北京与特区政府对香港的控制日益细腻，派出的特务更较以往为多，民主前景不容乐观”。因此，在言论、政治等“非经济面”的“一国一制”几年来已司空见惯，但在“经济自由”上，却都还受到高度评价。

《亚洲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2007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显示香港已连续第13年被评为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方，也就是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前后的经济自由度保持一致。不过，香港学者对此的解释是：由于主权移交前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打下了稳固基础，例如：没有贸易障碍的自由港、简单的商业规管制度、资金自由流动、低税制、良好的法治制度、保障知识产权、富弹性的劳动市场等。

可是，就在2006年10月1日香港公民党举办的论坛中，香港学者指出，香港政府近年对市场干预明显增加，数码港和建构各种“中心”的计划之提出就是证据，若政府处理不善，官商勾结难免出现。对此，《新闻周刊》也有文章指出香港特区政府近年多番干预市场，兴建数码港和与外国公司合营迪士尼乐园都是例子，而特区政府屈服于工会压力，承诺设定最低工资，更是政府干涉市场的明显例证。所以，香港特区政府逐步放弃被高度赞誉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应不是空穴来风，如此一来，香港的自由经济市场特色将逐步减退应可预见，经济自由度最高排名还能维持多久，值得观察。

此外，我们或许不能否认，香港这几年的经济成长由谷底回升，人民跳脱苦日子，虽已不复往日繁华，但总算差强人意，亦即港人“虽不满意，但尚可接受”。不过，我们也必须细究其因。众所周知，香港经济素以服务业为主（约占86%左右），而中国与香港于2003年6月底签署、2004年1月正式实施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简称CEPA），就可能是刺激因素。

CEPA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协助香港提振经济，由近两年的香港经济表现观之，应有相当成效。不过，要注意的是，CEPA中的“A” （arrangement），而主导这个“安排”的主子就是中共当局，无怪乎何俊仁会提醒说，香港原有的经济发展有其独特性，如今“面向中国”或者说“依赖”中国后，反沦为中国经济体的一部分，连经济命脉都被中共控制，等于是被中共掐着脖子，怎可能会有自主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CEPA繁荣了香港经济，同时也带来了中国伦理道德沉沦的恶习，“欺骗”、“不诚信”的商业行为污染了香港，旅美的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就曾在去年4月底，将亲身经历写成短文，将当前两岸三地的“诚信”水准作对比，他以“台湾人诚实地以低价卖隔夜包子，香港人将隔夜包子当新鲜包子卖，中国人则卖假包子”作鲜活比喻，他也举亲上馆子吃饭实例，感受到香港人主权移交前后服务态度有相当大的落差。

总而言之，香港的“一国两制”只是表象。最后必须提醒注意的是，中共之所以让香港“一国两制”，主要在诱惑台湾人民，期待台湾民众受到迷惑而倒向中国怀抱，本应亟力维系香港的美好过往。只是或许过于兴奋，中共竟不自觉的显露出“既牵驴又拔橛子”，在还没让台湾人民晕眩之前已然露出马脚。台湾人民实应清醒的睁大眼睛拒绝任何统战伎俩，更不能对“一国两制”抱任何幻想！(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