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9日讯】在前两篇评论中，我对过去三十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这两个因素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除了这两个因素以外，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也对推动中国的高速增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制度安排的特点也对当前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的特殊困境难逃其咎。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过去三十年里走过了从完全的个人集权到极少数人协商专权的历程，有点类似于市场结构中有独家垄断到寡头垄断的转变。在这个政治结构中，国家的政策更多地反映了主要精英集团之间的利益妥协，常常与普通大众的利益并不相符。就像在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下，商品的价格常常是几家寡头集团根据他们的利益讨价还价的结果，而并不反映真正的市场供求关系和消费者的利益。
但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短期内却完全可能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就国内政策而言，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减少民主运作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就国际经济交往而言，它使得国家能够利用举国优势，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获取一定的利益。
从国内看，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不惜一切手段帮助强势集团人为地压低生产成本。这些手段包括：长期忽视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劳动条件；压低他们的工资水准；忽略它们的医疗和养老保险；放任不法经营者通过破坏环境和资源的方式追逐高额利润，等等。各级政府官员还利用手中的土地控制、银行信贷、行政审批等资源，与企业界进行利益交换。
从国际经济关系看，中国可以利用政府动员资源和控制社会的特殊能力来积极支持某些行业或者企业的发展。例如，国家可以利用特殊的土地、税收和银行信贷等优惠、利用放松对企业污染环境的限制，以及放任企业对工人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的压制等做法压低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转嫁给社会和劳动者，但是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好处则为投资者们独享。
应该说，所有上述做法在一定时期内都能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压低生产成本和得到政府补贴都是提高企业利润率和扩大市场规模的重要手段；而提高利润率和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则是促进投资最强大的吸引力；而投资本身就是经济增长。
但是这种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超经济干预的副作用也十分显着，这些副作用包括经济结构的扭曲和经济效益的低下。例如，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的消费不足的经济困境在相当大程度上来自于这样的人为压低劳动成本的增长方式。它使得收入分配极度不公，从而损害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消费能力。又如，国家对出口行业的超经济的干预也使得中国经济对出口行业的依赖过于严重，从而在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显得十分脆弱。
此外，政府还利用各种国家机器对弱势利益集团采取了高压政策。这在一方面使得中国省却了不同利益集团在经济决策和执行过程中讨价还价的时间和成本，使得国家促进增长的政策得以快速的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家失去了及时调整不合理政策的时机，各种矛盾也以此而得以长期积累。一旦普通民众和获利集团的利益冲突激化的时候，或者是当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不利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当这内外两种矛盾同时发生的时候，中国的危机将有可能比任何国家更加严重。我将在下一篇评论中讨论当前危机对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剧烈冲击。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