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8日讯】近些年来，中共的所有电台报刊杂志都一齐“与时俱进”“与时俱进”的吼直了声儿。查一查词典吧，这个“与时俱进”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可惜，在所有的汉语词典里都没有什么“与时俱进”。那么在网上搜吧，搜来搜去的，发现了这样的话：“江泽民在2001年中共诞生80周年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2002年，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的讲话中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猜一猜这个吵死人的“与时俱进”是个什么意思了，同时我们还得考察考察历史，看看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
一、从“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到“和平地长入新社会”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发表于1848年，据说是他们的纲领性文件。它气势汹汹的扬言：“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可是马克思又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推翻了自己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旦旦信誓，他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页）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不是“私有财产”了，那么“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就大可不必了，也就是说《共产党宣言》可以扔掉了，如此之快的“与时俱进”实在是叫人觉得不可理喻。
在第二国际期间（这时马克思已经死了）。恩格斯在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的时候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页）
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还这样说：“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指《共产党宣言》）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不是有五种社会阶段的划分吗？什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等，也就是说，人类就是按照这个过程在进化的，最终就进化到共产主义那儿去了。可同时恩格斯又说了：“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六二八～六二九页）
这些好像都在说明：《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已经不再纲领了，甚至恩格斯连共产主义都放弃了；是后来列宁毛泽东们要搞暴力革命，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了，马克思还是好的。最近中共也正是这么宣传的。那么我们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时期要和蒲鲁东派斗争？和巴枯宁派、工联派、拉萨尔派及所谓的“机会主义”进行一系列的斗争呢？这些派别不正是主张和平过渡或议会斗争的吗？由此可见，马恩的骨头里面是暴力革命，所谓“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不过是一时的美容术假面具而已。
西方有句名言：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这句话好像是专门给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准备的。
中国有句古语：“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可惜马恩他们不是君子，所以，他们的语言、观点随时都可能变化。之所以如此，那就是原来的东西行骗已经行了，于是就不屑一顾的将其打倒，再来一个新的骗术。新的骗术又不行了，还可以把已经抛弃的东西再拿起来。甚至还可以同时把两种属性截然相反的东西拿在手里招摇于市而毫无愧色，就像现在有些什么文人也骂骂列宁毛泽东却又肉麻的吹捧邓小平或江泽民等人，给人制造一个宽松的假相，但骨头里还是维护共产党的一党血腥统治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最下作的伎俩。
二、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当年列宁出于个人野心，高举暴力革命的血旗，再捆绑上：首先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要夺取政权。其实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比如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1917年2月，刚刚进行过二月革命，应该经过一个发展过程才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做为一个社会形态绝对不是只存在几个月的时间就应该结束的。可是在同年4月列宁就推销自己的四月提纲说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列宁的行为用马克思主义者的黑话来说，那就是十足的“修正主义”，是彻底的否定了马克思的五种社会阶段的划分和先后进化的说教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那么的彻底，那么的无所顾忌，好像是面对一个完全与他格格不入的东西一样无情，可同时列宁一直又是以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虽然该“理论”被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教父普列汉诺夫所激烈反对，但是列宁还是坚持己见，而且硬是夺取了俄国政权。
