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文学 书写心灵自由

【大纪元5月14日讯】今年4月10日至13日，“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在台北主办了2008年会，并举办了“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暨中国苦难文学暨戒严与后戒严时代的台湾文学国际研讨会”，简而称之，就是“苦难文学研讨会”。

人类心灵的苦难是文学和艺术的永恒主题，文学的终极关怀即在于体察民情。二十多年前，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这和两地中华民族共同的苦难难解难分。

然而今天的文学仍在苦难当中，这不仅仅因为中国大陆仍没有出版和创作自由，也因为当今的文学大多已不再关注人类内心的痛苦，并有了更多的俗媚和算计，于是文学本身同样遭遇了困难。

而在中国大陆，坚持描述这种心灵苦难的作家们，更是经历再次的苦难。然而，“铁链锁不住浩荡的风”，在不自由的大环境，书写苦难，益显自由心灵的可贵。

铁链锁不住浩荡的风

_{“中国自由文化奖”缘起}

文 ◎ 袁红冰（旅澳作家、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发起人）

首届中国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在台北召开，而获奖者却被剥夺了领奖的自由——法学奖得主高智晟失踪于铁幕的阴影之下；人权奖得主胡佳被关入黑牢。然而，自由的灵魂，无法囚禁。

在当代中国，自由是艰难的，心灵是艰难的，诗也是艰难的。有一位身处中国大陆的友人，将他的一生献给诗的自由创作。他是一位写诗的人，因此，他为诗承受了终生的艰难。

可是，进入暮年后，他却对我表达了一个炽烈的愿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听到这个近似遗嘱的愿望，我只能默然无语，悲悯之意也如冬晨之雪雾漫天涌起。

一位终身写诗的人，他生命的最后激情竟然不是对诗意之美的忠诚，而是对世俗荣耀的向往。他不仅贬低了诗，也使他原本艰难而高贵的一生蒙受耻辱。直视这样的生命悲剧，我除了默然，又能如何？

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是西方语言文化范畴内的一种崇高荣耀。荣耀就在于她试图奖励自由创作的心灵。不过，迄今为止诺贝尔奖毕竟只属于西方语言文化，而与东方语言文化无关。原因很简单：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构成是西方文化的，它对中国语言文化没有充分理解，也没有表现出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深刻关注。在此情况下，一个中国诗人将诺贝尔文学奖视为终极追求，就既侮辱了他自己，也侮辱了中国自由文化的尊严。

诗意之美，只以超凡脱俗的心灵为依归。渴望被奖励的人，没有能力，也不配成为诗人——诗人至少应当只把爱恋许给世俗之上的美。因此，一个终生写诗的人，一个为诗而承受终生艰难的人，竟然渴望世俗的虚荣奖励，又怎么能让我不感到悲悯。

思想犯遗言，敲击自由心灵

中国古文学曾以其绝世之美辉煌千古。但是，环顾当今之世界，各种文化奖令人眼花撩乱，却没有一个属于中国自由文学。这正从一个角度表述出中国文化精神濒临灭绝的悲剧。当然，中共暴政及其御用文化机构设立了种类繁多的奖项，但那是为奖励文化奴隶而设，与自由人无关。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有一位女思想犯被暴政处决。为了不让思想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出自己的思想，临刑前狱吏用竹签穿透她的舌头和下颚。正是这位思想犯给人间留下一句悲情千古的遗言：哪怕我对着铁铸的墙咳一声，也可能得到回音，可是我对着活人千万遍的呼唤，却犹如面对死人。

这位女思想犯遗言间回荡的悲愁与绝望，同时也属于所有中国自由的心灵。为中国文化复兴而背负如山的痛苦，行进在苦难命运间的精神圣徒们，值得历史的崇敬。

以自由之名，重建中华尊严

国际学者基金会设立“中国自由文化奖”的初衷，不是用于奖励渴望被奖励的人，而是愿通过中国自由文化奖，向为复兴中国文化的事业历尽艰辛并创作出精神价值的知识份子，表达无尚的敬意。

