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日讯】年轻时被划为右派发配内蒙古草原；文革期间母亲冤死；摘帽后荣为人大代表，后以“中共特别党员”进入香港……
曲折的人生，促使陈愉林决定写下真实的历史，《五七右派列传》收录了约六百名右派的故事，还原反右历史。
近年来，德国媒体发起了“普通人写历史”节目。许多城市大街小巷都有一个“故事屋”，普通人可以在匆忙中坐下来对着录音机，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精彩的甚至上了电视台或电台。
中共历次运动下造成的浩劫，也造就了很多中国家庭的悲剧和个人坎坷命运。四川旅英博士张戎耗用十二年写就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系统揭示了暴君毛泽东的真实面目，可以说是近年来写自己故事的典范。张戎的经历也鼓舞了很多人将自己的故事写出来。
零六年十月张戎访港记者会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带来了自己刚刚出版的厚厚自传体小说《天地良心》，从一八五零年开始写了自己的家族史，以及自己从右派到人大代表、再到输港特务的曲折人生。这位老人引起了张戎的注意。
两年后，这位老人又出了两卷《五七右派列传》。这次他写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故事，而是花费了六年时间，收录了约六百名右派的故事，其中三分之一是亲自走访的。这个勤于笔耕的老人就是七十二岁的陈愉林，笔名申渊等，是香港政论杂志《开放》、《前哨》的长期投稿人之一。
拿综援吃过期面包
约陈愉林采访，是在新界的一家酒楼。他拿着刚刚出版的《五七右派列传》，脸上挂着一副眼睛，面容慈祥。为解释自己书籍的来源，如同中国大部分传统知识份子一样，他还准备了一大堆原始资料，详述着每一个故事。
我绕过了那至少几十斤重的原始资料，眼睛盯着另一袋软软鼓鼓的袋子：“这是什么呀？”我好奇的问。
他略为犹疑，突然有点不好意思的轻声回答：“我朋友在一个超市工作，这些面包是刚过期的，每次他都会叫我去拿，我们这些老人家就是靠这些吃饭。”他顿了顿又说：“我是靠综援（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生活的，每个月只有三千元，为了自费出这些书，已经……”
早就知道他经济困难，但生活如斯，我一下子愣住了，有点感慨和心酸：“那您也太苦了。”
陈愉林脸上却浮现笑意：“相对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生活，现在的日子，我已经很满足。”
五十年前就想出书
陈愉林写右派列传的念头来自于五十年前：“我在内蒙古草原劳动的时候，那个地方很荒凉，是苏武牧羊的地方，非常接近进外蒙古。周围有很多像我这样经历的人，我就想，将来有机会我就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下来。”
一九三六年出生在上海的陈愉林，外祖父是上海租界万国商团司令，家境非常显赫，年幼时入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和江泽民、李岚清是校友。该校是中共地下党主攻的目标，三八年就建立地下党组织民先队，陈愉林十二岁就秘密加入地下党。
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前夕，虽然遭家庭激烈反对，陈愉林和父亲（当年上海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后被打为苏联特务，闷闷而死），毅然留在国内，没有和其他家人前往香港等地逃难。陈愉林其后火红一时，当团总支书记，考大学又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一九五六年加入共产党，五七年反右，他是学校积极批斗右派的学生领导人物。
但到了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下达指标，要求按照3%到5%的比例划定右派。他所在的“支部有二名右派的指标，凑了半天还差一名”，陈愉林因为出身资产阶级，被瞄上了。党委书记便找他谈话称：“支部决定委屈你凑个数当一阵子的右派。你又是系团总支书记，你带个头，一个人完成二个指标。”就这样他给凑数“凑”上去了，被发配到内蒙古草原劳动。
当年给他定的右派依据也很荒唐：“当时学校派人去见彭真，我负责记录汇报给党委。当时彭真说了一句话，‘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方针’，我如实记录下来，彭真没有事，但我就凭着这句话被打成右派。”
陈愉林被说服“当一阵子的右派”，却一当就当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七九年被“改正摘帽”回上海。
文革全家大祸临头
刚去内蒙时陈愉林被发放劳改四年，正值大饥荒时候，一年只能吃四次大米饭，分别是元旦、新年、五一、国庆，平时就吃豆腐渣、甚至吃木屑做的饼为生，吃了以后连屎都拉不出来。他又经常看到上游漂下来的尸体，是自杀的右派，和其它死亡的动物一起浮在水面……
