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6日讯】1989年，我还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一年级学生。
以下我所述内容，并不希望用主观思想影响阅读者，仅仅叙述事实，由每个人作出自己的判断。
关于这年春夏之交的事，很多人回忆过，但像我这样既置身局中，又超脱事外，能看到一些细节，又比较方便说一些心里话的似乎不多。整个事件我还是以自己的经历作为主线来贯穿，这也是为了力求真实。在我不在场的一些事件中，我会列举我材料的来源。
如果早几年，一些细节和时间会记得更清楚，现在我只能力求清楚了。我的叙述也许和许多常见的回忆文章有很大的出入，但我保证我的叙述是尽可能接近客观的回忆。
（一）
1989年。
那时我是学校重点培养对象，正为“五四”的活动而忙碌。这时忽然传来胡耀邦病逝的消息。
当时天安门纪念碑上已贴出一些诗词。因为传说胡耀邦是在开会时被李鹏气得心脏病发作而死的。当时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五四的活动怎么办——就这么简单。
其实我那时对胡耀邦的印象一般得很，因为他84年时组织了3000日本青年免费访华。，因为这些日本人，我写了有生以来第一份检查——这是题外话。
我们本来计划组织一个狂欢活动，这时讨论要不要取消。学生中对胡耀邦的看法有褒有贬，但老师，尤其是年长的老师对他感情很深，因为他在文革后期主持了对知识份子落实政策的工作。彻底平反，这是共产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所以大家觉得应该停止这样的狂欢：毕竟人死了。
但计划报上去，我们立即被办了学习班，并勒令一定要狂欢，否则就是和党两条心。这让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当时是校刊记者，就想自己现场看个明白。
那天是1989年4月16日，当晚很多北京人都去了天安门。交通很不方便，我不会骑车，一路搭便车加步行赶到新华门。
我看见很多的人，有知识份子，有教师，有学生，推举了代表，写了要求允许追悼的白纸递进去。天已经有些黑了，我站在长安街对面，和几个不认识的学生交谈着。他们来得早，告诉我，各个学校和机关单位都禁止追悼活动，所以许多人来这里上访要求允许追悼。正谈着，突然从南池子里冲出一群军人和员警，他们手里拿着皮带，脚上穿着大头皮鞋，3人一组，冲进人群，乱打乱踢，场面登时大乱。
我赶紧拍了几张照片就躲进小巷，见学生们被抓了百余人，塞进一辆通道客车（车塞得满满）拉走。地上一片狼藉。听说这些人被统统拉到北大放了，我校几个同学只能走回北外，更远的也想必一样。
17日北京日报报导了这件事情，标题是《一群不法之徒冲击新华门始末》，学生变成不明身份的人；递交上访材料变成聚集中南海，冲击新华门；员警踢人打人变成歹徒殴打员警，员警打不还手。我87年就目睹并卷入过学潮，却没想到会亲眼看见这样的事情，于是决定把照片洗出来让大家看。看毕，大家一致决定抵制五四狂欢活动。
大约一天后，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登出了口气比较缓和的文章，也允许各单位自设灵堂追悼胡耀邦，但不准去天安门和中南海。我也跟校车去了北长街73号胡耀邦的家，见到了胡耀邦的夫人李昭。
17日和18日我几乎一直在纪念碑附近，印象中没听见追悼外的更多口号。记得最激烈言论来自一位中年女知识份子，不过要求进一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而已，当时连官倒都没有涉及。不过不时有国际歌或其他歌曲响起，气氛很热烈的，花圈也很多。
当时焦点就是是否追悼，根本不存在非法组织问题，这时北外没有任何学生组织，似乎别的学校也没有。事实上，大多数花圈不是非法组织送的，而是合法组织送的。比如我就亲眼看见中国国家足球队集体送去一个，还有民革中央，甚至煤矿文工团。
这时已经出现一些关于官倒和腐败的讨论，因为那年通货膨胀特别厉害，物价飞涨，官倒也很突出，现在看来不过小儿科，可当时觉得是不得了的大问题。那时传出胡耀邦是在内部会议上讨论官倒腐败问题时和某些人产生矛盾，而导致过于激动的。
很快，上面宣布4月23日早上在人民大会堂开追悼会，于是一些老师和学生提前一天赶到了天安门，当晚传来消息，天安门封锁了，进去的不让出来，出来的不让进去。
后来知道，在这一段时间里，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晚部分学生在广场露宿，因无法入睡，就自发聚集起来谈论国事，他们连夜讨论出一个9条的东西，主要是要求中央继承胡耀邦遗志，把反腐败、打击官倒的事业进行到底，其中也提到“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要知道，这些都是当时党报里常用的辞汇。他们把这九条写在一件不知谁的白衬衣上，准备第二天追悼会结束送交上去。
因为有些事情，头天晚上我没能去，次日匆匆赶去却被挡在外面。这时大约8点50分，已开始奏哀乐，然后是赵紫阳致悼词，胡耀邦夫人李昭发言。当时赵紫阳给我们的感觉是心不在焉，学生们对他的印象非常不好。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哭着喊了20几声耀邦，给我的感觉是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这时我在广场周边，听见广播里宣布追悼大会结束，外面的人有些开始散去。但广场里的人一个也没有出来。我就赶过去，发现自己还是不能进（后来才知道，里面发生了吾尔凯西“下跪上诉”事件）。
圈外一些市民说，这些孩子20小时不吃不喝，该想想办法送些东西进去才是。我突然有了主意，便就地拉了几个学生帮手，开始演讲募捐，10多分钟就募到很多钱，大约有两千多块，买了水和食物，装了满满一三轮车，我们跟着三轮一直冲进广场，很多人跟着我们也冲进去。
我看见同伴中一个清华学生拿着钱交到一群人手里。后来听说，那时吾尔开希已经昏了过去，而这一群人就是王丹、封从德、徐路、柴玲等人，他们就在这个时候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北京学生联合筹备委员会，而那笔钱也许是该组织第一笔资金。
这就是第一个学生组织的诞生及我的作用——坦率地说没什么作用：钱是我牵头募捐的，却非我交的，谁也不认识我。而我的初衷除同情，更主要想借机混进去，所以对组织不关心，只顾发矿泉水和蛋糕。
(二)
会散了。
表面上一切恢复，悲哀开始消失，因为对于学生而言，这个悲哀本来就不是很强烈，若非当局处置不当，事情早已了解。后来才知道，此时平静表面下波涛汹涌。
校园里此刻出现各种思想沙龙。当时社会较开放，虽然批判过自由化，但舆论尺度还较宽松，学校里哲学和文学非常热门，虽有些过，但大家的确是认真的。我们热衷于参加各种讨论会，本校的，外校的。在这期间，各校学生开始互相串连。那时没有手机和网路，但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的飞快。
以下的一段听自我生死与共的好朋友施某（北外86级法语系学生，浙江余姚人。曾任各届学生和政府对话团的北外代表，后面许多关于对话的材料都来源于他。）。他当时参加了下面的活动和组织：
经过几天串连，一些学生决定找一个没有窃听耳朵的地方，畅所欲言地探讨一些严肃的问题，他们来到圆明园，租了几条手划船，划到湖心荒岛上开了一天会，讨论了许多严肃的问题，并成立了后来非常著名的组织——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必须指出一个可怕事实：他们的这次会议不但被当局掌握，甚至还录下了一些画面，且很久以后作为罪证播放过。这也许是最可怕的事情。
此时我对此并不知情。学校里一切如常，校方和老师对各类讨论会显得宽容，他们中许多人也常来旁听，甚至认真地发言参加讨论。直到4月26日，出现了晴天霹雳般的东西：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这篇社论把一切说成“一小撮”挑起的“动乱”，作者是人民日报社常务社长南震中。
那时候文革不久，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定性意味着什么。于是所有人都愤怒了，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必须向更多人和党表明，这不是动乱，我们不是一小撮。
据说当天北师大学生就上街游行，这消息很快被串连的学生传到各个学校，游行和串连在蔓延，一些学校一级的组织开始出现。
27日，人大的200多人串连到理工大、我们北外和民族学院，最后发展成约2000人的游戏，我参加了。事后因为气愤，写了篇《评426社论》，被学校里的朋友翻刻，影响很大。直到7月份，我还在上海城隍庙墙上看见我这篇文章的不知那一代抄本。
这时北外和许多学校都成立了“筹委会”，彼此间有了联系。但北外筹委会此时活动能力不高，甚至和学生会分不清楚，因为那段时间去广场的多半就是学生会的干部，但当他们发现这种行为越来越危险时，活动就明显了。这时候学生根本不需要组织，自己也知道上哪里去：三角地、天安门。
许多社会学者开始出面，在各场合为学生说话。如上海世界科技导报主编钦本立，但报纸很快被查封，钦本立也被免职。这激怒了许多知识份子，他们开始主动把自己的命运投入进来，于是我们能经常在学校里看见越来越著名的人物。一开始是陈明远等，后来就有王凌云、王若望、严家淇、包尊信、戴晴等等。
这时中央舆论工具软了下来，但北京市的几家却开始扯足了嗓门高喊。他们说游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要推翻四项基本原则，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于是28日游行队伍第一次到了天安门。这次组织得一团糟，过了天安门就消失得一干二净。
社会上许多人开始和学生串连，知识份子的卷入给运动涂上浓厚的社会色彩。当时最热烈的讨论就是关于官倒和腐败。一些改编的歌曲，如《一不该》等开始流行起来。而指责的对象主要是两个人，邓朴方，赵大军，和“大小康华”两家公司。社会上对他们的不满本已很大，这时正好利用学生发泄出来。高自联开始发挥组织作用，他们提出要把学运真实一面传达给党和政府，要和政府对话。27日当晚，传来戒严消息，社会纷传38军进城，而且有些晚上在外活动的学生被军警打了。
这时北京日报嗓门也越来越大，说学生运动是文革再现，于是我写了第二篇有影响的文章，《学生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并因此认识了许多后来同生共死的朋友。文中通过对比指出，学生运动是自发的要求，而文革是党的最高层出于自己的目的主动挑起的，把这两种事件混淆的做法是别有用心的行为。学校里开始涌现出有威信的领袖，还出现了公开支持学生的老师，但他们无一例外受到了学校的迫害。这导致了更多老师的卷入，北外方面，学校唯一人大代表吴青站出来直言令局面有所缓和。但在北大，科技大等，事态却更趋恶化。