二零零七年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许多获奖者被剥夺了参加颁奖仪式的可能——法学奖获得者高智晟失踪于中共暴政铁幕的阴影之下；人权奖获得者胡佳被关入黑牢；诗歌奖获得者江婴、政论奖获得者周勍由于当局的重重阻挠，而无法成行，更多的人因秘密警察的恐吓威胁而难以赴会。

这一切都告诉世界，中共暴政——共产主义运动最后的巴士底狱，依然竭尽所能，企图囚禁自由的灵魂。然而，铁链锁不住浩荡的风。自由思想者用血泪书写的献给自由的诗篇，必将被历史铭刻在中国文化复兴的记功碑上，并流传千古。

“中国自由文化奖”追求的全部价值在于：以自由的名义，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尊严。◇

中国自由文化奖

“中国自由文化奖”共设有十个奖项。各奖项均为年度奖，每个奖项的奖金均为五千美元；每五年颁发一次大奖，大奖年度的每个奖项的奖金均为五万美元。目前，在海外华人独立设立的华文文化奖项中，“中国自由文化奖”是全球奖金额度最高的奖项。

中国苦难文学，书写禁锢的环境下苦闷的心灵。（摄影／林仕杰）

中国自由文化出版社为中国苦难文学系列作品举行的新书发布会。（摄影／林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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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熄的艺术火焰

_{中国苦难文学}

文 ◎ 陈柏年 摄影 ◎ 林仕杰

整个人类有史以来的苦难都凝聚在一起，也比不过这半个世纪中国人所承受的心灵苦难更苦、更深、更重。在一个苦难的时代，必然召唤以心灵为主题的文学。

投身文学与艺术事业的人们，往往有着最敏锐纤细的知觉、最飞扬热烈的感情。然而在重重封锁与暴政迫害之下，在艺术生命千疮百孔、历经坎坷之后，中国致力创作者，坚强的心灵依然绽放出生命之美的火焰，不禁使人动容。

苦难与文学，渊源密切

由于中国恶劣的政权，制造了心灵巨大的苦难。袁红冰说：“我们指的苦难，主要指的是心灵的苦难。就是在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下，人们的心灵被灭绝，良知被灭绝，人性被迫兽性化，就在这个过程中人心灵感受到的苦难。”

此次论文集的发表中，袁红冰分别以〈理解‘中国苦难文学’概念的要点〉、〈中国苦难文学论——兼论我的文学创作的价值基点〉、〈美、我的信仰〉三篇文章，阐述他认为最深刻、最高贵的文学，要经过苦难之火的焠炼。而当今中国人文化精神与心灵一起灭绝过程中的悲苦，才是万苦之苦。而在苦难中寻求希望的文学，必须是能化苦难升华为理想中的美，生命才能重获意义，文学才能趋于高贵、永恒与不朽。

提到苦难激发他文学创作的历程，袁红冰说不是源于他自身的苦难，而是“亲眼目睹的别人的苦难。”有着蒙古人血统的袁红冰教授谈到他的创作源起：

“我十八岁的时候，就亲自目睹了文化大革命中，蒙古人所遭受的政治大迫害。通过那次政治迫害，中共以残暴的方式，基本上完成了灭绝蒙古人文化精神的过程。……当时，面对蒙古人强大的苦难，我就对着苍天、对着大地发誓，我此生一定要让这些在中国暴政下死去的人们的灵魂重新再复活，让那些美丽而高贵的生命通过我的作品，成为不朽……。所以我从十八岁就开始写作了。”

接下来，袁红冰的创作都与中国大地所发生的苦难密切相关：

“我创作的另一本书，是关于西藏的文学《金色的圣山》，讲藏人的苦难……。那是有一次，我在西藏漫游的时候，看到一道骷髅墙，那是西藏在一九五九年的大起义中，被中共屠杀的藏人头颅所砌起的墙。当时我就对着那面墙、对着一个一个头颅黑洞的眼眶看过去……，我感到，几乎每一个黑洞的眼光都饱含着一种热望，希望我写出他们的苦难故事，希望通过我的笔，使他们得到复活。