“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我都是感到很委屈和冤枉。我自己以为是从小跟着共产党走，没有私心杂念，但你不应该把我当成阶级敌人。”右派生涯在物质上很苦，但陈愉林的精神更苦闷。
陈愉林的父母很着急，从上海赶来看他，不明白为何大祸临头。但很快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全家都遭难，父亲被打为苏联特务。
“我们全家遭受六次毁灭性抄家，冬天他们把我们的床被子全部拿走，一个床四条腿锯掉一条腿，让你不好睡觉，红卫兵在你煮饭的锅子里大便，烧水的水壶里小便，就下流到这个程度。家里的钱全部抄光，食物被抄走。”陈愉林慨叹：“一个人完全成为野兽，没有了人性。”
抄完家以后，红卫兵把陈愉林的父亲带走，“他和党委书记两人，早请示，晚汇报，变成早请罪，晚请罪，两个人互打耳光，打青了还不行，眼睛都红肿，眼镜都打掉。就残酷到这个程度，我母亲就这样冤死了。”
“共产党说，我给你改正呀，我还让你当高官，但我心里的仇恨没有办法化解，所以我的名字叫申渊。”陈愉林无法忘记那段残酷的历史。
陈愉林和家人摄于四九年前的大上海。（陈愉林提供）
六四促当中共特别党员
七九年陈愉林右派被摘帽后，因为右派生涯时跟随一个老右派，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环境工程硕士学到过硬的技术，他成为知名的环保专家，担任上海某国家级设计院院长，非但享有“全国人大代表”荣衔，而且内定为国务院某部部长接班人。
但八九年六四镇压前，十八名人大代表发出连署信，要求反对戒严部队进驻天安门广场。正在尼泊尔公干的他从加德满都发了一份传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要求在这封公开发表的联名信上，加上他的名字。因为这封信，他被勒令停职检查，面临整肃。
就在此时，有关方面向他布置一项特殊任务，如他乖乖受命，则“签名信”一事“作认识问题处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成了“中共特别党员”的一员，于回归前秘密派到香港，担任某贸易公司经理，做“小骂大帮忙”的工作，并定期为中共搜集情报。
很快，与之同一背景，同为中共特别党员的生意伙伴见财起意，骗了他五千余万港元，致使其倾家荡产，生意彻底失败。骨子里对中共反抗的他，经历人生波折后，决定用自己手中的笔来揭开他所知道的事实真相。他用了五、六个化名四处投稿，专鸣天下不平事，揭露中共贪官污吏，鞭挞中共的一党专政，又写就《天地良心》作为自己一生的反思。
“如果你曾经在生命中走错方向，请记住，走向天堂的路允许调头。”这是他在《天地良心》中为自己一生的总结。
仿效司马迁还原反右历史
为什么要写右派历史呢？“共产党害怕的不是小骂它，它害怕的是说清真相。因为中共的政权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最怕人揭穿谎言。”陈愉林说道。
他续说，反右一直在大陆被认为是禁区，无论是学校、图书馆还是互联网等找不到相关的材料，而当年的证据已经在官方七九年下令“改正”的时期一笔注销。规定如下：“对本人及其家属、子女、亲友档案中涉及这个问题的材料，应予一撤出销毁。”
“这就是要来个死无对证，矫正历史，重塑历史，就是专制政权维护自己统治的重要手段。”陈愉林痛心的说。
官方记载超过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甚至被虐待致死。但陈愉林认为右派根本不只这个数目，很多人都未被记录在案或者未戴右派帽但实际被打成右派，他估计有一百二十万人左右。
零二年开始，陈愉林开始准备写反右列传。他暗中回大陆，陆续搜集资料和采访右派当事人，严格按列传的格式，生死年份、家庭出身、划右前后经历、划右原因、处理改造、死因或改正后情况，准备写下一千个右派的故事。
陈愉林在书中写道：“历史总要由活人去写，死人无法写历史。汉武帝给太史令上腐刑，留下活口，就是让他写历史；司马迁苟且偷生，也是为了写历史。”
他续说：“虽然我已经沉默了将近五十年，我看到我的前辈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威赛尔和苏俄布拉格群岛的幸存者索尔仁尼琴，为历史留下的见证，我还有理由犹豫和逃避吗？难道我要把这些刻骨铭心、震撼人心的故事带进焚尸炉吗？”
陈愉林和香港五七学社干事武宜三（左），于今年十月三十一日在香港召开记者会，披露出版《五七右派列传》遭到中共当局骚扰。
书未出已被中共禁止
陈愉林写书的过程克服重重困难，有的当事人不讲不敢讲，有的因为伤痛太深不愿意回忆，陈愉林的书还未出已经被中共禁止，有访谈对像告知他，有公安上门警告不准接受他采访，而他在香港也找不到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无奈之下，今年三月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老右派组成五七学社，旨在还原历史，理清真相，并成立五七学社出版社，自己出版书籍。
当局很紧张他的书籍。今年十月十三日他回上海探亲时，遭四名普陀区国安上门盘查，将他们五七学社定性为敌对组织，其后，十月二十二日，陈愉林的儿子也被警告不要出书：“找我儿子，就说你和老头说一下，要他识相一些，不要在境内再搞什么活动，第二句话，他那么厉害，有什么后台吗？第三句话，我们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限制入境、限期离境，取消回乡证。”