于是各校学生组织决定在5月29日统一举行全市大游行，表明学生真正的呼声，必须指出，这次活动的确是有组织和预谋的。因为口径是统一的，即旗帜鲜明——当时社论里的原话——地喊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宪法（这看上去有些古怪，但当时大家的觉悟就是如此，没有人会怀疑共产党不好，只怀疑有些人在给党抹黑而已），同时大声疾呼民主、法制、言论自由和反官倒、反腐败，改善群众生活。各校在这些口径下自行组织口号。有趣的是，学生会和筹委会都在组织，都起了很积极的作用。还统一制作了旗帜，商定了各系负责人。那时几乎每个学校、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北外的比例大约是75％，我们年级全部参加，因为年级长是我本人。当时我听到一个故事：两个男女学生上街游行被员警打，男生为保护女伴说，要打就打我吧，我就准备了一面小旗，写着“要打就打我吧”，同学们都很感动，就都参加了。
次日一早出发，开始只有我们、理工大、人大部分（另一部分后来才出发）民族学院和电脑学院，大约几千人左右，师生都有。沿途军队设置路障，布置上万兵力拦截，我们不得不在学校区反复周旋，我们这支大队人数越来越多，在西直门时已有几万人。为接应那些出不来校门的小型学校的学生，我们不得不来回多次以冲破多道封锁线。冲封锁线时大家都在唱歌，便衣员警，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等等。38军坐着汽车，排列整齐，手无寸铁，面带微笑，根本不作任何拦截动作，员警和便衣却疯狂得很。各校临时编口号对他们和路人做宣传，北外的口号就是我编的，至今记忆得很清楚。“北外北外，人民后代，为民请命，责无旁贷，清除官倒，消灭腐败，学生运动，不是动乱，希望理解，渴求信赖”。记得先是武警开始动摇，然后是员警，最后只有那些一眼就能认出的便衣们还在声嘶力竭地阻拦，有些官兵甚至跟着我们一起唱起歌来，我们几万人一路冲到复兴门，阻拦已无意义。
我们在复兴门盘桓了大约两个小时，不断有学生和民众赶到，有的几百人，有的几千人，浩浩荡荡开往天安门。在广场上望去，队伍一眼望不到边，前面直到东单拐弯，后面还在复兴门桥上。所有的人在到达新华门时都高唱国歌，到达纪念碑时高唱国际歌，歌声此起彼伏，久久不已。
这时候我们发现许多记者。一开始都是外国的，后来连参考消息、中央电视台都出来了。我们还看见一些人民团体、出版社和学术机关的人士参加。
据我所见，整个行动没有发表什么声明，也没有向大会堂或中南海递交什么。因为所以想说得都明白无误地对着全国人民说了，而让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知道学生的要求和声音，看到学运的真实一面，正是我们的初衷。当时下午版的报纸已经出版，非常客观真实地报导了当天北京所发生的一切。很多对此事原本漠不关心的市民开始涌上街头，从东单、东四一直到二环、三环路两边都是眼含热泪的市民，有些市民还举着自己的孩子，指着我们，让孩子们知道，长大了要做怎样的人必须交代一点，北京市民对于军队进城是非常反感的，因为自从满清推翻一来，以来，北京城里除了入城式，没有进过一兵一卒。北洋、日本、八路都是进城就撤出，加上他们对官倒腐败还有物价飞涨的不满，这次看见一群年轻学生为他们（其实不完全为他们）请命，非常感动，几乎万人空巷，倾城而出。军警已经无影无踪，在市民和学生们的不断欢呼和《送战友》的歌声中，一队队学生有组织地走向自己的学校。但由于许多市民热情地跟上了队伍，所以人数很长时间里并不见得有多少减少。就这样我们围着二环和三环转了整整一圈，最后在学院路分成两队，北大清华和党校、农大国防大学北上，我们和民族、人大等继续西进。
此时残阳已落，大家疲惫已极，但面面旗帜仍然举得高高。到达魏公村路口时不过几百人，有些人已经先回去了。但没有一路员警敢于拦阻我们。大家都是一天没有吃饭，但回到学校以后人人心情激动，更令人感动的是，大师傅已经做好了饭菜等我们而且不要我们的钱。要知道他们是承包的，平时吝啬得厉害。这次是整个事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参加人数估计至少在15万。当时我在操场上非常激动，因为我突然发现，让一些本来无知无识、对一切漠不关心的民众起来其实是一点不难的。只要你能、你敢、你确实真正地喊出他们的心声就行了。当时我的感受就是，敢于说话的人民真的很有力量，政府不怕学生，怕人民。
这次游行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也让不少学生疲惫懈怠，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不知该做什么：既不能总游行，不游行又无事可作。这时学生会开始淡出学运行列，因为他们终于知道这次是在干什么。而且通过游行涌现出一大批有能力、有威信和号召力的学生领袖。
一天，有几位朋友找到我，让我参加了北外学生筹委会并当选常委，当时常委有近20人，我是最年轻的一个。
很快听说，政府要和我们对话了。确切地说，是对话结束之后，我们才知道有这个对话。“学生代表”当然是学生会的代表，且多未参加游行（北外三代表只有一个参加过），但有些学校里，学生会已经在学生的压力下改选，结果王丹和吾尔开西就也成为了对话代表。
当时政府方面的代表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还有就是北京市委秘书长阎立本。
何东昌、阎立本拙于言辞，于是对话成了袁木独脚戏。虽然钦定代表们严防死守，但王丹他们还是费了很大周折，把学生们的意愿表达得很清楚，就是第一步先承认426的结论是错误的，承认学生的行为是爱国行为，然后再谈别的。
我们从电视里看见了袁木的太极拳功夫，他先就当前国内外形势做了全面的总结，然后谈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了。这时在三四个钦定代表的不断踊跃发言之间，吾尔开西很精彩地抢到了话题，问袁木，在自己的行为是否被认可都没有结论的情况下，如果是袁木的孩子，能安心坐在课桌边上吗？此时别的一个忘了出处的代表提到了那次新华门事件和报导的歪曲及不符合事实，以及员警对学生的粗暴。
于是袁木做了他最精彩的直接长篇辩论：他首先指出是学生打了学生而不是员警打了学生，理由是既然大家都说是大头皮鞋伤人，而当场军警都穿着黑布鞋，那么这些大头皮鞋自然穿在学生脚上。其次谈到军警抓人送到北大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因为晚上坐公共汽车不方便，而且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学生不都是北大的。再次是这篇报导之所以严厉，是因为有人喊反革命口号。当时一个钦定代表也觉得很好笑，就忍不住问道，这证据在哪儿啊，怎么能这样说？袁木说，当时军警押送的汽车上，靠近中门，一个戴眼睛，脸红红的女生，高喊了好几声“打倒XX党”，但由于条件所限，不知道这个女生是谁，哪个学校的。
接下去王丹质问袁木从什么地方得出学生要推翻四项、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结论，并在袁木指责游行学生扰乱北京市政时拿出大量图片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何东昌则试图把话题转移到改善学生宿舍等“更重要的话题”上，但没有成功。阎立本不顾代表们的反对，告诉大家，由于时间关系，对话到此结束。
会后不知谁写了幅对联。上联是：口是心非，政府安能立本？下联是：色厉内荏，国家何日东昌？横披是：缘木求鱼。
对话使学生会的威信大大下降，社会不满大增，但政府也达到了部分目的：一方面，造成了学生会和筹委会之间的对立，使得学生在后来相当长时间内思想混乱，不知所从；另一方面，会后留了个继续对话的尾巴，直接导致了后来北京学生对话团的产生。
回到自己当时北外的学生筹委会已经很有声势，负责人是一个叫陈XX的新疆人，29岁，进修生，民盟党员。他召集大家开会，讨论谈判的事情。当时有人建议推举我当北外的对话代表，我拒绝了，一来我是1年级生，二来怕吓着父亲。最后通过操场投票选出两位代表，施和一位青海籍女进修生。
这时候发生了很多意外的事情。英语系85级学生艾道祥等3人受到迫害；白云涛、李云飞两位老师也被隔离，大游行制作的所有旗帜被没收，只有我们法语系的旗帜被有心人保留下来。在清华、北大，事情更加严重，方励之、王若望等学者都被监视和骚扰，不但这些学校的学者，而且游行期间对学生表示同情的各届人士都受到清理，被组织起来写材料，向党交心，感觉受了委屈和欺骗的学生在高自联的组织下又举行了一次游行（大约是是五月四号，）。
这次游行参加的人并不多，北外参加的不过300多人，许多是上次想参加而因故没有参加的。因为人数太少，军警根本不重视，也没阻拦。但由于这次学生的行动是在整个社会的一片压抑中举行的，感召了许多各界人士自发参加进来，结果在广场上居然也聚集了几万人，学生大约只占一半。大家在广场上围起一个个圈子，谈论国家和每个人的前途，谈论这次运动的意义和前景，然后从容散去。由于媒体到的更多，这次游行影响反而更大。而且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不加强民主，中国就没有前途，这次运动就没有任何收获。就在这次游行中，大家一致把民主当作了运动的最终目标。虽然多数人并不很清楚，什么是民主。当时法新社一个记者在广场上随机访问了几十人，结果只有1个人大体做了比较合理的解答。
此后，明里的迫害少了，暗中的压力却更紧。党、团，各级都要表态、站队。而，期中考试近了，对于学生是个压力。这段时间，学校大字报很多，学生们却更彷徨更疲惫了，许多学生开始放纵起来，有的天天睡觉，有的游山玩水。各校的筹委会内部也开始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矛盾——由于某些原因，甚至什么原因也没有，5月4日到5月10日，这段时间对于许多学生都是漫长的一周。
由于对话团的成立，各个学校有威信有能力的领袖住进北京饭店，一心一意地和党和政府对话，造成学运群龙无首，一团散沙。北外由于代表是学生推选的，并非主要学运领导，筹委会虽然走了很多人（最少时只剩6人），但核心反而是高校中比较完整的。由于学生大批回家和出京游玩，造成学校的真空和人心的懈怠，我们都很忧虑，希望找到一条稳定人心的妙计。
这时我想到一个办法，其实是没有办法：既然我们没有办法那就让大家教我们——我建议大家当晚去各学生宿舍高喊：第二天上午九点到11点，北外学生筹委会将走到大家中间，听听大家的呼声。
当晚，当喊出，“我们是北外学生筹委会”的时候，宿舍里一片欢呼，因为他们终于知道，我们还在继续。
第二天我们按时去了，学生们差不多都在。我们一起交谈，一起去吃饭，一起去上课。什么办法也没有征求到，但学校里的气氛突然不同了。当天晚上，我们又去告诉大家我们又来了，我们谢谢大家。此后很长时间每晚如此，每次的效果都很好。甚至于很久很久以后，在外地碰上一个我已经叫不出名字的北外校友，他还告诉我，每当他听见便携扩音器发出的《十五的月亮》音乐就激动，因为当年这个声音表示筹委会又来到了宿舍楼下。