我创作的另一本书《回归荒凉》，则是以中国当代高级知识份子──北京大学知识份子的堕落为背景，描述高贵的生命，在整个国家腐败与堕落之下，最后只能回归荒凉。

所以基本上是别人的苦难激发了我写作的欲望。希望能透过我的笔，让这些属于中国的苦难、蒙古人的苦难、藏人的苦难，升华为自由的哲理和人性的史诗，让苦难升华为一种精神价值。”

中国苦难，世界之最

袁红冰进一步阐述中国的苦难与文学的意义：

“那么为什么当代中国要以苦难作为文学主题呢？我有一句话说：‘要想了解一个时代，首先要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而中国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透过见证，半个多世纪以来，生命的悲剧、人性的苦难，在中国大地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一场接一场的悲剧……从一开始的镇压反革命、反右派运动、三年大跃进，饿死四千多万人、文化大革命、接着六四屠城、以后就对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迫害，到今天还在持续。而不久之前又以北京奥运会的名义，开始对藏人的大屠杀。”

袁红冰说：“所以中国的苦难，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有史以来的苦难，都凝聚在一起，都比不过中国这半个世纪，中国人所承受的心灵苦难更苦、更深、更重。所以我说当代的中国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在一个苦难的时代，必然召唤以心灵为主题的文学。”

戒严时期，台湾曾走过

台湾曾经走过漫长的戒严时期，文建会主委王拓回顾那个年代，写作是一个危险的行业，有人因写作而坐牢，如柏杨、陈映真。“在过去的戒严时代，不仅是写出当局不喜欢的东西要坐牢，很多书、杂志、歌曲被禁。但是那个时代的人都非常勇敢地站出来争取政治的民主和言论自由。”

他说：“苦难文学是横贯古今、跨越语言的永恒的文学主题。我们以苦难文学作为主题来做深入的研究，一定会带给社会很多启发。让人、让读者对人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对人性的深入了解，会让人变得更加宽容、更加慈悲、更加有爱心。”

逃避打压，油印手抄传写诗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黄翔

诗人贝岭引述黄翔的这一句诗句，点出了文人在极权下创作的苦难、勇气，与精神。

对于台湾与海外自由的创作人士来说，“文学与艺术”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我们只需以头脑构思，花时间写作，就能轻轻松松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但是在大陆威权封闭的体制下，打压出版自由的环境里，这一群文人简直就是以热血与生命，换取创作的自由。而海外出版就是唯一可行之路。

诗人黄翔就是一位遭监禁铁窗十多年，作品在国内销声匿迹三十多年，后来才被承认的一个显着的例子。即使如此，仍然有人前仆后继的追随谬思传承之火。文革之后发展的“星星画会”与“一行诗社”，就是在一九八零年代以后，两个仍然以地下型态，致力文艺创作多年的重要社团。

远自纽约而来的诗人与画家严力，即是当时不被承认的新锐艺术创作家，星星画会的成员之一。他在会中发表论文〈诗歌刊物《一行》所延续的地下文学精神〉时，就谈到当时创作的困难：

“大概在一九八零年前后，所有的民间刊物都被停刊了。当时的地下诗人圈子里有过一个风潮，油印自己的诗集……当时中国最好的诗人们，就这样弄出了自己的诗集。”

基于对艺术的热爱，很多诗人就以油印、甚至手抄的方式，传写这些诗。诗人贝岭说：“油印之后拿去贩卖，为的是筹措下一本诗集的印制费。”

这些不被当局承认的画家与诗人，后来证明影响深远。来到海外后的严力，就为了延续这样的文学生命，一九八七年五月在纽约提倡并组织了“一行诗歌艺术团体”，主要搜集大陆诗作并发表，迄今已有五百多位作者作品发表，连同港台海外艺术家共七百八十位，实属难能可贵。

