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6日讯】拆墙者不再认识筑墙者。中共要“关起门来做皇帝”。极权中国已被西方接纳，新的浩劫难用世纪来计量。
我们赶到的时候，那墙还在。
遍体鳞伤的墙体上涂满了自由的口号，真是一座冷战的坟墓。西面这一侧，四面八方赶来的人都以砸下一块墙土为快，那情景，不知为何令我想起《三国演义》里董卓遗尸街头，洛阳百姓蜂拥而去，争割那厮一块肉的描写。东德军人三三两两还在墙头巡弋，长筒皮靴谨慎躲闪着攀上墙来的西边人的无数手指。许多青年在墙前留影，想把自己同这一历史瞬间定格。我站得远远的望着，心里却只有一股楚酸，为我们自己的那个广场。
勃兰登堡门前
一九八九年冬季，我在欧洲四处演讲，绝望地复述着那个广场和那个大陆……友人南茜来电话：“柏林墙开了！咱们去吧。”她领我们几个流亡者从巴黎赶去，火车穿越比利时和西德，在莱茵平原的晨雾，和那童话般恬静的西欧农舍、林带中穿行。一进入东德，某种似曾相识的单调和压抑袭来，仿佛是一个冰冻在过去的世界。东德警察上车来验签证，我竟冷丁觉得就要被捕了，把那本通行欧共体的蓝皮难民护照都攥出了一手汗。
我们当然只能进西柏林，这个一九六二年靠西方三国空运一切达十四个月的“孤岛”。西柏林街头拥挤不堪，估计每天有二百万人从柏林墙东德那侧过来，而西柏林总共只有二百万人。勃兰登堡门前万众欢腾，像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搬过来了，只是欧洲的风格，华尔兹、手风琴和萨克斯管，飘荡的花裙和飘荡的卷曲唇须。
我们却没有这种心情，黯然离开狂欢，去找当地《每日报》的主编聊聊。她已在忧虑统一的问题，说墙打开了，总理科尔赶来演讲，即兴引在场的数万东德人唱西德国歌，他们不唱。向她问起天安门，她说，东西德都怕天安门在这里重演，有些事很微妙，昂纳克是主张压制的，但不愿武装镇压，取代他的盖尔茨则同戈尔巴乔夫有改革的默契，周围国家对东德也有制约，使它不可能单独像中国那样干法。军队和警察都看到了镇压的后果，这是天安门对东欧的影响，她强调。只是一些微妙的差别，却是本质的不同。
暮色中我们去东西德边界一个著名的关卡｜｜“四国权力”才能通过、好莱坞影片中常出现的双方交换人质的那个桥头。一路伴行的都是返程的东德人，要从那个卡子回去。到桥头天已漆黑，我们随着东德人鱼贯朝桥中央走去，一直走到东德军人出现的地方，同一个上尉聊了几句：
“你能过来吗？”
“还不行。将来会的。”
“听说过天安门吗？”
“是的。那真可怕。所以我们才选择另一条路。”……
回巴黎不久，就传来罗马尼亚起义的消息。那晚，我们正在一位崇拜达赖喇嘛的法国女士家里作客，电视萤幕上布加勒斯特的民众正攻打电视台，报导说死了数千人。我忽然哭起来，那位女士问怎么啦？
“为什么又要死人？”“……”法国女士只摸摸我的肩头，没说话。
推倒“假墙”的隐喻
二十年后，欧洲政要再次聚首勃兰登堡门下，玩了一个轻松诙谐的游戏：重新推倒一座“假墙”｜｜沿着柏林围墙的旧址，德国学生们制作约一千个彩色、涂鸦的大型塑胶泡骨牌，组成一公里半长的一道多米诺“围墙”，由波兰前总统瓦文萨扬手推倒第一块，接下来是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与西德前外长根舍，其象征意义是，柏林墙倒下引发的连锁效应和新欧洲的诞生。
这厢，中国人“站干岸儿”似的欣赏着这一幕纯欧洲式的游戏｜｜这一次，中国媒体放肆地报导这个经典的专制崩溃话题，因为它跟中国无关，或是“柏林墙”倒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涉及中国，它在中国从来没有倒塌。它的确是一座“假墙”｜｜西方人大多认为市场经济和ＷＴＯ已经摧毁了中国的“柏林墙”，所以二十年后那一晚，柏林盛典空前，夜空烟花璀璨，十万人冒雨参加盛大露天音乐会。
他们看不见另外一种墙。他们的眼睛｜｜那对自由、开放、市场的蓝眼珠子，只能辨识斯大林式的、混凝土结构的“柏林墙”，却对免挂马克思标志的一道隐形墙没有反应，或者说，从那墙后只要送出廉价产品来，他们就断定那里已有一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决不会再有“柏林墙”。