选择9－11点的时间，是希望稳住人心，让大家安心呆在学校，不至于因为散漫而失去自我。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此后北外学生的出勤率大大提高，甚至比运动前还要高。这争取了许多中立老师的支持，甚至辅导员的态度也明显好转。与此同时，学生会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去威胁学生，比如要举办什么化妆舞会等等，让学生们很反感。他们要求筹委会站出来为他们说话，维护学生的权益。这时原来表现平平的北外取得的成就引起了高自联和其他学校的注意，很多其他学校的领袖和社会上的学者，都开始往北外跑，借鉴北外的经验，使得学校里的气氛逐渐好转。许多学校比我们走得更远，他们开始有组织地在各校组织与本校领导的对话，和组织改选学生会的请愿。
我并未因此出名，因为我很清楚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我一直很小心地提建议，而不大抛头露面，甚至同宿舍同学也仅一人猜到我是筹委会的成员。因为我们的对话是掺和在大队同学中，有筹委会和其他人在内，除了陈某，别人的身份并不公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其他学校和校方的对立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校方不是我们的敌人，至少不是最要紧的敌人，此时挑起对立不妥，所以北外在这次对话热中落在后面。我们甚至提出了“好好学习，考场上见”的口号但狂热已开始。由于对话产生的矛盾激化，许多学校里的校方和学生方都有些过激，摩擦不断产生。双方都做了些过火的事情，当然校方做的更多，因为他们是掌权者。这导致了学生的更加愤怒。
由于多数学校第一流的领袖都在北京饭店，那些后起之秀缺乏经验和策略，在学生热情的鼓动下越走越快，终于有学校开始罢课，罢考，并很快波及全北京的高校。
这时高自联已经进行了改选，率先从北京饭店返回的吾尔开西（吾尔开西从追悼会崛起，在和袁木的对话中一举成名）主持了改选，增补了一些各校的新领袖，以代替留在北京饭店的王丹柴玲等人。但那些人的职务仍然保留，这在后来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后果。四通公司老板万润南支援吾尔开西，提供了一辆小汽车给他使用，这使后者可奔波于北京饭店和学校之间。吾尔开西是激进派，他狂热地推动罢课。由于他已经是新闻人物，人人承认他的权威，所以罢课很快不可收拾。
在北外，由于主要领袖没有去北京饭店，所以反对的力量比较强烈，直到9日，并没有罢课。但这时也有部分筹委开始冲动，而且由于局面开始热烈，前一阶段消失了的许多代表又回来了，他们比我们这些一直坚持的人显得更激进。为敷衍吾尔开西，我又出了个主意，我们在周六和周日罢课两天，周一宣布胜利复课。这使许多新代表忿忿不已，指责我们是右倾、胆小鬼、机会主义者。
这时我们6人中的一位由于忍不了这种指责，作了一件他至今后悔的事情。为表明我们大家不是胆小鬼，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列出了我们所有北外筹委会常委的6人名字，学校按图索骥直接找到我们，主动要求对话。我们这时只有一个选择，对话。
10日，我们遍告老师同学：我们将应邀对话，希望大家把关心意见集中上来，以便我们在对话中能真正反应出大家呼声。接待处设在操场看台，整整一天，人山人海，当天选举了对话团，由12个学生和4个老师组成。第二天的对话，校长王福祥和副校长陈乃芳虽然态度蛮横，但其他校方领导却显得理性务实，会谈最后很圆满地结束，王福祥和陈乃芳也无话可说，台下几千师生更是掌声雷动。
这次会谈有高自联的许多领袖旁观，会后他们也照方抓药。一时间连修理单杠和开水房问题都变成了某个大学对话的正式议案。有些学者趁机大作文章，在一些媒体上热情介绍大学里的新气象，并指出，这就是民主的萌芽。民主在中国是可行的，不信就看看学校里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次活动后来被叫做“民运”大约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罢？
这次活动对我个人还造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影响，就是我父亲正好出差到北京，正好到北外看我，正好到了人最多的大礼堂，正好看见我在主席台上坐着，他差点儿昏过去。于是他立即在学校外的地下室住下看着我，我每天都要陪我爸爸坐到睡着，再回去忙我的。
约此时邓小平接见苏联大使贾丕才，说“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忽略教育”。当晚李鹏就在各大媒体上大做文章，说邓小平的意思是失误在于忽略思想教育，以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发生了学潮这样的风波和动乱，这时已经足足10几天没有人说学生在动乱了，他的发言立即引起了几乎全北京的愤怒。在戈巴契夫到京当天，高自联和许多其他各界人士组织了在天安门广场的游行，打出了“让新思维之父看到中国的新思维”的标语去迎接。这次我被我爸爸看守，没有参加，且我对这个活动有些保留，也不赞成高自联统一制定的罢考决策。
这次活动参加的人不多，学生比例也不大，不足万人，因为各个学校对于外事活动期间是否合适搞这样的行动有分歧。本来影响不会很大，但这时李鹏又发言了，再一次把学生和文化革命联系起来，并说学生的行为是国耻
当晚赵紫阳会见戈巴契夫，说了段莫名其妙的话，说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个不成文的共识，就是重大问题的决策，都要征求老同志意见，让老同志最后把关。这两件事合在一起，让更多人感到，如果中国继续这样不讲民主下去，会是个怎样的结果。这一天许多报纸上突然披露了大量关于赵紫阳子女搞官倒的文章，现在想起来，这也许是李鹏想搞倒赵紫阳的阴谋，但当时的确更加触动了广场上和电视机前的学生们，当天在广场上的学生就自动选出了一个绝食团，就地开始绝食抗议，要求民主、法制、要求惩治腐败——这一天是1989年5月12日夜（而非大家所公认的5月13日）。第二天，各校纷纷组织绝食团响应，学生运动进入了第三阶段：绝食阶段。这时候我父亲还没有离开，而绝食已经开始了。
这些发生在两次高潮之间的看似平常的小事，却几乎决定了这次运动的命运。我的确想到，以我的记忆，已经有些地方开始模糊了。而当事人们或不能说，或因种种目的有意无意地加以粉饰。我想我有必要把自己知道的讲述出来。北京饭店这一幕，也许我是第一个写出的。因为不论是当局还是当时的学生代表，都不愿意说出这段让双方难堪又没几个人知道的历史。
（三）
绝食立即震惊了所有的人：市民，政府，军警，还有我们自己。
绝食不是有预谋和组织的，绝对不是。当时著名的学生领袖，不是在北京饭店没完没了地和几个办公厅的人磨牙，就是在各自学校忙着和校方对话，或像吾尔开西和李路那样热衷于全城飞行演讲，当时广场上“迎接”戈巴契夫的，人数不多，著名人物更是几乎没有。他们临时决定绝食，一方面出于对政府的气愤和绝望，另一方面，当时广场上有不少老的异议分子。为了避嫌在此前都没有怎么活动，但这时胆子已经大了起来。他们中有百花齐放时代的，有牛鬼蛇神时代的，还有“民主墙”和“自由化”参加者。有些还是从国外回来或者监狱里出来的。
他们出了绝食这个主意，说可以表明决心，争取同情，还不会被政府视为很严重的反抗。病急乱投医，学生们立即开始绝食，消息被从广场返回的人带回各校，立即引起轰动，很多学生不顾一切地赶往参加，很快聚集了几千人，召开广场会议，正式组织了绝食团，并且选举各校分团，首脑当然都是参加绝食的人，因为重要的学生领袖，甚至学校一级领袖都因各种原因未参加最早的绝食，所以绝食团的领导几乎没有出名的人物，这在此后造成了很多隐患。
吾尔开西是著名人物中第一个赶到的，但他并非绝食团的成员，更不是领导，事实上他只比芮杏文和阎明复早到一会儿罢了（。那两人是最早到达广场劝说学生会校的领导，他们态度很好，但没有承诺任何要求，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有权力作出什么负责人的承诺，但当时广场上的学生不可能理解。我记得电视直播中阎明复热泪盈眶，却没有任何好的主意，吾尔开西这时自告奋勇担负了主要的对话工作。
吾尔开西的及时赶到非常关键，因为那些临时挺身而出的绝食团领导都没有多少组织领导和斗争的经验和阅历，也没有镜头上的人气，吾人气高，口才好，使影响很快变成全国性的。有人攻击吾尔凯西在绝食期间吃饭，这不公平，此人在运动中做了很多事情，有的好，有的很不好，但他未参加绝食，吃饭无可厚非。
14日，各校筹委会工作转到支援绝食上，此前绝食组织得很不好，大家只是悲壮地饿着。
北外筹委会也进行了分工，除两人在学校组织外，其他人（包括女儿得了重病的陈）分批都赶到广场去，
北外学生总共不到2000人，600余人参加了绝食在7天的绝食中，是大院校参加比例最大的。
我在14日下午赶到广场，但很快就又离开了，因为父亲还在北京，于是我的使命就变成了在广场和学校间联络接应，并护送新参加的同学和慰问品去广场。接连两天，我每次都很晚赶到父亲住的地下室，告诉他已经吃过，两天后他就离京了。
这段时间我做的不多，留在学校的两位筹委把志愿师生分成4队，轮流去广场负责纠察和运输工作。一句题外话，这些各校的纠察队并不绝食，因此广场学生不绝食的纠察人数要比绝食团人数多几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很多学生吃东西的镜头，当然，也有些绝食团的人偷吃，但很罕见。
绝食影响越来越大，电视台不断报导，而且第一批绝食的人已经支持不住，不断被送进医院，当时每隔几分钟就有救护车驶过，救护车的警报声响彻北京的上空，也响彻每个人的心里。舆论导向已经开始转变，有的新闻在报导此事时，就以不断鸣响的警铃作为背景声，这无疑打动了所有有良心，有同情心的人的心。看见年青的生命为了国家的未来和前途，在一点点地消失，很多人再也坐不住了。一个个慰问团，来自各行各业，来自许多从不关心政治的团体和个人，包括作家协会，包括佛学会等，从北京各个角落，从中国各个角落，从世界各个角落赶到天安门，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且这时很多人的脾气变得特别好，两个人在街上撞了车，会说：“看看那些学生，咱们还好意思打架？”虽然游行很多，但秩序井然，交警此时都被抽调去监视学生，但交通事故率很低。这些都是报刊广播自己公开承认的，当然后来又不肯提了。
15日上午送走父亲，我立即赶回学校，得知我们年级有两个女孩子参加了绝食，她们都是很单纯的女孩子，除跟我参加过一次游行什么也没有干过。我感到自己不能呆在学校，必须立即去广场。于是立即出门，搭了一个不知什么学校去广场的同学的自行车赶往广场。
赶到广场附近时已经将近中午，由于北外在里面，周边是北大的一个系，负责警戒的纠察队不认识我，所以进不去。我告诉他们我认识北大的高自联代表熊伟，可他们居然说，熊伟是谁。后来才知道他们真不认识熊伟，只认识绝食团的头头。于是我只好在天安门对面等着，看看有没有熟人带我进去。这时我看见一支游行队伍走近，居然是外交学院的。要知道外交学院只有200多学生，而且都是根红苗正，不问政治，这次居然来了100多。为首1人居然是我中学的同桌，从不关心政治。我急忙过去问他为何要卷入，这个一向很不喜欢说话的人居然当场侃侃谈了五分钟“民主是正义的要求”他知道我是北外的领袖，就拉着我要我说几句。于是我就在旗杆座上说了几分钟，结果围了一大批人，我发现有人拍照，就立即下来了。