被禁声的青春，文学的永存

在此会场外，也特地展出了一些当年文学与诗人的地下作品。诗人贝岭在介绍时，一页页的翻着说：

“我在一九八三年出了第一首诗集，现在看了很感慨……。现在都觉得恍如隔世啊，你看，这是献给一个当时赞助的一个人，这个都是版画，都是油印……一九八三年的第一本诗集，那个时候在中国，我们感受到太大太大的苦难。文革以后的贫困和对于地下刊物、文学的执著与热情，促使我们不断创作。……那真的是青春时候的情诗啊。”

“那个时候，那个时刻我们才有地下刊物这些东西，现在没有了，都放到网路上了。那个时代地下文学就是苦难文学的一部分，会被警方传讯，严重的话还会说你非法出版。……我是二零零零年的时候，还以非法出版被捉进去的。”

不能见面的时代，最好的作品

早知的文学家往往是时代的先驱与良心，也因此在暴虐的时代，注定遭受苦难的命运。贝岭在翻阅多年前的旧作时，不由叹道：

“当时我还很年轻啊，才二十多岁，我已经写了〈我知道我将历经沧桑〉，似乎已经预言了自己的命运。”

在省思地下文学的意义时，贝岭说：

“中国大陆过去的诗歌或是八十年代的诗歌，很多主题是关于‘苦难’；但是后来转向‘性欲’了。台湾也是一样，在六十、七十年代苦难的主题也越来越少了，和中国一样，诗歌脱离苦难而趋向另一个方向……。我认为那些年代也是说明了那是我们写出最好最有情感的诗歌的时代。现在那些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想到这里我也很感伤。我希望有机会我们能有一个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与了解，让台湾的读者或让台湾的诗人，也能知道在我们和他们不能够见面的时代，我们写了什么，我们很可能编成一本书，那是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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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广场上吟唱悲歌

文 ◎ 林秀丽

四月十日下午，结束“中国文学中的苦难主题”和“流亡文学”两场专场讨论后，参与的作家们一同步行前往自由广场，共同朗诵诗作——〈简单的悲歌〉，作为参加研讨会心境的写照。

为丰收准备打谷场吧！

为打谷场准备农夫吧！

为农夫准备土地吧！

为土地准备播种、耕耘和收获吧！

为丰收多准备些喜悦吧！

为打谷场多准备些喧闹吧！

为农夫多准备些汗珠和笑容吧！

为土地多准备些播种、耕耘和收获吧！

但是，为丰收准备掠夺吧！

但是，为打谷场准备空旷吧！

但是，为农夫准备牺牲吧！

但是，为土地准备荒凉吧！

但是，播种的时节农夫冒烟了啊！

耕耘的时节燃烧了啊！

收获的时节农夫变成灰烬了啊！

—–简单的悲歌 孟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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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良心留遗愿

_{王维洛捐奖金缅怀黄万里}

文 ◎ 冯长乐

三次提出的“三峡工程永远不可建”，随江水东流，黄万里遗留一个梦：学岳飞庙，在白帝城铸几个铁像，让短视抢功的人长跪，向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谢罪。

德国学者王维洛因多年在研究三峡工程问题上的独到见地而荣获政论奖。颁奖会上，王维洛念念不忘已故前辈黄万里的风骨，提出将此次所得奖金五千美元捐赠“黄万里基金会”，期盼黄万里的遗愿早日实现。

三峡工程：向中国人开战

三峡大坝工程给中国目前带来的一系列灾难已经暴露。虽然这个工程从提出伊始就被各界学者否决，但在独裁统治和中央集权的中国，终究经历了几代领导人持续在进行着。当初三次上书中共领导人的北京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因秉持良心不敷衍趋势权贵，直言上书遭到排挤和迫害。“今天回过头来看看，这个三峡大坝建设的前因后果到底为何？”王维洛如是说。

“圣人出黄河清”是一个千古的梦，中国人的梦。“高峡出平湖”是一个五十年的梦。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提出三峡工程，要在三峡把长江洪水卡住，要南水北调。一九五六年他写下“高峡出平湖”的诗句，因此就有了这个梦。第二代领导人为这个梦开了绿灯，第三代领导人为这个梦的实现提供了可行性论证的整个过程、批准了可行性论证、同时也批准这个工程开工兴建。从开工兴建到一九九七年大坝截流，那是三峡工程从它的梦的开始到它梦的最高顶点。这个梦境将在第四代领导人手中实现。