而这种种的前矛后盾、自相冲突、南辕北辙，只要有“与时俱进”这么四个字就足以叫所有的人们无话可说了，实在是掩耳盗铃，古今一大奇观。列宁在掌权之初，就实行了个什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结果弄得四面楚歌危机四伏，于是赶紧“与时俱进”为“新经济政策”了（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列宁刚死，斯大林又把“新经济政策”“与时俱进”成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在中国，马列主义又被“与时俱进”为什么毛泽东思想，从“农村包围城市”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血流成河的战争年代到伏尸8000万的和平岁月，把中国“与时俱进”成今天这样的无官不贪，毒赌黄遍地，活体摘取修炼人器官的人间地狱。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性的“继承和发展”啊。
就说那个“土地革命”。按照中共的宣传，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什么“农民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得到了保证”……天花乱坠的，可是毛泽东怎么说？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又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多么直截了当啊，为什么要进行“土地革命”还用得着再去补充吗？只是我们必须明白：共产党哪来的土地？就是它把地主打倒、杀掉，抢来的。这就是“与时俱进”“进”出来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之间有一股子邪劲在贯穿着，就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那种凶恶、仇恨、无赖和霸道的本性在不同地域和民族中蔓延，所到之处就和那里的阴暗丑恶的东西结合起来，所到之处就在那里制造出一系列又一系列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和惨案。
比如，共产党到了陕北，如果没有日本和苏联的干扰，国民党再有一次围剿就可以将其根除，其势之危不异于千钧一发。这时共产党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其“土地革命”立刻“与时俱进”为什么“双减双缴”（地主减租减息，农民缴租缴息。）的“土地政策”。但您千万不要认为这下共产党学乖了点，到了内战的前夕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就颁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那个“双减双缴”马上“与时俱进”成了所谓“土地改革”了。
“土地改革”一开始，薄一波在太行山区首创了杀人土改的先例，毛泽东十分赞成。于是所谓的“土地改革”实际上就是又一次大规模的杀人运动。现在请看下面所诉的事实：
“兴县著名的开明绅士刘像坤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原是干部，为了与父亲划清界线，夺下民兵手里的步枪在尸体上捅了两刀。刘像坤的哥哥刘少白是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也被押回家乡斗争，并撤消一切职务。刘氏兄弟是黑峪口人，在斗争会上，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也被打得死去活来，晕死过去。众人以为他死了，就用绳子把他拖到黄河岸边，扔了下去。没想到刘玉明在河滩上又苏醒过来，要挣扎着往起站。几个土改积极分子看到他没有死，又下到河滩，端起刺刀在刘玉明胸脯上猛扎两刀。刘玉明死后，有人听说人的心脏能够治病，便用刺刀将他的心脏掏出，拿回去给病人吃。
“不久，兴县蔡家崖召开斗争牛友兰的‘斗牛大会’。牛友兰是晋西北首富，毛泽东1948年路过晋绥时住的窑洞，即当时的晋绥军区司令部、现在的蔡家崖革命纪念馆，就是他家的房子。抗日战争中，牛友兰毁家纾难，把房屋、店铺、工厂、土地、金钱几乎全部捐献出来。据说仅一次捐献就武装了贺龙的一个团，因此在土改前他已经是一无所有了。但是到了土改的时候，他仍然在劫难逃。由于牛友兰没有做过坏事，斗牛大会效果不好，于是有人就用铁丝（一说发簪）穿了他的鼻子，让他的儿子、曾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的牛荫冠牵着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随即毙命。（直接制造这一惨案的人是李井泉，他不仅没有任何麻烦而且还平步青云的升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位，在三年大饥荒中此人又在四川一手造成了1000万百姓饿死的惨剧——笔者注）“在土改中，整人、折磨人的方式真是五花八门，令人发指。除了棍子打、锥子捅、绳索、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之外，还有磨地、坐圪针柜、扔四方墩等花样。所谓磨地，是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人的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脚在上面来回拖拉。《山西文学》的鲁顺民先生曾经采访山西河曲县的一位张姓老人，他说他曾经亲眼看到一个药铺的掌柜受此酷刑。该掌柜被斗时，一个妇女还在他肚上放了一盘小石磨，并坐在上面。不一会儿，药铺掌柜的后脑杓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裸露出来。真是脑浆遍地，鲜血遍地，惨不忍睹。另外，牛友兰的儿子、曾经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的牛荫冠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也撰文说，当年他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绑在树上，被人们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以上资料摘自《山西土改的两种模式》作者——智效民）