我正想跟着他们进去，却被一个工人拉住。他告诉我已经自动绝食两天，为支持我们的行动，已经组织了一些工人，准备回应我们，并要我带他去找负责的学生领袖。这时北大的人已经相信我的确是北外的领袖，就告诉我，高自联的指挥部在革命博物馆的玻璃房子里，而绝食团总部在纪念碑台阶上的帐篷里，我当然带他们去玻璃房子找高自联，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绝食团是干什么的。
在路上，我和这个工人谈话，知道他是首都机械厂的，叫韩东方。他谈到，我们学生饿多少天，也不如他们工人罢1天工的影响大，所以他想组织罢工。我不赞成罢工，因为这样会影响无辜市民的生活，影响民运的声誉。记得我曾经问他，如果用这种威胁手段夺取了胜利，成为了政权的主宰，难道不会因此不舍得放弃，而继续用这种非常手段管理国家？这和我们要反对的一切有什么不同呢？他表示要很好地想想，他文化不高，需要多听我们这些文化人的说道理。
到了玻璃房子，见到王丹和封从德，居然也在，他看见我非常高兴，立即让我赶到北外绝食地点接替指挥。我走的时候谈话没有结束，记得王丹和封从德都反对罢工，但欢迎工人的支援。
我赶到北外绝食所在地，升旗旗杆东侧的一块空地上。我发现大家都很积极，但有些乱。因为广场上北外的师生有千余人，但绝食的、尤其是第一天开始就参加绝食的几十人成立了一个绝食团，不断发号施令。而这些人此前并不活跃，所以后来的人不买账，不参加绝食的分批来的声援和纠察队则只听筹委会的，这样下去终究不好。这时北外的教授们来慰问，这里却乱糟糟的不知所措，我当机立断，和当时在场的其他两个筹委会常委立即找到绝食团团长陈某某，立即进行了分工，绝食团负责绝食，而其他工作由筹委会承担，并由我们两人共同宣布，稳住了大局。
补充一点，这时筹委会的成员因为要统筹兼顾各项工作，所以在广场上绝食的只有负责写宣传材料的一人，因此绝食团成了发号施令的机关，不但北外，各校都如此。广场上，高自联和绝食团也是各说各话，但因绝食是重中之重，大目标相同，所以看上去倒也协调一致，这些杂音都淹没在学生的热血和民主的感动之中而被忽视了。陈回来后要我停止绝食，因为高自联决定让我负责广场北侧的纠察队，同我一起负责的还有3个人，名字已经记不住。
我同意负责纠察队，但拒绝结束绝食，我感到自己没有理由鼓动别人饿肚子，自己却天天有吃有喝，而且，如果筹委们都不参加绝食，如何好意思代表大家说话呢？为了团结绝食团的人，我们选举陈某某为筹委会常委，和广场北外的首席指挥。
这时很多人已支持不住了，有的出入医院几次都不肯停止绝食，绝食团把大多数精力放在送人接人上下救护车上了。而此时来慰问的，来了解情况的，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各地的人也纷纷赶来，各界都有，我们经协商撤去学校内部纠察，统一在周边设立两道纠察线，发证出入；当时规定不得私自募捐，统一募捐，统一分配使用。我们用分来的钱做了几个遮阳棚子，还拉出各校的圈子，设立接待站，且尽量让绝食的同学而不是纠察和领袖们和来宾交谈——这个很重要，因为绝食同学一来很多不出名，二来精神身体不好，很多其他区域都避免让他们多活动，但我们觉得应该让来宾看到和听到真实的声音，这本来就是我们运动的根本目的之一嘛。
这几天真的让人很感动，很多人是笑着来，哭着走。有的就坐在地上不肯走，要一起绝食，劝走他们很不容易。我曾对几个坚决不肯走的人说，我们挨饿就是为了让大家不挨饿，如果大家都饿着，我们挨饿就没有意义了。还有些老太太拿着鸡汤、巧克力，拼命让绝食的同学好歹吃一些，但至少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学校的任何一个人吃一口。直到最后一天，高自联和绝食团考虑到多数人支持不住，才允许喝鸡汤，有些同学才喝了几口，但大多数人坚决不喝。
我发现同学们因为营养不良，精神也开始萎靡，有些人常常昏倒或者说胡话。十分忧虑。第二天清晨，警官大学参加绝食的同学排着队，围着广场跑步，并高呼“1234”，十分精神，让我一振，我立即叫醒大家，准备组队跑步，有些人觉得大家身体虚弱，不安全。但我认为如果坐在这里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点消失，是消极的行为，如果有一点生命力，就要让它绽放得灿烂，当时北面广场几个学校多数同学都支持。于是能跑的同学立即组队，围着广场跑圈，警官大学的同学们自动放慢脚步带着我们跑。我们一边跑一边喊，一开始不过是1234，后来很快就发展到喊民主万岁，中国万岁，打倒腐败！所过之处，圈里不能站立的同学，圈周边观的群众纷纷报以掌声，连军警也有偷偷鼓掌的。后来直到绝食结束，晨跑成了许多学校的保留项目。我发现，通过这样的运动，大家反而振奋了很多，营地上有了生气和笑声，有了探讨和辩论，虚弱的人们头脑开始更加灵活起来。如果当时大家都坐在那里一味绝食，估计不等开枪，自己就都精神分裂了。
但是精神振奋是一回事，身体毕竟还是一天天坏下去。救护车往返得更频繁了，而政府的表态迟迟没有结果。施每次从北京饭店回到营地都忿忿不已，说那些人什么话都说，就是不说人话。居然说学生的行动造成了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要学生为这些财政损失负责。
谈判陷入僵局，但知道者并不多。因为广场上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各行各业的人都来慰问学生，支持学生。从作协主席王蒙、著名诗人北岛到著名作家吴祖光，还有学者、专家、知名人士、宗教人士，民主党派要人，一直到京郊四季青的农民，甚至还有小偷。一个小偷给我们写了条子，表示不忍心再以偷窃为生，把偷来的钱包证件交给我们，以后以我们为榜样，做个真正的人。当然也有夸大其辞的，比如有个西北5省教师慰问团，其实不过是那5省在北京进修的几十个老师组织的一个慰问团而已。
那段时间，社会秩序出奇的好，新闻也出奇地自由，大家都觉得这样下去中国真的有希望，广场里的学生看见自己的付出得到民众的支援和社会的理解，都觉得生命付出得有价值，自然也很高兴。但我们几个知道点内情的人都隐隐有些担心，因为政府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由于来慰问的单位越来越多，我们看见了许多当时很稀罕的东西，比如健力宝，比如易开罐的可乐和雪碧。一部分同学为了表明绝食的坚决和纯洁性，在自己身边竖了块黑板，写上“谢绝饮料”。后来那些同学又发现谢绝了饮料等于水也不能喝，又加了一句“天仙配例外”。天仙配是我们当时的呢称，指用葡萄糖水加生理盐水掺和了一块喝。
18日，风雨大作，这一天北京民众组织了一次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有几万人参加，不同的是他们有很多车辆，坐着卡车游行，其中还有像崔建、卫华这样的歌手。
当时广场旗杆上欢迎戈巴契夫的旗帜还没有收走，有几面被风雨吹落，成了我们挥舞的旗帜。风雨中，几个人才能举起的大旗飞舞着，场面十分壮观。但这时我突然发现，雨水遮住了我的眼睛，我感觉对面的天安门很近又很远，很熟悉又很陌生。滚滚东去的游行队伍喊着各色口号，有的在时代的前面，有的却在时代的后面，每一个阶层的人，都在用心喊着他们想表达的声音。他们没有错，允许不同声音，这本身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但学生运动，能负担得起这样沉重和复杂的使命吗？这是我当时的感受，那一天只对我身边一同打大旗的人说了。
由于淋雨很多人病了。我自己也很不舒服，但还强打精神照料别人，那两个女孩子已经支持不住，被先后送进医院，其中一个已是第二次进去了，我正恍惚之间，就见西侧人头攒动，迷迷糊糊赶过去，发现是赵紫阳、李鹏、胡启立，来广场上看望学生。胡启立大家印象不深，倒也罢了，赵紫阳和李鹏大家都没有好感，但毕竟人家是来看望的，总应该欢迎。有些学生甚至拿出本子、头带和衬衣让他们签名。李鹏当时表情非常狰狞，我没有看见，但听说他粗暴地打落了一个学生的钢笔，并威胁周围的学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时我身边有一个人愤怒地说：这样的人也能当总理，简直是混蛋！我回头望去，这个人居然是某系辅导员。
赵紫阳和胡启立倒是有求必应，赵紫阳看见躺在雨地里的虚弱的学生，居然哭出声来。然后就说了那段后来很著名的话：“同学们，我们来晚了。你们要保重啊，要保重啊，要为你们的家人，要为国家保重，你们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啊。你们还年青，还年青啊，我们已经老了，不中用了，未来是属于你们的，相信我，相信我。”学生们是最宽容的人了，虽然他们喊清除官倒消灭腐败时，目标就是赵紫阳，但这时看见他声泪俱下，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掌声中他们走了，把希望留给了大家。
但第二天一清早，有一个中年男子匆匆从我的防区穿过，过了一会他又匆匆回来。这时我绝食已经5、6天，而且还要操劳广场上的各种事务，身体十分疲惫，连眼睛都睁不开。但恍惚间听见此人每过一个圈子就悲愤地大声说，赵紫阳因同情学生被解职了。
这个可怕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广场，有的人开始骚动，有的骂人，有的当场昏倒，还有的要诉诸暴力，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控制住局面。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算这次失败了，历史也会记住我们。这时我发现有些人开始听信命相大师的所谓预言，有些人则把希望寄托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干预上。这天晚上，高自联通知，由于绝食7天是国际惯例，超过7天则是红十字会不允许的，因此从现在起停止绝食，改为继续在广场静坐请愿。
我听了这个消息感到非常吃惊，挣扎着去找那些负责的人，因为这个通知是从高自联架设的有线喇叭里传来的。但那些著名的人物一个也找不到，后来才知道，他们都去了北京饭店，作所谓最后的努力，或者因劳累此时正在医院里。广场上我只找到了钢院和农大的两个高自联成员，但他们和我一样因故留在广场，对这样的决策莫名其妙。这时我们呆在绝食团的广播站，不断有人骑车送来各种纸条，是不同人的指令，互相矛盾，乱七八糟。负责广播的人问我们应该如何办，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让她什么也不要做，以免产生更大的混乱。