那么今天这个梦的结果如何？王维洛说：“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三峡工程的灾难就出现了。什么是人最痛苦的事情？当他梦醒时发现这个梦是错的最痛苦。三峡是中国人一个很大的痛苦，三峡工程给中国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将是很深远的。”

他引述一位作家所言：“三峡工程是什么？它是一个战争，向中国人开战的战争。”“三峡工程从它制造一百一十三万流离失所的移民到现在的起码移民五百多万，这就是向五百万人直接开战的战争。三峡工程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地质灾害的危害，包括现在出现的滑坡、崩塌、地震、上游水库出现的水质污染、以及下游堤岸的崩塌、三峡库区八百八十种稀有动植物的消失，这都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中国在三峡问题上，在中国民主建设问题上，它是向后倒退了。”

黄万里遗愿：铸长跪谢罪铁像

在得到这份荣誉之时，王维洛想到的是已故水利专家黄万里。他认为此次领奖的应该是已故的黄万里。黄万里曾经就三峡问题给中共写了三封信提出“三峡工程永远不可建”。遗憾的是中共没有给他机会表达陈述三峡工程为什么不可以建的缘由。

他披露，黄万里生前有一个梦，他要学杭州的岳飞庙，在三峡的白帝城铸几个铁像，让那几个三峡工程决策所谓“有功”的人都让他们跪在那里，向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谢罪。

因此他郑重提出：“为实现黄万里先生的遗愿，我要把所得的全部奖金捐献给黄万里基金会。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他的学术思想、他的风格。如果中国的知识份子都能像黄万里那样，中国就不会有三峡工程的产生。”

同时他建议：在不久的将来，在这些铸造的铁像面前写上这么几个字：“对不起，我们没有能够阻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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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我们坚守的精神

_{专访赵无眠}

文 ◎ 赵秀华

创作是个人化的东西，一种表达自我的自由书写。透过研讨交流，每一个创作的个人并不孤独。观点不一致没关系，重要的是追求自由与表达思考的权利。

一路风尘辗转由北京来到台北的旅美作家赵无眠，称赞苦难文学研讨会很有意义：“海外的思想、文化、文学、从事文字工作者，比较零散，通过这样的会议，可以使大家聚集在一起交流，也是一个探索的机会。相对于国内那种专制的文化环境，这个会议是另外一种展示。对社会的影响意义非凡。”

创作者的追求：独立自由

赵无眠写诗、写小说，也写评论文章。小说是先锋文学，具有探索性，带有社会批判性，但出国之后就很少写小说了，“因为没有创作的泥土、环境了。”离开中国那个文化环境后，更关注直接的批判、审视人类的历史、社会，便开始写散文及政论。

他认为，“创作是个人化的东西，个人表达内心的需要、一种表达自我的欲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以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并不是真正孤独的。观点不一致、甚至有些矛盾还很尖锐没关系，重要的是我们追求自由、表达思考的权利。独立思考、自由表达。”

他忧心的说：“现在经济上涨，人文没有相应提升，人文环境、人文水平、人文价值，不但没提升，有些方面沦弱、沦丧了。这是我们做为一个文化人不愿看到的。”

赵无眠说话沉稳，每个字都让人感到很有份量。对于中共专治下中国这个大环境，他说：“我们作为文化人，个体来讲是比较脆弱的，尤其相对于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机构，国家机器，他们的方法比较齐全，相对于他们，我们是很弱小的。我们虽然弱小，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他们也不可能把我们的思想牵制、禁锢，尽管我们很弱小。虽然弱小，我们的思想是正的，这一点它永远不可能把我们的思想从肉体上消灭掉的。自由，这是我们坚守的精神、原则。”

文化人的忧心：剥夺独立思想

他批判，中共对文化的摧残非常非常厉害。一党专政的天下，任何小民众、任何小个体对它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任何独立思想都要被消灭、压治，这种改造、洗脑很残暴。