当时为了挑起人们对地主的仇恨，共产党还把一个白毛仙姑的民间神话故事“与时俱进”成苦大仇深的《白毛女》来。什么黄世仁杨白劳都是无中生有的经典之作。是的，这个颠倒黑白无恶不作的“与时俱进”可确确实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推翻了几千年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土改，一直持续到1952年底。这下应该消停几天了吧？可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于是刚刚到1953年，又“与时俱进”出个“三大改造”来。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这个被共产党玩弄了几十年的中国最庞大的人群，又一次的被中共所蹂躏。对农业进行什么社会主义改造，改造什么？说白了，就是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再夺回来成为共产党所有，因为这时共产党已经大权到手了，不需要你去“战胜一切敌人”了，那么你农民手里的土地也都应该没收了。共产党不是到现在还宣传说，土改的意义有多么多么“伟大”如何如何的深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马上就“改造”掉呢？
三、“与时俱进”的本质
这个“与时俱进”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可以“进”出共产党所需要的一切，它又可以“进”掉共产党所不需要的一切。党需要“右派”，那么就可以“进”出百万而不止的“右派”；党需要“走资派”，那么数之不尽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就会源源而来……等到党不需要的时候，那么就可以“与时俱进”的平反同时把“滔天罪行”再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剩下的问题就是“不要纠缠历史旧账”、“团结一致向前看”、“不争论”、“不管白猫黑猫”。
说是改革开放了，但还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四项基本原则）。什么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都是“与时俱进”的产物。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到“下岗”工人上访遭到层层打压；从“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到农民养几只鸡下几个蛋都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从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到“五反”中的“不法资本家”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从“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到取得“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从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到定性彭德怀为反党集团头子；从“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到把坦克开到天安门前杀害和平请愿的学生；从对气功的“三不政策”到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及活体摘取大法修炼者的人体器官的暴行……这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的结果。
我们现在举一个明慧网在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九日报导的又一个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例子：大法弟子王刚，三十九岁，是河北省涿州市西韦佗村人。因修炼法轮大法于二零零三年七月被共产党判刑十年，非法关押在河北省保定监狱（又称河北省第一监狱）。在狱中，因为王刚不放弃修炼，监狱长高英指使警察和犯人对他进行酷刑迫害，狱政科科长范建立将王刚的腿打残，又在二零零五年五月底被迫截肢。
被严密封锁的消息终于传出，于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和六月七日，王刚的妻子任翠静、姐姐王玉芝及岳母、哥哥、等人先后两次来到保定监狱，要求见王刚一面。保定监狱以“截肢是谣言”、王刚没有转化等“理由”搪塞，不让亲人见面。就连“只要在眼前走一趟”的最低要求也不答应。在这样的“和谐社会”里平民百姓有什么办法呢？直到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八日（接见日），王刚的妻子、姐姐、四哥王兴等一行七人租车连夜赶往河北省唐山冀东监狱四支队探视，竟被狱方出动四十多名警力赶出门外。
至下午两点半左右，该狱教育科副科长吴立坤把王刚家人叫到会议室，支队长郝保新等人在场。他们竟然以：王刚截肢的消息会在网上曝光，你们来人太多，有非直系亲属在场等等“理由”不准见人。当王刚的姐姐问他们，王刚为什么被截肢时，支队长郝保新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叫嚷：“我一分钟都不想让你们呆，你们马上给我走！”随即，又冲进四十多名警察，把王刚家人赶了出来。
对此事，我们不想再说什么了，只希望大家都能想想这么几个问题：
1、大法弟子王刚究竟犯了什么罪？修炼做好人有罪吗？
2、就算有所谓的“罪”吧，就可以随便把人家打残吗？
3、把人打成了残废就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而截肢了事吗？
4、截肢之时可以在家人不在的情况下进行吗？
5、在导致截肢恶果的情况下，做恶者仍然在掩盖真相，这，说明了什么？
6、还要撒谎说是“谣言”，还讲不讲道理呢？
7、最后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发疯，这不是耍流氓是什么？
我还要说明的是：这样的事情，自1999年7.20以后不知道发生多少次了，可以说是罄竹难书。而且，这样的事情和被活体摘取了器官的惨剧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郝保新的桌子才拍那么响。当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领略到“与时俱进”的个中三昧：他们可以把一个善良的修炼人“与时俱进”为犯人进行判刑；还可以把一个原本健康的人“与时俱进”为一个残废人；致残以后再将其实情“与时俱进”为“谣言”，为不准亲人相见，为威胁和驱赶。
于是我们说，什么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是不讲道理，没有原则没有标准，没有最起码的为人的道德底线；“与时俱进”就是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就是翻手作云复手雨，就是无恶不作耍流氓无赖；就是“与时俱变”“与时俱恶”“与时俱邪”“与时俱暴”，最后的结局也只能是“与时俱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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