拆墙者不再认识新的筑墙者，这是一个“后冷战”的大故事，甚至，这才意味着真的“冷战终结”。因为，一种新的游戏开始了，西方人还没来得及从“鸟巢”上空眼花缭乱的焰火里醒转过来呢。
墙的历史，并不是从一九四五年才开始的。“柏林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欧洲人的游戏。东方有更漫长的筑墙史，和古老得多的城墙。那和混凝土毫无关系，梁思成说，北京城墙内心都是“灰土”，用黄土、白灰、沙子混合，浇上糯米粥，蒸熟再反复夯实，数百年下来，坚硬如铁。若再推到秦始皇筑长城，干脆将尸骨筑到城墙里，让死士防守在城墙内心里｜｜这样的防御概念，有几千年历史了。
中国“打墙工艺”的现代化
我很久都没有弄懂华夏文明不具扩张、出击的“侵略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原来，那不过就是“关起门来做皇帝”而已，不喜别人来问家务事。当然城墙是必备条件。于是，在这种格局底下，统治模式和城墙防御技术二者，其中必有一项与时俱进，方能维持，设若集权方式不变，则打墙技术势必不断改进。
毛泽东的四九中国，与西方绝交，受苏联卵翼，干脆闭关锁国，效仿朱洪武“片帆不准下海”，倒也简单，无非神州里面“不爱红装爱武装”，筑高炉放卫星饿死人，外面爱莫能助。如此闹到崩溃边缘，实在混不下去了，邓小平痛定思痛，悟出“改革开放”一计，挽救江山。但毕竟匆匆，未及思量这“开放”使防御工事全然废弛，居然闹到京师长安街血肉横飞，于是还要痛定思痛一番。
门是不能再关上的，否则哪里去弄钱来救江山？老百姓要喂饱了才消停，这是千年定则，看来“防御工事现代化”是唯一选择，原先那“四个现代化”都是扯淡，“第五个”（政治）则免谈，如今才想到这“第六个现代化”，观念太落后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不知道进口橡皮子弹。
“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要从“关门”的稳定，发展出一种“开门”的稳定观，全赖构筑一道什么样的城墙，从软体到硬体，从中国传统到泊来品，都有讲究。互联网跟着降临，不是坏事，“万里长城”要借西方新技术，一直构筑到虚拟空间去。耗资数百亿的“金盾工程”｜｜深入到一家一户的全国性数位监视网?，是“洋为中用”，把挑战转化为机会，使远古的秦始皇筑墙工艺，得以升级换代。
中共“心防”：民族主义
资讯封锁、言论箝制、出版监控等等，都是“柏林墙”组件，但只能防那明火执仗，也防不胜防；而像毛主席那般靠魅力唬人，骗到你的心眼儿里去，叫你到死还在喊“万岁”，又是可望不可即，魔力难再；我们的文明传统可有“承传”之处？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设防到每个人的心里去，至少是有启发性的，可是控制到“灵魂深处”的全能主义，需要迷信配合，文革前的清贫社会尚可，眼下这人欲横流的世道，就不大相宜。“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怎么忘了封闭时代的老冤家西方和洋人了？叫你们使了廉价劳力、赚了丰厚利润、污染了山河，正好继续骂你们“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用来设置组装一套新的洗脑软体｜｜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个积累了二百年痛苦的?据库，可以提取压倒一切的“天理”，供体制任意使用，去尽情煽动那未曾治愈过的“民族心理挫折感”，并借此收缴有关个体的一切资源，最大化关于民族、国家、集体、党的所有含义。这个意识形态，又在相反的方向上，洗涤“民族国家”怪兽半个多世纪的血腥劣迹，抹掉社会和个人的常规记忆，使九○后的世代，对历史一无所知，便可一劳永逸地把“万里长城”筑进他们的内心。
“民族国家意识”，这个在欧陆十九世纪上半叶居主宰地位的老旧意识形态，比往昔任何时候都对中国政权具有利用价值，而北京拿捏、玩耍它的技巧，也较从前大为精致。因为毛泽东时代打了一场可称平手的“抗美援朝”，除了称卑苏俄，确乎大刺刺地“独立自主”了十年，中国人则饱受家门里“阶级斗争”之罪，并无“外辱”可言，那时的民族主义，还是抗日的余热和抗美的兴奋，大约不过虚火而已。