“现在我们这群人还能有那么一点自信，就在于我们没有完全被洗脑，或者曾经被洗过脑，但慢慢的‘恢复记忆’了、恢复自信了、恢复思考的能力了，但到底能恢复多少、或者是你是不是能彻底的反叛，很难说。”赵无眠有感而发地说道：“有时候思想看起来好像对立得很厉害，打来打去，还是中共模式，都是一个妈妈生的。所以我痛恨一切党文化，包括一切集体意识、煽动民族情绪。人民的意志怎么能有谁来代表呢？人民的意志是个体的，怎么能由什么人、什么组织代表呢？”

赵无眠提到，现在网路上发表言论的发展，就像是“暴民专制、暴民文化，对个人进行讨伐，很可怕。对思想者来说，这种统一化是最可怕的。群起而攻之，是很可怕的群众暴力。”他解释道：“这种暴民文化是共产党文化的延伸，流氓式的、加上暴君式的。你无法辩驳、无法对抗，群起而攻之，会置人于死地，很多人受不了语言围攻而自杀。做为一个思想家来说，要很坚强，包括忍受孤独。”赵无眠认为在文化上，要开创一个多元、共存的时代，一个真正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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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悦呼吸自由空气

_{作家、诗人印象记}

文 ◎ 赵秀华

第一次来台湾，台北的温柔让香港小说家戴萍不舍离去；诗人蒋浩也说，从北京来到台湾，心情放松许多；而社会文化工作者杨雨，则珍惜此一学习机会。

结束了为期四天的中国苦难文学暨戒严与后戒严时代的台湾文学国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学者带着对台北的依恋和美好祝福匆匆离去。几天的相处，像是结缘，像是久别亲人的相聚，点点滴滴还印在心头。这些用青春和生命为中国自由文化开路的人们，怎能让人不敬羡呢？

戴萍：台北才是我的爱

第一次来到台湾的香港小说家戴萍，台北的一切都对她都有着极大的诱惑，一草一木都让她感到亲切。几天来她对台北人的公德心和素养大加赞许。甚至对计程车司机的服务品质和待客之道印象甚好。她无不后悔的问自己：“为什么我十七年前没有来台湾而是去了香港？我现在才知道台湾才是我应该生活的地方！我真的舍不得离开这里。”

比起香港人的冷漠、行色匆匆，她认为台北倒是多了许多宁静、平和和稳定，即便是向陌生人问路，他们都是那样亲切和蔼，就像遇到自己的亲人一样的感觉。“台北太温柔了，这里才是我的爱。”

在一次晚宴上，戴萍谈到自己。她说：“我是大陆安徽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明报》等香港媒体做过多年记者。因为心中很多梦想，非常向往成为小说家，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说自己想说的话。”于是几年前，她辞去记者职务，专心从事小说创作。她认为以小说形式来写纪实文学，比较有趣，很真实。她说能坚持到今天，也是因为遇到这些有着相同理念朋友们的鼓励和帮助。

戴萍说：“现在文学中都是表现很现代的东西，把传统的文化、民族的精华都丢掉了。当我来到香港中文大学，读过很多历史书籍，才发现中国传统的东西真是浩大精深！整个视野都不同了。我人在香港，但面对大陆的发展，看到一些事情，就想用小说的方式写出来。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探讨人性。”

蒋浩：自由的空气让精神愉悦

光头、一身牛仔打扮、说起话来略带四川口音的诗人蒋浩告诉我：“从北京来到台湾，心情放松很多。呼吸到自由民主的空气感到精神愉悦。”他说，这个国际研讨会开得非常好，在学术问题讨论上大家都很严肃认真。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很自由。畅所欲言。

蒋浩大学毕业后去了成都，后来在海南生活三年，在大学教美术史，然后又到新疆和西藏考察写生。目前生活在北京。他看到，在中国大陆目前商品经济大潮充斥各个领域，向钱看成为很多人的追求。在这种文化沙漠中生活的人，精神和心灵是干涩的。蒋浩感慨，“在中国写诗既不挣钱还要赔钱，很多人只好放弃。”