面对重重艰难，陈愉林很欣慰，其中两卷书最后还是出了。但还有两卷因为没有钱，没有办法继续出。陈愉林称，该书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包括对反右的历史定性等，是有相当的历史价值：“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挖掘那些被人故意尘封的历史和个案，帮助人们恢复历史，通过那些鲜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个案尽量拼出一幅完整的图案。”
回望自己走过的路，陈愉林说道：“邓小平说，历史问题旧账一笔勾销，就是让你不要看到这些迫害的情况。我看到大纪元时报报导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就想和我们当年右派一样，一模一样。”
“共产党让你忘记过去，就是让他现在敢这样干。”陈愉林说：“共产党认为你人很计较，大家忘掉算了，现在生活怎么好，这就等于容忍他们重复犯错误。他们为什么要封杀我这本书？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大家都明白真相，它的基础就垮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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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右派列传》的历史价值
口述 ◎ 陈愉林 整理 ◎ 梁珍、吴雪儿
香港五七学社，旨在还原反右运动历史。十一月七日，他们首次公开亮相，除了宣告学社成立外，并介绍了新出版的两卷《五七右派列传》，及其他书籍。（新唐人电视台）
一般认为反右因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和鸣放过头无法收场而引起。实际上毛泽东蓄谋已久，夺权前他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说：“开国以后掌握了政权，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批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使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从根本上看，反右是中共本性使然。中共夺权开始便排出左中右，时机成熟便拿右派开刀。因此毛泽东的“阳谋”不是起自一九五七年，而可追溯至更早。
一般人以为反右只是整顿知识份子。毛泽东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底在青岛举行的中共省委书记会议上说：“实际上这次整风在党内就是清党。但对外不说。”因此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阶段特别重要，往往被人忽视。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由莫斯科归来，风尘未洗，即外出四次巡视了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揪出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党内反党右派集团，这是以后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四清运动、文革的先声，连串运动一脉相承，都是清除党内异己，直至刘少奇、林彪。毛泽东在搞大动作前四处巡视始自反右，以后发动文革、搞林彪都是如此。
五八年反右补课的重要之处，便是运动重点转向党内，党内转向高层，高层指向地下党。
据三个党内文件透露，毛泽东打出党内右派十八万到二十万，分散在各行各业，占右派总数三分之一。
《五七右派列传》主要内容：
一、发掘出毛泽东，清理地下党。
二、民主党派、宗教界、少数民族反右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中共特别党员，揭露中共特别党员可能最触中共的痛处和神经。
三、纠正了一些习惯说法，如党内最大右派是沙文汉；军内最大右派是陈沂少将，军内反右是关门打狗，比社会上更惨烈。
四、揭露中共在反右中摧残少年儿童。最小的右派佟信顺十六岁，四川李井泉在中学生里大抓右派。
五、披露受害最烈的是广大基层右派，他们是一群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医疗、退休等社会最基本福利待遇，靠几百元救济金度日，政治上继续受到歧视，挣扎在死亡线上，如九十五岁王关仁老人和八十五岁陆良敏老人。◇
──本文转自第96期<<新纪元周刊>>
http://mag.epochtimes.com/098/5597.ht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