我已经支持不住，被扶回了北外的营地。此时我负责的北线，是北外、北师院、中财、钢院和北大一个系的营地，负责人大多进了医院，除了我，只有一个刚从医院出来的北师院的女孩子是领袖。大家都用茫然和疲惫的眼光看着我，像在询问我什么。我突然抑止不住，抱着旗杆放声大哭。我当时反反复复只说了几句话：民运完了，我们要做的，只是对的起历史，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别的我们做不到，但能这样，我们也该没有遗憾了。我觉得，既然大局已定，我们所能做得只是最后的交代，作为学生已经无法在这场已上升到最高层的斗争中掌舵。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绝食，直到他们把我们拖走，这样我们在历史中的形象会更丰满，对社会的震撼也会更大。如果停止绝食就该正大光明地作出一个公开正式的宣言，宣布学生的呼声已经传达，现在是回归课堂的时候了。这样不进不退，不战不和，我们将丧失历史的机遇。
我不知哭了多长时间，只记得大家都陪着我哭。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女孩子抱着我一边说话一边哭，直到昏过去被送进医院，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恍惚间电线杆子上的喇叭突然都响了。是杨尚昆的四川口音，宣布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动乱，人民解放军奉命宣布戒严。然后是李鹏讲话。我只听见一句“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了”，就昏了过去，醒来时天色已经放亮，我躺在中日友好医院的病床上，周围的床上和其他病房里都是学生，但我一个都不认识。
（四）
医院很里几乎全是学生。据说整个医院里有200多人。
我和11个病情较重的学生在二楼一间条件比较好的病房里，醒来时一个很年轻漂亮的女护士拿着输液的器材，围着我急得直皱眉头。原来我的血管已经萎缩，她忙了很长时间都无法把针头插进去，急得已经哭了一回。因为饥饿和劳累，指甲因为缺乏营养已经变暗和凹陷，更不用提血管了，他们已经很有经验，什么样的症状是绝了几天。我这样的他们没见过几个，后来有个我不认识但认识我的人告诉他们，我还是第一次进来，那个女护士差点吃了我，说我简直不要命。后来她很耐心地忙了大约20分钟才让我输上液，而且一下扎了两根管子。
这个时候外面楼道里有学生打开了电视机，里面一遍一遍播送昨晚的戒严令和各种各样的官样文章，以及各省各部委各军兵种全国各族人民支持戒严的声明等等等等。楼道里登时一片骂声。很多身体比较好的学生都待不住，不管什么手续不手续就纷纷跑回学校或者广场去了。我们病房都是挂着一个或几个输液管的比较虚弱的学生，但还是有几个人拔了针头跳窗跑了。我也想跑，可是没有力气，被那个女护士揪着耳朵抓了回来。她拿了粥给我们，我们不喝，还想跑，她就哭。这时有住了几天的学生偷偷告诉我们，几个女护士为了照顾学生，已经4天没有睡过觉了。我们实在过意不去，只好勉强喝了两口粥，乖乖扎上针头躺下。
病友中有好几个是各校筹委会或者绝食团领导人，谈起戒严的事情，大家既愤怒又茫然，只想早些回去。于是我们主动要求多输液，每人都扎了3根。很快我就输完了6瓶。护士特别高兴，给了我一颗糖果。大家都抢着要，毕竟都是孩子。护士没有，只好哄着我们，然后下楼去买。
这时候突然人冲进来说便衣员警已到楼下，抓走了几个学生。我们都是绝食时间很长的，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估计也凶多吉少，所以病友和医院的人都让我们快跑，我们身体很差，就由一个来探病的学生家长先到楼下接着，我们几个从窗户口跳下去跑了。这时候大门口围了很多人，后来知道是医院的领导和员警交涉，不让他们把人带走。
我们不敢多看，就分头跑。我本来跑步就慢，身体又弱，没跑几步就掉了队，这时后面窗户上有人很着急地叫，我回头看时，是一个女生，想跳又不敢，我回去把她接下来一起跑，跑不动，就在路口拦住一辆平板三轮车，让他拉我们去天安门，这时我知道这个女孩子是化工学院的，绝食5天，进医院两次。到了南池子，前面人山人海，过不去了。我们只好下来，这时那个小伙子很不好意思地提出，要我们5毛钱。我身上穿着病号服，但内衣口袋里有几块钱，正打算掏，那个女孩子有些不高兴，觉得不该向学生要钱，那个小伙立即不要了。那女孩拿出笔让我在她衣服上签名，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签名吧。她走了以后我觉得很不妥，就把钱塞给那个小伙子，但他像接到一个刺猬，连声说不好意思，丢下钱，蹬上三轮，一溜烟跑了，我追都追不上。
我不敢多停留，急忙赶到老位置，发现警戒线已散，绝食的人也多数回去，换了身体好的学生坐在那里。几个负责人他们倒在，还有周围其他几个学校的领袖，都坐在一起。见我急忙拉我坐下开会。原来部队已包围了北京，正从各路强行进城。除了那些虚弱的人回家或者学校休息，各校的主要工作已经变成堵军车了。且此时有很多各届人士、新闻工作者、还有外地学生纷纷赶到广场，有的是来支持的，有的不过来看热闹，还有的是不明白北京发生了什么，想眼见为实。所以广场上必须有人坚持。会上我们主要分工为三批，一批留守广场，一批组织宣传队在城里宣传并维持秩序，一批回校组织人堵军车。我仍负责纠察队事务。
散会后我送陈某等回校，路上谈到我的想法，认为不能这样耗下去，因为学生是堵不住军车的，就算能，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次运动的目标是达到什么？难得只是为了让军车晚几天进城吗？我觉得，应该把学生的最高和最低目标明确提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达到某个目标就可以宣布运动结束了。陈某苦笑道：“你今天晚上就知道了”。
当晚我留在广场上，身边北外同学只有几十个人，认识的很少。我还穿着医院的衣服，而且跳楼时裤子撕烂了，很冷。我咬牙指挥收缩防地，布置警戒。此时广场上传来大大小小喇叭的声音，都是不同的学生组织在发号施令，至少有7、8个，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民主的伟大前景，有的讲解如何对付毒气弹，我们只好团结了周围几个学校的人自己安排宣传、解释、讨论。我看到广场其他角落的学生也这样做，大家很茫然，不知做的对不对，但都很努力地做着。
那段时间几乎天天下雨，而且都是来得快去得快下得猛的暴雨，我们几乎要怀疑是人工降雨。这时来了许多公共汽车，停在广场上，让我们都上去。但我不肯，因为各校学生上车后就彼此隔离，也不便警戒和与群众交流。但雨实在太大，不肯上车的人都被硬拉了上去。从这天开始，我们就搬到了车上。因为绝食结束，慰问品自然没有了。且既然不绝食，自然就多了后勤伙食问题。本来都是学校后援团分批送来，广场上的学生和学校的师生借此交流。但不久各校校车开始定时送饭，车当然比人跑得快，后援团每次都晚到，渐渐懈怠，最后趋于瘫痪。
不几天，饭停了，车也走了，广场的日子变得难捱。一天来了位七旬老者，挑了许多稀饭和咸菜，当时有一个不知那个学校的学生居然抱怨不好吃，我立即痛斥了他，同学们也纷纷痛斥，我和那个老头握手，说了一句谢谢，那个老头居然满眼含泪，对我说，谢谢你们。此后直到6月3日，这个老头天天到广场送稀饭。
后来知道，学生领袖间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因为绝食结束了，绝食团却存在，他们当然要争着发号施令。而原来的高自联就改选过一次，那些北京饭店的一帮人被取代了实际职务，却保留了名义。谈判已经变得简单，不需要这么多代表，那些回来的代表和后来的代表又分成了两派。于是广播里发出各种乱糟糟的指令，而广场的警戒却越来越松弛，一些特务趁机混进来煽风点火。而有了汽车这块安稳之地的学生们有些已经开始懈怠，有的开始算命，有的则把希望寄托在当时出访国外的万里回国召开人大特别会议，给学生一个说法上。这时，有个个体户骑着摩托车气急败坏地跑来通知，说两批军队分别从军用地铁官园出口和北京站出动，都全副武装。陈某某要集合大家去堵，可我们能调动的学生，几个学校加一起不过200人，根本无济于事。我跑向最近的一个什么指挥部，却发现那里只有扩音器、广播稿、录音机，就是没有主事的人。正紧急时，发现桌子上铺着一面红旗，写着广场学生纠察队。我和同学急忙拿起旗帜跑到长安街心，大声向周围的人通报紧急军情。我不停演说，同学不停挥舞着那面头衔很大的红旗，也不知是演说还是大旗起了作用，很快聚集了几千人，大部分都不是学生，直奔北京站前街。
虽然人是我们组织起来的，但一旦发动，群众比我们跑得还快。等我们赶到时，几千人和车已经把出站的部队堵住了。我们挤到前面，向他们宣传。有个体户给士兵拿来食物和水，让他们吃了人民的东西，听人民的话。他们都低下头，不再前进。此时又有一小队学生搭着摩托车赶到，他们拿了一份东西，大声地念，是学生拜访当时健在的徐向前、聂荣臻两元帅，还有王平陈再道等6上将对话的记录。他们虽然也说了要学生尊重政府，以学习为己任，但同样保证解放军是不会镇压人民的，不会向学生和市民开一枪，还说了大家携手振兴中华的话。第二天报纸登了这个谈话内容，和当晚听见的基本差不多。那些兵听了后就开始后退，一直退进站，退上车。这时市民们开始鼓掌，喊人民军队爱人民，唱送战友。就在此时，突然冲下一群兵，咬着牙，端着枪，背着背包往前冲。跟他们说话，他们就像没听见。人群中有民族学院的学生，突然大喊起来，原来这些人是蒙古兵，全部都是！他们很粗暴地打伤了几个人，虽然伤得不重，却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有些群众自发出去找人。很快一大群带着黄塑胶安全帽的工人就拿着钢钎赶到，把他们都轰回了车厢里。对峙了一个多小时后，火车开走了。这次他们没有开枪。
市民和工人自动组织起来，用车辆设置路障，分班轮流看守。有人传说当时发生了罢工，我记得不是如此：当时北京城里很多大厂矿，工人都是三班倒，他们就在堵车上也三班倒。1976年的45事件。
回去的路上，我和同学边走谈论著刚才的事情，都隐隐感到，人民远远比学生更有力量，他们也愿意保卫在此期间得到的难得的自由和民主空气，他们才是社会的栋梁，到了把运动主导权交给更有能力阶层的时候了。回到广场，我们在玻璃房子见到封从德和王丹他们，我们把旗子还给他们，但发现这个旗子根本就不是他们而是另一个什么组织的。封从德和另一个人正在激烈争论，因为那个人提出要“打倒伪政府”而封从德坚决反对这样的提法。我和王丹说了几句，他很忧虑，也很平静。我说了对陈见兴说过的那些话，他其实跟我的观点很一致。但他告诉我，他已经无法指挥全局，其他人也不能。更要命的是，学生中开始流传北京饭店的代表被政府收买的谣言。我急忙问他是否真的，他说基本是假的，但的确有些代表沉湎于北京饭店的高档享受，还有些人醉心争权夺利。又有许多代表赶到，我们不是高自联的正式成员，不便久留，就离开了。
这时各路口都出现了军车，三环的每个立交桥上都发生了市民和军队的对抗，在每一个路口，都是市民和学生共同堵住了军队的行进。广场的态势很微妙，因为其学生已经不多，高自联虽已经散架，但各校的指挥还大体顺畅，而调动宣传队，组织堵军车，在学校比在广场方便的多。虽然学生仍然活跃，但运动的主体已经是市民，他们得到什么消息，都会本能地立即送到广场，外地的学生、还有想了解真相的各地来客，也会一下车就立马赶到广场。所以我们又不能不继续在广场保持相当的力量，不幸的是，我就被指定做了那个力量之一。