虽然创作的是现代诗，蒋浩认为形式的探讨还是得了解传统，从传统上立足。他谦称自己说不上有什么成就，就是喜欢用诗来表达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表达对人生、艺术的理解，觉得诗的语言较有魅力，单纯的为创作而创作。过着简单、隐居式的生活，蒋浩甘之如饴。

杨雨：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四川“成都草堂读书会”成员杨雨，主要从事社会文化研究，期以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事件，做出独立的见解、判断。他对于能够被邀请来台北感到十分欣慰。他说：“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两眼炯炯有神、一身西装的年轻人杨雨介绍说：“在成都我们有一个名叫‘成都草堂读书会’的地方，是成都市民公共话语交流平台，融合了各种身份的人，从乞丐到教授各类人士都有。比如有杨远宏教授，有上访人陆大春，无论何人，只要来到这个平台——读书会，他们都能够得到一个自由表达的机会。”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这个“读书会”聚集了一些比较清醒、不随波逐流的人。

杨雨说，草堂读书会有几个原则：无组织、无经费、无结论。“为什么说无结论呢？因为有时候探讨一些学术性话题的时候，我们只是探讨不作结论。读书会半个月开一次，目前有三十人左右。以前多的时候能够达到百多人，房间都坐不下。”

杨雨曾写过一篇文章〈我看于丹现象〉，通过这个现象，他分析出现在中共还是利用国际学术界的学术理论，来为中共专制的统治服务，也就是中国大陆在宣传媒体的一些表现。“于丹现象”正是利用文化研究中的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这一套学术理论来执行策划和操作。他最后提到，在中国那个没有新闻自由的环境里，要作学术文化研究，只能看外媒，这样才能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客观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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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文化的精神圣徒

_{十位得奖人简介}

文 ◎ 陈柏年

中国自由文化．人权奖：胡佳

胡佳，北京著名维权人士。多年来，胡佳关怀弱势群体，多次深入农村关注爱滋病防治地区，为保护爱滋病群体做了大量工作。尽管面临严重的政治干扰和威胁迫害，胡佳始终把人权原则置于现实考虑之上，显示出强烈的人文关怀。

不幸的是，胡佳不能亲自接受、也无法知悉他获得此一荣耀。因为在二零零八年四月三日，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胡佳有期徒刑三年半。

中国自由文化．法学奖：高智晟

高智晟本为中国十大杰出律师之一，曾为无数贫困百姓自费申冤，赢得全民好评。其后当他发现法轮功是当前被迫害最严重、肇古今不曾有的邪恶荼毒善良人民之极时，秉持律师正义直言的精神，向政府发表了三封公开信要求停止镇压法轮功。如今，高智晟律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已失去音讯。

高智晟律师从对社会的不公正、违法问题的关切，进而实践个人信仰，维护人民权利。他的维权运动固守了最根本的人权原则的追求，在现今中国的法学领域，已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自由文化．诗歌奖：江婴

“尝尽人生味 唯余死不知 真诚邀一梦 大笑越雷池”“千年古国囊中物 九野苍生策下牲”

阅读江婴的以古典格体写作的诗歌，常令人有正气浩然吞江河之慨，并要为中国时蹇命穷之运放声恸哭。他的诗作因题材敏感而不为主流媒体所喜，但是民间与海外声誉甚隆，诗作一出，海内外争睹，有“杜甫”、“诗魂”之称。

耿直铁骨的江婴，曾因言论被当权者打为右派，饱尝二十二年艰辛岁月，以血泪为墨，发为诗歌。年逾八旬的老人，至今仍然勤于笔耕，延承中国诗歌风骨不辍。

中国自由文化．哲学奖：周钰樵

自二零零三年开始，周钰樵以及所参与的成都草堂读书会，开始固定集会。这是一个民间独立的沟通平台，集结了各领域的人士，提出了许多值得思索和研究的问题。例如呼吁公民维权的必要、抢救与建构真实的历史，对抗官方虚构的资料、唤起知识份子的责任……。在这些问题的思索与探究中，周钰樵及成都草堂读书会，显示了一种独立的、超然的、突破既有意识形态禁锢的努力。