后“六四”二十年就不同了，有国际制裁在先，外资大举荡涤在后，而平民百姓失去“社会主义福利”，跌进“资本主义火坑”，统统从“主人翁”沦为廉价劳动力，生计艰危又无病老保障，这股民间底火如何疏导？自然还是要他们去恨洋人，是最划算的。
江泽民政权一手引进外资，一手煽动仇外，把民族主义打造成里外通吃的一柄双刃剑，是比文革排外模式更“先进”的伎俩。在崇洋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九○后世代，与生俱来有一种对西方的“爱憎交织”心结，也被这个体制充分利用，模仿毛泽东“孕育”红卫兵一代的故事，将他们塑造成一代“愤青”，则是一个显见的例子。植入民族主义“心防”的中国青年，即使留学西方，也较难接受普世价值，且毫无民族歧视的羞耻感。民族主义也延烧到海外，给五洲四海的华人社会以“认同慰藉”、撑腰快感，顺便也抹除“六四”屠杀铸成的耻辱，又乘势欺负弱小藏族维族，给国际社会以“大汉族主义”的恶感。
全能主义的修复：竹幕变绸幕
不要小觑这二十年的稳定，说它无非是一种“恐怖平衡”。设若这道民族主义心防不存在，中国的“水深火热”早已酿成天下大乱。
毛时代闭关锁国，令民智凋敝；“开放”又任凭商业化资讯荡涤一通，价值体系基本解体，却在这样的精神废墟上，一个濒死的极权体制，竟可以神奇般的复苏其所有低劣卑鄙的功能，又如何解释得通？
“民族主义城墙”，抵挡普世价值流入中国，使得这个体制得以事半功倍地施展其动员能力，以应付社会动荡和天灾人祸，反过来又不断修复、润滑破旧的国家机器，中南海处理汶川大地震、大办奥运和国庆阅兵，皆可作如是观。西方以“雪耻”解读北京奥运和国庆，自是不错，但隔着一道隐形墙，外面看不见其国家机器的修复迹象。
眼下中国的情势，跟清末相比如何？最大的不同，是朝廷的强弱在天壤之间，晚清积弱自咸丰算起，已近百年，而中共目下正在国力强盛时期，对突发事件的控制能力，非毛邓时代可比，以下是一例：
二○○七年底，河南宝丰县附近一个军械仓库保管员张红宾，因下棋争执击毙科长，携带一只五六式冲锋枪和约八十发子弹逃跑。此案引致济南大军区副司令、参谋长、总政治部保卫部副局长、省军区司令等，赶到现场坐镇，成立侦破联合指挥部，调用强大警力设卡堵截、查缉布控，甚至急调一辆装备二十五毫米机关炮的九二式步兵战车，对逃犯藏匿处猛烈攻击，炸成废墟，再调两辆消防车灭火。
别说晚清，即使民国、国民党，也不会为了一个叛卒，而惊动总兵乃至一省的督军。中共虽草木皆兵，动辄出动野战军，但此例也显示其动员、应对能力的极端与夸张。我们亦不难估计，五千儿童死难的汶川地震之后，中共基层行政、警察，特别是所谓“维稳办”，在阻吓、化解家属追讨公道、真相的那种控制能力；又遑论零八奥运、零九国庆，对北京近乎“空城”式的严控。一次奥运办下来，可视为中共彻底搞定国内，不仅对异己力量绝对控制，也在大灾面临发挥全能主义式的动员能力，并将一切民怨压制到最小范围，这样一个政权，也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残局、文革后邓小平扶江山于既倒时，所远不及的。
在另一层视野里，经二十年严酷压制，中共成功修复其旧体制，又因国库丰裕而令西方艳羡，以至“全球化”论说甚嚣尘上，实质上是国际社会对极权中国的接纳。这次东西方联手的“中国崛起”，给予中国人的浩劫，恐怕难用世纪来计量了，而矫正的力量连一丝都看不到，让四九年毛氏革命的崛起望尘莫及。
二战后丘吉尔曾用“铁幕”（IronCurtain）一词，定义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其边界即“柏林墙”，而它在亚洲的扩展尤其中国，则叫“竹幕”（BambooCurtain），当时周恩来竭力否认，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在撒谎。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定义今日中国？对西方来说，它是不是一道“绸幕”｜｜柔软，却纹丝不透？
──转自《开放》09年12月号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