这一天，飞车队来报信说，丰台六里桥吃紧，当局动用了特警队。我们立即动员了许多人，还派人从其他路口抽调援兵，赶往六里桥。到那里时，却得知一幕惨剧刚刚发生过。原来那些穿黑衣服的特警强行冲击阻拦线，在冲击的时候，一个看热闹的小女孩，大约是9岁吧，跌倒在他们面前，把他们其中一个人绊了一下。这些特警是刚刚成立的新警种，平常好吃好喝娇纵惯了，被老百姓堵了半天本就窝火，一时性起，抓起这个孩子，扔下了高高的六里桥。六里桥在莲花池以西大约200米，现在的北京西客站大约150米，是一座3层互通立交桥，桥下没有一滴水。小女孩当场死去，血流一地。百姓当时发出阵阵怒吼，并惊动了周围更多的百姓。连路边的小贩也拿起摊上的东西砸向这些家伙。这时本来已经有一支部队来接应，但带队的军官拒绝帮助这支特警。结果这一队号称中国最精锐的特警部队被赤手空拳的百姓怒吼着赶进一座仓库，围困起来，直到公安局的领导赶到，求饶，才得以狼狈脱身。我们赶到时，他们正狼狈撤走，连一边的士兵和武警都对他们怒目而视。地上小女孩已经被抱到一边，但红白的血迹和脑浆，还是触目惊心。请记住，这是这次运动第一条付出的生命。
这个消息被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全城。引起了市民更大的愤慨，上街堵车的越来越多。而政府方面却变得温柔起来，再也没有大的军事调动。报纸几乎清一色都站在了至少中立的立场上，更给了许多人以乐观的感受。广场上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各种匪夷所思的争权夺利和离奇表演层出不穷。其实，我们这些人那时没有承担这样重大社会责任的素质，到这一阶段，学生已经不可能再起领导作用。
但所有人都不这么认为。那时我就在想，我总算理解了，当初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贿选总统时，为何坚决要求所有参加政变的军人包括他自己，不参政，不入阁。是他明白，打天下的人，如果真的去治天下，只能害人害己啊。
这时我的日子也越来越艰难。学校里的筹委们已经很久不来广场，而陈某某就像疯了一样整天组织大家练习防毒，我说什么他也不听，而且居然又组织了一个绝食团——不绝食的绝食团。很多学生渐渐散去，我也让因为我而不肯离去的同学赶紧回去。实在不肯的，我就写一张毫无意义的字条，假装让他们给学校的筹委们送信。这时，我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南京建工学院的学生，居然一下火车就直奔广场，一下找到了我，我们同学8年，他知道，我一定在这里。我带着他各处看，看见民众，他很激动；看见那些指挥部，他直叹气。广场周围出现了许多摊贩，有卖水果的，卖煎饼的，卖牙膏肥皂的，简直像个农贸市场。而且外地的学生，有的固然是来声援的，有的却不过趁机跷课搭免费火车出来旅游，由于广场上群龙无首，所以无人引导。我认识而且信任的学生领袖基本上都已经失势，在广场上我根本无法找到可以说话的地方。我看着童年的好友，托他办了一件事。因为我绝对可以信任他，我托他去我的宿舍把我所有可能引起麻烦或者连累他人的东西烧掉。他答应一声就走了。后来他过度忠实地履行了承诺，不但烧掉了该烧得，连许多不必烧掉的东西也付之一炬。诗稿、笔记、照片、所有有图像和我手迹的东西。
他走后天已经黑了，广场四周很喧闹，灯火通明，广场中央却人影稀疏，我伫立在天安门对面，突然觉得十分孤独。这时我们班上那个参加绝食的女孩子突然赶来了，我本来是假意派她送信给陈某的，信上胡乱写了些不相干的东西。结果陈某居然给我回信，叫我赶紧回校。我立即赶回去，发现10几个筹委大都在场。我们交流了意见，一致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必须有个明确的运动期限和目标，学生不能永远运动，社会更不能。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学校作出这样的决定没有用。我们只好分别动员同学暂时回家，以免更大的损失。
五
散会后人立即走得干干净净。我突然感到十分寂寞，屋里只剩下一个筹委，他不是正式生，而是部队派来代培的学生，我一直没怎么和他说话。这时却不免和他谈了几句，他只说了一句话，他是军人，只要他还能自由行动，我都随时可以在这台电话边上找到他（当时我们在4号宿舍楼顶楼的大屋子设立了总部，拉了一个分机电话）。
法语系的筹委有3个特别多，除了施还在北京饭店浪费时间不，还有我和另一人，我们分工，他动员老生，我动员新生回家。老生早就疲惫了，很快走得干干净净。可是新生多半不肯走。法语系老生除了我们指定留下的10个人都走了。新生看我不走，都不肯走。最后我只好告诉他们，我送他们走。可是他们都说我在哄他们，不让他们参加这样重大的事件。他们不认为政府会残忍到对学生和市民下手，且还把希望寄托在滞留国外的万里身上。这是当时学生和许多国人、尤其是老的右派们的普遍希望。因为万里和赵紫阳交情不同一般，早年就有“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而且他出访时间早就到期，却滞留国外，当然不免让人想入非非。我就说了一段让当时在场的所有人至今记忆犹新而且流传很远的预言。没有警棍，没有水龙，没有催泪瓦斯，你们等到的将是子弹。这个时间将是6月3日或者6月4日，最可能的时间是六月4日凌晨4点钟。我这番话是在女生宿舍的楼道里讲的，反应可想而知。后来事件结束后，几乎被目为神话。
我当时是根据平常熟读的史书和军事书籍得出这个朦胧的可怕预感，但无法向大家解释清楚，最后我急了，喊道“我如果死在这里，是我明白自己在这里有可能死。你们呢？”我把他们一个个送走，其中两个家里没人回不去，我只好带着他们上火车，让他们住到我家里去。
火车上人很多，大部分是没有票的，当时学生都不买火车票，很多人就冒充学生，头上绑个带子上车乱跑，到处游山玩水，秩序一片混乱。我们没买票，就上了车，根本没地方坐，就坐在过道上。对面坐着一群学生，是记不清哪个学校的南下宣传团。我和他们交谈，知道其实各个学校的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忧虑于广场的混乱，各自采取了尽可能的对策，以规避风险和让北京以外的人知道北京的声音。当然我们都表示怀疑这样的效果，因为我们发现，北京以外对北京的事情了解多半来自传闻和想像，走样很厉害，有的想像得过好，有的过糟。而且，我们得知广场上各路指挥部也派出了各自的宣传团，以宣扬自己所谓真理，驳斥别的伪指挥部所谓歪理邪说，这样下去会怎样，我们都表示不敢想像。就这样迷迷糊糊到了徐州，宣传团下去了，我们则一直开到南京。到了我家里，我父亲看见我回来兴奋异常，自北京分别，他一直紧张的要命，而且没敢和别人甚至我妈妈说。他们赶紧张罗着招待我的同学——有一个是女孩子，这时候脏的像黄鼠狼了——用家里的电话帮他们联系家人——那年头电话还不普及，联系到了之后又买票送他们走。
送走他们我又溜上街。南京的运动中心是鼓楼。高自联南京分部在鼓楼下面设立了一个宣传站，每天都有人把北京的消息传递到那里，他们再从那里把这些消息编辑、油印分交学生们散放到全城。关心时事的南京市民一到傍晚也会聚集到那里，听他们的广播。南京的分部虽然人数少，倒很团结，他们似乎还不知道北京的内讧。第一天我只是静听，没透露身份，也没有说话。这天回家，电视里谈到北京的飞车队被政府取缔的事情，罪状是他们冲击外交部，并且说他们是一群无业游民，专职街头痞子。我急忙偷偷溜出去给筹委会打长途（我不敢用家里电话，而且家里的电话那时长途要加账号才能拨）。得知飞车队不过是传递了部队渗透进城的消息，以至市民及时赶到——好像是军博秘密地铁出口——把他们堵了回去。这时我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了，因为政府把刀子指向了学生的耳目。而主持大局的吾尔凯西并没有意识到严重。据说他只是反复声明飞车队不是暴徒而已。
第二天我又到鼓楼，正看见有市民询问飞车队的事情，南京分部负责宣传的女孩子的回答是，飞车队是街头的痞子，是趁火打劫，和北京学生的行为完全无关。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畅通的资讯来源，只能自己凭空想像。这时候我感到不能沉默下去，于是表明了身份，并立即做了演讲，并作出自认为合理的解释。我刚刚说出身份，周围就掌声一片。我解释之后，一下收到一大堆纸条，周围的市民非常想知道真相，我也尽可能地解释。这时有一个监视我们的便衣给我们递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我是奉命监视你们的，但我被你们所感动，你们要保重，现在很危险。我不知这个人是谁，但我感谢他并敬佩他的良知和勇气。这时候分部的领袖和我交谈。他告诉我，已经接待了几批北京所谓代表，但口径差异很大。有的固然满腔热忱，有的却是不知所云。还有些他们怀疑是我党派来混淆视听的特务。那天我还真的识别了一个特务。因为他自称是外交学院筹委会的，而我知道外交学院因为只有100多学生，根本没有校内组织。
南京的气氛很好，因为大家都很务实，虽然消息很闭塞。但据说此时别的城市的气氛就不一定都好，有的沉郁，有的有些过激，我没有亲眼看见，不好下结论。这一天回去，电视里播了3个湖南人向主席像泼墨的画面，我看见他们被学生抓住，抓他们的学生有几个都是熟悉的，因为那一块原本就是我的防区。如今有人指责当年学生敌我不分，把他们交给了员警。我不想对这3个人或者学生抓他们发表任何意见，我只想说，如果那些学生的天真让人可怜的话，这3个人的言行让人觉得可耻。
我通过分部沟通了和北京的联系，因为我有人名，而他们有通讯工具。我知道有人组织了一些人去各部委请援，让它们脱离“伪政府”。这个行为引起了内部的极大混乱和反弹。
这时我接到了学校发来的复课电报，通知我6月4日重新开课，很多别的学生也收到了。我觉得特别蹊跷，却不敢再打电话到北京去问。我当时认为是烟雾弹，麻痹北京的学生领袖和市民，让他们认为不可能动武。因为这个通知对于出京的学生没什么效果，很多人不在家而到处游山玩水。不但北外，很多学校的学生都收到了，而且都是这个日期。我只能认为这是一种战术欺骗性质的佯动，目的不是让外地学生回京——因为办不到，而是让北京的民运领袖麻痹，以为政府不会立即动手。我急忙到处发电报，让回家的同学暂时不要回去（不过还是有几个同学回去了，看见了他们永远不想再看见的一幕），然后去买火车票，准备自己赶回北京，我认为，我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我拿了学校的复课通知给父母看，他们当然不好说什么，再去鼓楼，和分部的人告别，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组织了一个请愿团，沿铁路步行北上北京，已经到了安徽境内的乌衣。我们相互珍重后告别，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些人中的大部分。