中国自由文化．新闻自由奖：黄琦

一九九八年，四川的黄琦成立“天网寻人事务所”，一九九九年设立“天网”，冒着危险解救了七名受害农村少女，帮助二百多个家庭阖家团圆。他不仅提供免费寻人服务，还协助无处申诉的蒙冤者申诉。

十年来，黄琦为突破中国的资讯封锁、新闻封锁，维护民权，进行了不竭的努力。尽管他为此成为最早因为互联网问题遭受关押迫害的人之一，出狱后仍然一本初衷，在人道立场上毫不动摇。彰显了新闻从业者始终如一的关怀和对新闻自由的信念。

中国自由文化．史学奖：谢泳

在现今中国大陆知识界中，历史学存在“以论带史”的治学方法，在研究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此外，社会与知识的封闭，也使大众对真实历史有着惊人的无知。谢泳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爬罗剔抉、真实不虚的发掘史料，重现了民国，当代知识份子的历史。他对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思想与活动、对于民国以来大学制度的研究和论述，以及与现今社会和知识界的对比，在当今社会和知识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自由文化．小说奖：马建

一九八七年，马建以一篇〈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在中国大陆遭到全面的封杀，却也声名远扬。旅居海外二十年来，他始终如一地坚持文学创作与探索，在这期间他创作了数十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文学评论集等。

旅英作家马建花了十年时间，以长篇小说《肉之土》获小说奖。他以书面发表自己写作动机，是因为中共的“和谐社会”是用政治恐惧的砖堆砌的，是以丧失思想道德为代价的。作家恐慌的不是思想道德的堕落，而是没有挣到很多钱。在这个被中国搅浑了的金钱时代，他认为作家必须沉思，用真诚去触摸灵魂。

中国自由文化．经济学奖：张清溪

获得经济学奖的台大经济系教授张清溪，是台湾重要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理论著作在台湾经济学界极具代表性。张清溪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他所从事的有关中国国民党党国资本主义，及其黑金政治与不当党产处理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运动，对于台湾民主意识的民众启蒙和民主转型有着巨大的贡献。

张清溪在致辞时表示，他曾经因为要解决台湾党国经济问题，从学术界投入政治运动，党国资本主义在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后，已解决三分之二的问题。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身为法轮功修炼者的张清溪已淡出政治运动从而开始关注中国党国经济结构，并对中共破坏中华文化相当关注，在获得首届“中国自由文化”的肯定后，他许诺未来对复兴中华文化会更用心，他认为只有解体共产党，才能重返中华自由文化。

中国自由文化．政论奖：王维洛、周勍

二零零七年度政论奖得主北京的周勍和德国的王维洛，两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时下世界最关注的中国社会和现实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翔实具体的分析和论述。

周勍以食品污染问题为主题，王维洛博士则以三峡水库、环境污染、国土问题为焦点。尤其可贵的是，两位获奖者忠实于学术上的研究，即使面对当局政治态度的强大压力，也毫不退缩。周勍认为，食品污染问题无法解决的关键在于制度，谎言和恐怖导致了社会和私人在食品问题上的走向。王维洛则认为，三峡问题的关键是决策者以政治统帅干涉科学，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三峡将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

政论奖得主周勍。（博讯）

政论奖得主王维洛。

中国自由文化．文化成就奖：贝岭

评奖委员会认为，流亡美国的贝岭是最近十几年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少有的几个在文化上确有具体成就的个人，他的成就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创办的《倾向》杂志，被国际汉学界公认为是近五十年最好的中文文学刊物之一，促使中国的流亡文学家重新开始了对话和联系。二、在国际笔会的督促下，贝岭创建成立了《独立笔会》，使得中国另外一个依附于权力的作家协会不得不将自己排除在国际笔会外。贝岭的这个贡献是历史性的。三、创办《倾向》出版社，并在台湾出版一系列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为台湾文学界、台湾社会和世界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本文转自第67期>封面故事(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