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本題為《天安門文件》的書，在海外引起了极大的注意。這也正表明：“六四”事件，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這個事件不重新評价，中國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真正的進步。而這本書的出版，對于“六四”事件的重新評价，有重要的意義。
据我所知，籌划該書的出版，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了。很多學問家在討論這些文件的真偽，而作為一個反對派人士，我更關注這本書透露出來的政治含義。
從書的內容來看，很符合當時的情況。而書在此刻出版，并且采取了先“英文后中文”的出版順序，顯然是有意圖的。這是中共內部權力斗爭激化的一個重要的標記。
中共進入“后鄧時代”后，江澤民集團面臨執政合法性的危机。他們一方面要爭奪鄧的遺產，以鄧的繼承人自居；另一方面要擺脫“六四”屠殺的關系。党內反對江澤民的力量，正在聚集，試圖在中共十六大前占据上風。
文件的發表，對江澤民最不利。雖然文件中表露了李鵬在屠殺事件中不可推卸的責任，但這不過是再次証明了人們原來的想法：李鵬本來就是屠殺的元凶之一。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江澤民在“六四”前已經被确認為總書記，進入北京，參加了屠殺事件的指揮。江澤民的責任已大白于天下。
并且，江澤民顯然也不是鄧選中的繼承人，而是由保守派的陳云、李先念推荐上任的。而當時鄧更中意李瑞環。從文件中人們看不到李瑞環与“六四”事件的關聯。
從書中我們更可以看到，中共決策的兩大特點。一是非程序性和非民主性。趙紫陽的下台和江澤民的升遷，均是由中共一些老人私下開會定下的。這种會議，沒有發言、表決的規則，完全是任意妄為。二是非理性。在“六四”事件之前，李鵬就想推翻趙紫陽取而代之。所以，他千方百計地要使他的強硬鎮壓路線壓倒趙的溫和路線。如果趙能以溫和的方式解決問題，則李鵬就失去了机會。所以，他要推動戒嚴和血腥鎮壓。只有開槍殺人，李鵬才可以打倒趙。這是權力之爭決定了政策的制訂。所以，分析中共的動向，不能僅僅從理性出發，而要密切關注中共決策中的非理性因素。
我們一直表示：愿意与中共內部的民主力量合作。而政治上的合作，往往不需要公開的協議，更需要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原載《苹果日報》日期：2001 年1 月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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