我匆匆赶向北京，走得那一天是6月2日，火车上打开报纸，上面是61节天安门广场的报导，学生在天安门放了很多气球，祝小朋友节日快乐。当时还真的有许多小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去广场和学生过节。后来知道这些都是封从德的主意，好像是一些社会上谋士出的公关策略。车到北京，居然很容易出站，没有兵，一个都没有。路障还有，那些工人仍然轮班值守者。我只能坐地铁再步行回校，折腾到很晚才到校。到了学校，只见到两个筹委，其他人不是在外地未归，就是上街分头堵口去了。问北京的情况，都说很混乱，各校间的联系已经很不方便，电话从2号开始就不通了，只好用人来回传递，由于各校采取所谓“空校策略”，所以许多学生回原籍了，但由于校方的通知，不少人又匆匆赶回。
广场上，大校留20人，中校10人，小校自定，所以学生不算多。但外地来京声援的学生很多，都驻扎在广场。各界民众更是把广场当作运动的中心，经常聚集在那里交流和打听消息。陈某一直没回来，我也不好自做主张。我听说，北外的10个在广场留守的人，为首的还是陈某某。广场上北京学生不多，但市里却很多，因为市民固然还把广场当作运动中心，而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各校都是从校内调动人力，从学校出发，去城里各处，或宣传，或疏通，或堵口，并不和广场打交道。正此时，我发现班上有两个同学来上课，我立即领着他们去系里找系主任，系主任避而不见，副主任被我撞上，我问他，老师都不到位，怎么能让学生复课？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我急忙领他们去车站，想送他们走，但已经走不了了。部队已经开始行动，各个路口、各个地道口都出现了戴着钢盔荷枪实弹的士兵，还有装甲车和坦克，我急忙让同学回校，自己赶往天安门。
这时候广场的气氛非常古怪，地上到处是各色帐篷，还有许多桌子。广场的一角，有些人据说要接过学生的接力棒继续绝食。但只有4个人：作家刘宾雁，刘晓波，侯德建，还有程琳。他们躺在四个帐篷里，面前花花绿绿都是标语。旁边的桌子上，李露的一伙人在声嘶力竭地喊着什么，我一句没有听清。另一边，有人在动员人去堵击。我找到了陈某某，其他北外的人都去堵车，只剩他一个人，手里紧紧抓住那面蓝黄红三色的北外旗帜。他看见我就大叫，来这里干什么，这里我一个人代表北外就足够了，街上更需要人。于是我问他，哪里最紧急，他也不知道，因为消息一片混乱。这时有一辆卡车开过，车上都是市民，他们大声喊着“苜蓿地”，我无暇多想，匆匆告别了他，跳上车去苜蓿地。苜蓿地在北京城西，长安街一直往下，八宝山就在附近。
这一节除了日期模糊，其他我记得很清楚。而且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不停地想过，这一段期间，有没有可能挽回？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在当时，事态已经逼得我立即开始反思了。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我的结论是，无力回天了，最后一次可能达成妥协的机会，是六里桥事件。但那时吾尔开希正忙于夺权，而据说此时邓小平身体不适。戒严的开始源于陈希同李鹏的秘密报告，此时邓对赵极不信任，所以很容易地轻信了他们的报告。他此时是根据虚幻的情况作判断下决心。而陈李想说情况是怎样就是怎样，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邓小平本质上是完完全全的正统共产党人，本质里，悲剧是这个政权的特点决定的，甚至比毛更正统，因为他去过法国，毛没有。毛把他从走资派重新提拔，就是因为他“善于和苏修斗”。如果能够原样维持而让政权继续，他连经济改革都不会去做。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在下台和改革开放的相权中，他选择改革开放。不是因为他喜欢，是因为他不得不如此。本质上，他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来按需分配的。所以，就不难理解，在看到陈李报告后，他的结论是，自己必须在开枪和下台之间做选择。你说，他能不选择开枪吗？也正因为如此，我对邓是大体肯定的，因为不论动机如何，一个人能为了大局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和现在的领导人比起来，他至少还有头脑、眼光勇气和补漏的决心——虽然只能是小修小补。
六
路上全是人和车。扎着头带的学生，和拿着各种东西的市民，从板凳到拖把都有。学生并不多，且不集中，似乎是各校而非统一组织和指挥的，所以我看见他们有的往西，有的却往东。
到了苜蓿地我们跳下车，老远看见黑压压的一片，都是人，大街很宽，6车道，还有人行道，堵得严严实实。有几个人拿着喇叭在喊着口号指挥，但其实他们派不上用场。第一，他们喊什么旁边都听不见，因为几千人在吵嚷，对面还发出阵阵很可怕的声音，那是坦克和装甲车发出的。坦克和装甲车虽然不能前进，却没有熄火，所以发动机发出很可怕的杂讯。第二，似乎这些堵口的人根本不需要指挥，他们只知道，站在这里，不让西边的部队从自己脚下过去。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挤过去，发现对面一片绿色，都是钢盔。一眼望不到头。那些坦克都是抽烟装置在炮管中部、带侧挡板的69－2和59－3，装甲车是带顶机枪塔的531，都是当时国内最好的装备。那些兵都戴着钢盔，端着枪坐在敞开顶的装甲车里。他们戴着口罩，白口罩。我们说话，他们不知是装没听见，还是真的没有听见。他们隔10多分钟就开足马力冲击一次。装甲车在前，坦克却在后。地上有些用杂物做的路障，可是对装甲部队几乎无效。这时市民和学生——其中市民是绝大多数，就手挽着手，一排排地堵上去。用手推，用膝盖和后背顶。我在人群中感觉自己很渺小，只能随着人群的进退，一会儿进，一会儿退。这时候什么指挥协调都没有了。就这样，天渐渐黑了，他们没能前进一步。这时他们前面的装甲车突然后退，坦克冲到了第一线。我也坐过坦克，但这时才切身体会到他的威力，虽然这种坦克在两年后的伊拉克不堪一击，但压过路障时却可以把一切碾得粉碎。我们根本抵不住，虽然我们都尽了全力，虽然又来了更多的人。坦克从中间冲了一个大口子，两边也不得不后退，退了大约200米，因为是后退着走而且人很多，所以碾压踩踏，有人受了伤，但大家却没有太注意这些。
此时突然冲上去几十个老太太，有的抱住炮管，有的干脆躺在坦克面前。我记得清清楚楚，这时坦克突然熄火，杂讯一下子消失了。听见一个老太太声嘶力竭地大喊：“学生是我们的孩子，你们也是我们的孩子，你们要进城杀我们的孩子，就从我的身上压过去。”僵持了不知多久，突然从后面冲上来一辆坦克，涂着花花绿绿的迷彩，有一根长长的天线，东倒西歪，向喝醉酒一样直冲了过来。他们绕开了老太太，却开上了人行道，开足了马力冲去，一阵惨叫和惊呼后，人头黑压压地涌动，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但轰隆隆地发动机声却没有停。突然，这个时候，很远的地方传来几声枪声，很快又停止了，人群登时发出一阵阵开枪了开枪了的喊叫。我们看见那些坦克装甲车又在发动，但始终没敢开动。除了刚才那辆坦克碾开的一条路，人群一步也没有再后退，就连那一条路也很快被堵住，我们看见十几个人倒在血泊中，医护人员很快来把他们抬走。我不知道死了几个人，但死人是一定的。那辆坦克不久就被无数的木棍之类卡住了履带，它还不熄火，还要冲，结果侧翻过去。里面冲出一个胖子，拿出手枪，胡乱开了几枪，很快被大家怒吼着打倒了，他和其他士兵的枪都被抢了下来。我挤的不太远，清清楚楚地看见这个胖子戴着钢盔，挽着裤腿和袖子，满脸通红，好像喝了酒，他的肩上居然挂着少将的军衔。后来政府方面的电视宣传片中，我知道这个人是27军的政治部主任。许多人立即哭喊着冲上去一阵乱打，那个胖子似乎额头流了血。这时几个学生（包括我），都喊着“不要打，我们不是他们”。但那些不解恨的市民还是又打了他几下。这时那些部队又熄火了，似乎有些不知所措。过了一会来了几个挂白毛巾的军官，为首是个中校，据说是参谋，来交涉我们放了那个少将。可是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指挥，我们临时推了几个人和他们谈话。结果那个胖子被放了回去，而部队也退回了他们出发的地方而且熄了火。这个时候我注意到人行道上的条石已经被染红了。医生是尽责的，他们把重伤患都救走了，还给轻伤者裹伤。
这一晚在苜蓿地，群众伤亡数十，军队被打伤4人，损失坦克一辆。
我有些虚脱，就退后了一些，蹲在路边喘气。有老百姓拿了水和饼来，我吃了几口。我正在啃大饼，有个我有些眼熟的学生走过来，给我看他们从那些坦克兵手上抢来的枪。他拿的是一支我以前没见过的步枪，枪托是空的，可以折叠，后来知道这是当时刚刚定型的81－1自动步枪。我酷爱兵器，自己枪法也很好，如果是往日，我会抢过来，爱不释手地把玩一番，但这时我厌恶地推开它，说我不想碰这肮脏的杀人工具。此时发动机声又起，我站起来，看见在市民的欢呼声中，多数坦克倒车、拐弯，躲进了岔路，只留下两部装甲车，车上机枪的弹衣褪了，枪口直对着我们。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此时来了许多人，是来换班的。他们告诉我们，南边的六里桥、广渠门、北面的安定门，都开了枪，死了人，但都堵住了。而东面和东南面，虽然也有部队，却似乎比较平静。被换下的人纷纷散去，近的人各自回家。有的就搭上车走，我也搭上一辆车往东开。
回到广场已经是半夜了，我的一块黄色的挂表不知什么时候丢了，根本不知道几点。广场上灯光依旧，周围甚至仍然有很多摊贩，但气氛很是肃杀。广场中央，稀稀拉拉，东一簇西一簇，围了好几个圈子。有的人在滔滔不绝地演说，有的在激烈的争论，还有人拿着不知从哪里抢来的钢盔和机枪到处传递。在那4个人绝食的地方，我看见李露和那几个绝食的人围在一起写着什么，还看见程琳大口大口吃着东西。广场的角落里，拉着几面横幅，那里的几个人正紧张地接待各处来报告情况的人，并随时处理。似乎也不在意广场上那些圈子里的人的意见。旗杆下面，北外的旧营地，空空旷旷。陈某某和旗帜都不在，只坐着两个北外的学生，都是绝食团的领导，他们呆呆地坐着，不知所措，看见我过来急忙询问情况。当初绝食团和筹委会争夺权力时，他们都慷慨激昂，甚至骂我是机会主义者，右倾分子。但此时他们的脸色都白了，连声问我有没有危险，而陈某某早已拿着旗子去堵车了。我坦白的告诉他们，有危险，生命危险，要他们回去。可是他们害怕陈某某见怪，不肯走，我硬把他们推走了。这个时候我在他们坐的地上发现了一块蓝布，居然是我们宿舍的同学当时为我做的一面法语系的旗帜，用宿舍窗帘做的。我就把这块窗帘挂在铁栏杆上，自己靠在边上休息。栏杆外面不时有不认识的市民过来，关切地和我攀谈几句，我回答了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因为这个局面是我预料到的，我不过是在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而已。
天上有很多星星，身边却渐渐没有一个人。旗杆上光秃秃的没有旗帜，而栏杆上我那块蓝布显得非常寒酸。我转过身，望着天安门上毛泽东的画像，那是被泼墨后新换上的。他看着我，眼光不可捉摸，我感到阵阵寒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一晚，我不时听见枪声，不知是真的，还是做梦梦见的。天刚刚亮我就跳了起来，这时我发现那些纪念碑下的理论家们一夜没睡，还在慷慨陈辞，我这时只想离开广场到别处去。看见大家都往西，往北，我想去东面看看。就往东，搭了一辆三轮去建国门。发现这里也有许多坦克和军车，但没有启动，官兵都戴着钢盔，却没有戴口罩。有几个市民和学生在车上和坦克上和官兵说着闲话。我也凑过去，发现其中一个人居然是施。和他谈话的是一个校官，大约是团长或者副团长。他们的神色比较自然和轻松，士兵也比较放松。我也和他们谈话，他让身边的卫兵拿下弹匣给我们看，弹匣都是空的。他告诉我们，他们出发时，都没有带子弹。他还偷偷地告诉我们，如果想跑，尽量从他们这里跑。这时这里气氛很和缓，甚至有人唱歌，还有人拿过士兵的枪看，也没有关系。
但其他地方的枪声却时不时响起，这边的人纷纷去别处堵口了。我也想走，施不让我走，他告诉我，谈判已经破裂，许多代表不是逃跑就是被扣，他是逃出来的。他说，这里是比较安全的地方。而且守住这里也可以为广场的人守住最后一条活路。我还是不放心其他地方，因为各处枪声响得越来越紧。就匆匆告辞，搭车去了北边的积水潭。
到那里已经是下午了，那里很乱，人很多，对面很多兵，个个荷枪实弹，他们没有坦克，都坐着汽车，也戴着口罩。有医生在场，正在抢救。据他们说，刚刚开过枪，死伤了不少。百姓用石块和旧车辆堵住，也打伤了好几个兵，现在正僵持着。医生看见我是学生就叫我不要上去。因为那些当兵的最喜欢向学生开枪，如果我上去，他们打的更起劲，死的人会更多。因为城里人多距离近，那种自动步枪的子弹可以一下打穿3、4个人，甚至打在地上弹起来，还能打死人，刚才一个人就是这样死的。我得知，已经死了3个学生，市民死的更多，他们不让我们上去，我们也怕激得士兵乱开枪，就只好在后面帮着医生给伤患包扎，这些伤者大多是市民，大多是北京人，工人个体户是最多的。这个时候南边的安定门突然枪声大作，是那种连发和扫射，像爆竹一样。安定门在我们南面，如果那里顶不住，我们就被包围了。我急忙跳起来，嘴里不知喊了些什么，这时许多反应快的人也跳起来喊，往南撤，往南撤。我们一开始还是缓缓的倒退着走，后来就越来越快。那些士兵开始追，还开了枪，不过是单发，而且先打的天空。这时那些医生上去交涉，阻滞了他们的追赶。我们往南跑时，就看见安定门内大街上，人群没命地跑过来，远处隐隐看见士兵成战斗队形开过来，不时开上几枪。他们没有车，都是步行。我看见地上倒下许多人，有些人倒下又爬起，有些人爬起又倒下。这时人群骚动起来，潮水般往南。我被卷着不由自主地跑起来，一口气跑过了月坛，跑到已经看见复兴门桥了。这里已经筑起了路障，有许多人拿着旗帜站在桥上喊着口号，大家渐渐安定下来。有些人这时才发现自己中了枪，还有的丢了鞋子和眼镜。我这时看见一个学生拿着一根竹竿，旗子却不见了，就过去，把身上披着的那个窗帘旗子挂在竹竿上，一起走上复兴门桥。
往北望去，解放军似乎在上一个路口停住了，他们就地休息，前面停了好几辆三轮摩托，都架着机枪，此时西面的人也退下来不少，他们说坦克已经冲过公主坟，到了军博，被堵住了。我们都跑不动了，就地坐下，身边的人有的是从安定门退下来的，说起了那里发生的惨剧。原来在安定门，当时有两个学生，一男一女，站在一辆汽车顶上给部队喊话。部队开了枪，死了一些人，但那两个学生没有后退，还在喊“人民军队爱人民”。突然过来一个少尉，拿着冲锋枪（他们这么说得，我怀疑是自动步枪）。对着那个女孩子就是一枪，当场打死。当时两边的人都呆了，都停下了。然后那个男孩子就走到少尉跟前，大声说，你把我也打死。这个少尉立即举枪，把那个男孩子一枪也打死了。身边他们的同学据说哭喊起来，然后就有很多市民冲上去。把那个少尉抓住浇上汽油点着了。那些兵似乎被吓着。退了很远，这个少尉被吊在天桥上活活烧死，但很快大队士兵就冲了回来，用枪扫射。民众抵挡不住，只好一路败退下来，死伤情况不明。这个少尉后来据说叫李国瑞，是三大“共和国卫士”之一。
另外两大一个叫崔国政，一个叫姚国富，他们的事迹我就没有听到当事人说起。从名字来看，我不认为真的有这样的事迹，三个烈士都是国字辈，简直是神话故事。但这个少尉是真的，那天无数的人，包括伤患，咬牙切齿地恨不得再给他一刀。我们当时，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互相谈话，都表示不再退后一步，背后就是天安门，就这样，城里的枪声断断续续一直在响。晚饭大家都没有吃，因为没有人再有心思做饭了。我们茫然地一直守着，那一夜真长，仿佛永远也过不完。一直到北京站的大钟响起了《东方红》，12点了，都没有一点动静。
又过了一段时间（凌晨一点左右），突然，西边，北边，响起了一阵阵的哨子声。然后就是车声，跑步声，我们都站起来，准备最后一战。
枪响了，一条条火舌先往天空，然后就到处飞，他们似乎并不急于向人群开枪。而是要显示子弹的威力，周围的楼房被他们打的琵琶直响，玻璃也碎了很多。事后听说，这些高楼里住的大多是高干子弟，当时也误死误伤了不少。
这个时候我们反倒不怕了，喊着口号，抵着那些做路障的车辆门板不退。他们开枪打倒了一些人，但还是不能前进。西边的坦克也冲过了民族文化宫。离复兴门桥不远了，但很多人从各处涌来堵住，他们一时也过不来。子弹不时从头上掠过，曳光弹，痕迹很清楚。我那时什么想法也没有，就是不想从顶着的地方后退。
就在此时，东面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还有喇叭声和枪声，是天安门的方向。大约几分钟后，有人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过来，大喊“高自联叫撤，天安门清场了！”。这一下大家一下懵了，一齐退了下来。那些兵也不急于追赶，而是一边开枪，一边列队。
我们跑了一段，突然从西单当时没有完工的地铁出口冲出一群兵来，逢人就打，他们不开枪，而是用枪托和刺刀，下手非常狠。我们一边跑一边向他们喊话，他们铁青着脸，不答话。这些人都没带钢盔，也没带口罩。他们唧咕着什么，我突然发现，他们就是上次北京站堵回的蒙古兵。我们人多，拼命冲了过去。这时我前面跑的一个学生突然倒下，我和另一个学生去把他扶起来，发现他被刺了一刀，膝盖都露出了骨头。我们架着他飞奔。
广场早就一片漆黑，看见很多士兵往中央冲击。金水桥下反倒没有多少兵力。我们这么多人一冲而过（我们一群总有好几千人吧，本来上万，跑散了不少，后来知道我们这一路死伤最惨），他们似乎是没有防备，或者没有足够的子弹，总之没有多少阻拦。但冲到正义路，从北京站方向又有兵过来，那里堵截的民众也在后退。这时西边的注意力大约都在广场了，没有什么追兵过来，但北长街里又传来脚步声。我们很多人都四散逃去。
我想起白天那个军官的话，就跟那个学生扶着伤号往东，我跑步一向极慢，那一天却实在很快速。从王府井开始，就看见38军的坦克和军车，但他们的兵枪都倒提着，没有一点开枪的意思。看见我们下来，他们自动让了一条路，看见我们行动迟缓的人，甚至有些官兵面带焦急之色，但都不说一句话。大部分人通过这条路，向东逃去。
我们带着伤患，不好远行，就先拐进了最近的大学，北京工艺美术学院，那里还有些老师学生在，我们找了一辆自行车，把他送去了附近的医院，名字我忘了，地点在东来顺对面。那里已经有不少伤患了，医生正忙着抢救。那个学生需要输血，但我们血型都不对。后来还是别人帮了忙，但我们还是献了血，因为什么血都缺乏。这时更多的伤患送来。有学生，更多是市民，问起广场的事情，七嘴八舌，说法不一。后来我找当时在场的人追问，就是施某，他一直守到那些广场的学生出来。
原来那天凌晨一点多。广场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1分钟后又全亮，然后又全部熄灭。接着，大批武装士兵从天安门、南长街、南池子、各个广场地道口、人民大会堂东大门等处涌出，广播开始反复播送《清场公告》。这时广场里的人并不多，有的要拼，有的却已吓得不知所措，局势非常混乱。此时侯德建和刘晓波去和清场指挥官交涉，其他人就整队往外冲，先往西冲，但西边开了枪，没冲出去，又从东面冲了出来，东面38军没有阻拦。留在广场的学生据说被“解决了”，这个我无法证实。因为没有一个人证，物证也不过是纪念碑下的累累弹孔而已，然而弹孔无言。
这时天色已经发白，我看见更多的伤患送进来，医院已经有些应付不了。有些北京的人给家里打电话，但不通。这时那个受伤学生的许多同学赶到，好像是中财的，我记不清了。他们问他，想干什么，他说，想回家见妈妈，他们就扶着他走了。我这时也想离开，但此时门口已经来了一些兵，他们要求医院把一些伤患交给他们。医院坚决不同意，但他们还是胡乱抓了两个人走了。
我知道不能多呆，赶紧出门。一路上仍然听见零星枪声，我在路上碰上几个骑自行车的学生，是理工大的，出来找同学。他们带上我，回了学校。理工大就在北外的对门，我急忙回校。就看见旗杆上降着半旗，放着哀乐，只有一个人，就是陈某某，他没有伤，但身上非常狼狈。别人和他说话他一概不理，只管看着旗子发呆，一遍遍放哀乐。我到现在也不知他怎么跑回来的。
我回到宿舍，空无一人，地上都是纸灰。来到总部，也空无一人，我知道不走不行了。
不敢从北京站走，于是走西直门，路上遇上一群兵，排着方队，踢着正步，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一边踢正步一边高呼“向北京市民致敬！向大学生致敬！热爱北京市民！热爱大学生！”我急忙绕开，从西直门买票去京郊昌平，在那里搭车去了天津，在天津乘车回家。我到南京是在江北下车，因为杀人消息传来。愤怒的南京人已封锁了长江大桥。我只好步行过桥，回到家里不敢多呆，先去丹阳，后去上海躲了几天。然后从镇江过江去山东。混在麦收农民中熬了多日才回家。当时南京和各地民众一直坚持了一周左右，直到万里从国外回来，表示拥护中央，才断了最后的希望。南京的步行进京团走到徐州附近的贾汪，才忍痛解散，那时已经是6月17日了。我此时就在不远的临沂，藤县，心中百感交集。我曾经跑去曲阜，拜谒孔子，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却发现在曲阜古老的城门上，赫然贴着曲阜师专的一张标语，民主千古。
孔林边上有一家小饭馆，老板是个南师大辍学的学生，他知道我身份后很热情，和我谈论了大半天，还送了我衣服。我写了一首七律送给他，当时没有韵书，韵错了个一塌糊涂。
襟袖萧萧过孔林，别时回首顾频频；宋明误染头巾气，今古销磨壮士心。
荒塚依然鲜碧草，残城枉自绕余音；可怜年少无家客，却做孤臣孽子吟。
这也算我对这次运动最早的一个总结吧
开学后自然是秋后算账，我因为一个有来头的女孩子为了救我慌称是我女朋友，结果仅仅被停学籍一年，这个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个女孩子和我很久就认识，但接触不多，毕业时她希望我留下，但我不肯再接受她的帮助。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只能离京。别人告诉了我这个故事。我父亲去看她，她对我父亲说她真的很喜欢我。于是我父亲专程赶到杭州，命令我和她谈朋友。我一直当她是最好的朋友，但不是这一种，不过还是勉强和她交往了一段时间。由于两地分隔和其他原因，我们在93年新年后分手。现在她有时还会给我打电话，并且和我妹妹有来往，我父亲一直很喜欢她，我也很感激她。她比我大一岁，至今单身一人。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六四。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